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被视为“托洛斯基反对派”，并开除党籍。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出狱后脱离托派，在国民政府谋职，逐渐投靠国民党。“访托征途肝胆烈，一生坎坷暑寒煎”。1949年后，刘仁静离开国民党来到北京，投奔昔日同事，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1950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声明，承认错误，表示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此后，曾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

    “文革”爆发后，刘仁静一度入狱。1978年获释，1986年，中共中央又遴选刘仁静为国务院参事。这对于他来说，虽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但毕竟是中国共产党落实政策的体现，对一个耄耋老人来说，仍不失为一个很大的安慰。1987年遭遇车祸身亡。

    包惠僧、刘仁静脱党后没有再加入中共，尽管两人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但初心已然改变。这13人中，有3人沦为“反革命”的历史罪人。陈公博、周佛海两人脱离中共后加入国民党，抗战时又叛蒋投日，随汪精卫组建伪国民政府，成为大名鼎鼎的汉奸。1940年3月，他在南京汪伪政府就任要职。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并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张国焘企图分裂中共，另立中央，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1949年，张国焘逃往香港，1966年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抗战爆发后又投奔国民党，成为可耻的叛徒。这三人，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誓言和初心。

    还有两位没有出席一大的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政府以里通外国的罪名判处死刑。他的初心，可鉴于临刑宣言：“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陈独秀，是中共初期的领袖，后被开除党籍，几年后推举为托派的中央书记，1932年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提前获释。他既不愿意返回共产党，也拒绝与国民党合作，最终病逝于四川。在生前和死后，陈独秀被扣上包括叛徒在内的至少九顶帽子。要问他的初心是否改变，或许很难定论。另外，还有两名出席中共一大的国际代表，后来都受到党内政治冲击并死于枪决。一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荷兰人马林，死在纳粹德国枪下；另一位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俄国人尼克尔斯基，被当成内奸处死。

    这样盘点下来，在中共一大代表和创始人中，命运最好的，恐怕就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坚持初心，中国革命也“充分折射出党的艰难”。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领导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大浪淘沙，这些代表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最后的洗礼，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缔造的伟大时刻。弘扬红船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弘扬红船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与创新，弘扬红船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实践创新，弘扬红船精神．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弘扬红船精神．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由此，我想到了两句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要干一番大事业，再艰难曲折，都必须坚持坚持再坚持，时刻牢记不忘初心。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党派是如此，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民族亦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