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一直接受着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的瞻仰。据报道，2018年6月21日，为纪念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署名文章13周年，在浙江省嘉兴市举行了“红船论坛”。本届红船论坛的主题是“红船精神的时代价值”。13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在开幕式后的首场主旨发言会上，当地宣传部门领导发布了《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成果，确证了嘉兴南湖会议的举行日期即中共一大闭幕时间为1921年8月3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党的诞生地，或瞻仰红船，或亲笔题词，勉励我们“沿着南湖红船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是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红船精神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红船精神是继五四精神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培育和创造的又一独立精神形态，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精神文化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习近平同志《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中说：“‘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所引用的两句诗，出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董必武。

    1964年4月5日，正值清明，细雨纷纷，董必武同志重返嘉兴南湖，登上红船，回忆中共成立的情景，思潮起伏，于是挥毫题写一首七绝《清明节游嘉兴南湖烟雨楼》“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这首诗明白如话，不需要过多解释。在“烟雨迷濛访旧踪”的清明节，董老想到了什么呢？我猜测，他应该想到了“初心”。

    “红船精神”昭示我们，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没有或丧失理想信念，就会迷失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就会像一盘散沙而形不成凝聚力，就会失去精神支柱而自我瓦解。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初心。作为中共的创始人，这些一大代表的初心是否改变呢？我们就来一一复盘。

    首先，让我们看看以下五个人：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李汉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烈士。

    王尽美，因积劳成疾而病逝，年仅27岁。“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尽善尽美唯解放。将“尽美”变作自己的名字，来彰显自己的志向与主义。那就是为全人类实现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死前留下遗嘱：“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终其一生，王尽美的初心都没有改变。董必武曾写诗追忆王尽美：“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追忆英年早逝的革命战友。诗中的“恩铭”，就是邓恩铭。

    受过列宁接见的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是12名代表中年纪最轻的，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擅长写诗。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在出席中共一大后，他写诗表决心：“读书济世闻鸡舞， 革命决心放胆尝。为国牺牲殇是福， 在山樗栎寿嫌长。”被捕后坚贞不屈，临刑前写下绝笔《诀别》：“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邓恩铭被国民党山东当局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30岁的短暂一生，也没有改变初心。后人有诗赞之曰：能歌且善吟，烈士邓恩铭。对敌斗争很，反腐不容情。临难不苟免，憾望南雁行。水家山川秀，奋斗育诗人。

    何叔衡，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参会者，在苏区被誉为“反腐先锋”“红色管家”在红军突围时中弹牺牲。兑现“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毛泽东对他赞誉颇高，评价道：“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何胡子是苏维埃的一头牛”。血洒长汀余浩气，犹悬明镜照国人。何叔衡捐躯十周年之际，谢觉哉写了一首《感旧》诗：“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临危一刻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随之撰挽联曰：“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名之所至，谤亦随之”。这短短16个字的对联，既是希望，也是勉励；既是对人，也是对己。何叔衡的初心，正如诗里的梅花。

    陈潭秋，反动派动用了各种酷刑和各种形式的逼供，逼迫陈潭秋“脱党”，始终拒不屈从，并进行针锋相对斗争，被秘密杀害于天山脚下。始终是跟着党前进！从党的一大起，十二分之一的陈潭秋同志，就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天山脚下。陈潭秋的初心，正如天山上的冰雪。

    李汉俊，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不久脱离中共，北伐时又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破裂后，李汉俊以“共党首要分子”被逮捕并处死。虽然李汉俊脱离共产党又加入国民党，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很多党员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这与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加入国民党有本质的不同。“刑场犹忧祖国殇”所以李汉俊仍不失革命本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大浪淘沙千古事，留名青史气轩昂。

    除了李汉俊之外，曾主动脱离共产党的还有李达、包惠僧、刘仁静，三人可以算是迷途知返。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陈独秀闹翻，进而脱党，解放初受毛泽东之邀重新入党。毛泽东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后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文革”爆发前后，李达连遭批斗，病重不准治疗，生命垂危之际向毛泽东写信求救，但为时已晚，最终含冤病逝。第一次是在1920年夏入党，1923年秋退党；第二次是1949年12月入党，1966年8月25日，在李达去世的第二天，李达被党组织开除出党。第三次入党是在李达去世14年后的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李达可谓“脱党不变志”，初心犹在。

    包惠僧，1924年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脱离共产党，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1949年11月，包惠僧从澳门回到北京，1949年11月率全家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二天，董必武就请他吃饭。董必武告诉包惠僧：“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那天，周恩来跟包惠僧作了长谈，最后说：“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79年7月2日，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神秘老人”，终于寿终正寝，默然辞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