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是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专治明史，毕业后留校任教，专讲明史。颇受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的提携。1937年起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7月，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1月取北平后，吴晗参加了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长，历任北京历史学会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吴晗•谈骨气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

    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吴晗实际上是说人要有民族骨气，不能甘心当亡国奴，而“为国家争光荣”。然作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没有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多成就，这都是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留下的遗憾。

    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马少波咏诗以祭吴晗同志：“勤政京都古镜悬，书生本色爱天然。一出朗朗清官戏，十载沉沉太史冤。翰墨有缘感知己，絷维无计祭文山。风标千古如椽笔，每展春秋忆大贤”。

    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其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之外，他积极从事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工作。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43年吴晗写了《由僧钵到皇权》一书，走的是“影射史学”的路子，用以影射蒋介石的文字狱；新中国诞生了。“一切都变了，新的中国，新的人民！……”吴晗发自内心的激情欢呼着。春风得意马蹄疾，吴晗焕然一新。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他那段时间的写照。积极参与政治的吴晗在学术研究中颇为重视毛泽东的意见。而到了六十年代改写为《朱元璋传》又变成了“命题史学”。他在不少公开场合大谈“红太阳”如何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见，并且删去朱元璋文字狱的残酷事例，以达到迎合上意的目的。同时又以明史专家的身份，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也把彭德怀说成是“假海瑞”。恰是在这真假海瑞之间，吴晗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1966年文革开始后，吴晗也没能逃脱文革的狂飚，其与胡适的书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正式逮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构成举世震惊的文字狱。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84年，清华大学修建纪念亭，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晗亭”。吴晗先生手持书卷，神采奕奕，庄重祥和。吴晗先生的形象，以及他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学者风范，将永远铭刻在清华学子们的心中。

    “曲水生能几？旗亭慕所思。浦东今握手，何憾月圆时”。如今很多国人在看到教科书上看到这一段文革序幕时，很难想象一出京剧的写就与排演竟能牵累出中国历史上最为骇人的十年动荡。吴晗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使他对胡适的“读书救国”论颇为怀疑，抗战中积极投身政治，然而，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吴晗再也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最终落下“尔曹身与名俱灭”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