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1895—1969），现代桐城人(今属枞阳)。早年就读于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任安徽宣城师范校长。民国11年（1922）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任国民党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八一”南昌起义时任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受聘为第一届、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民国36年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明确提出武力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农工为主体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翌年在香港和沈钧儒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坚持革命、坚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路线。同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转抵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曾任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时候的章伯钧，真是春风得意，他每年都要赴各地视察、出国，还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会。章伯钧参加人民政协以后，立即被中国共产党委以重任，在筹组阶段，他负责参加起草著名《共同纲领》，这实际上是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章伯钧被划为右派，与中国知识分子那段悲惨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在那个残忍、疯狂的年代，章伯钧的病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彻底、有效的治疗，他终于在1969年5月17日带着人间深深的不平，带着内心无限的悲怆、愤懑，含恨去世。

    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的章伯钧被打为共和国第一右派，划右以后的章伯钧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人们只在需要反面教员时才提到他，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章伯钧在政治上则从此丧失了许多权利。他再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表正式演讲，无权著书立说，无权看高级干部阅读范围的文件，无权参加游行、集会等群众性欢庆活动。他的政治地位从原先的高峰一下跌入了深谷，并多次检查、接受批判。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就如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篇著名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描绘的那样。只是因为他过去有名望，又是知识分子，因此，他才被冠以“右派”而没有被定为“反革命”——而实际上，“右派”就是反革命。

    整天看到的是头顶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当时，章伯钧内心还有一个深深的隐痛：他觉得自己对数十万右派分子，感情永远无法摆脱歉疚。在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等人相比，他的“认错”、“认罪”行动是最早的，他对家人说：“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为此，他下了决心检查认错。昔日许多朋友不敢再登门了，一些过去非常亲密的人，这时见了他形同陌路，对他不理不睬；敢登门的也就是那几个右派“同类”，如罗隆基、龙云、黄绍竑、陈铭枢、陈铭德、邓季惺、冯亦代等。他死后，少有人去吊唁慰问，张伯驹夫妇是第一个前往吊唁的。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章伯钧，身后没有追悼会，他的骨灰与普通去世的人的骨灰一样，寄放在老君堂内，李健生对此并不计较，反而说：“他和普通人在一起，非常好。”比起死后连骨灰也找不到的罗隆基来，章伯钧还算不幸中之大幸。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将章伯钧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章伯钧在地下终于获得最好的归宿。

    章伯钧作为一位对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卓越贡献的职业革命家、视天下为己任的优秀知识分子，却落得如此悲惨结局。极“左”岁月留给后人的思索是沉甸甸的。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的那本几乎全都是记载右派分子往事的《往事并不如烟》的书中，透露了章伯钧对毛主席的评价。章伯钧对章诒和说：“毛公是无私的”！

    1986年5月23日章伯钧夫人李健生代表章伯钧将生前苦心珍藏的古籍全部捐给安徽省图书馆，这批古籍共有明刻本277种、2239册，清刻本53种、323册，全系珍贵善本图书，具有很高的价值，章夫人李健生在《章伯钧先生藏书赠书目录》的扉页上题词：“来之于民，还之于民。”其境界之崇高，令人震撼。为了购买、保护、珍藏这批典籍，章伯钧、李健生夫妇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毕生的积蓄。其间蕴含的精神和情操更是无价之宝，将光照后世。

    施世琥《清明有怀章伯钧先哲口占一首》

    文革风云鲁殿倾，荒唐罪宥杀联盟。
    早知鸿鹄非凡辈，已镌英才万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