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小学的时候，经常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听到有关外公的事情。我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外公，他的名字叫何云。外公在年轻时就投身革命，经历过大革命洗礼及白色恐怖考验，最后在1942年5月太行山反击日本侵略者大扫荡时，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同日壮烈牺牲,年仅38岁。外公是我党早期新闻战线的杰出人物，创办巜新华日报》华北分社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为华北敌后抗日新闻宣传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201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中，外公何云名列其中。在晋察冀抗日烈士陵园，何云与左权将军相邻安葬。父亲生前曾去烈士陵园纪念过从未谋面的丈人。

    几十年来，母亲徐如珍作为何云烈士唯一的遗孤，一直没有被各级政府部门正式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存在记忆中的那些事，已经开始模糊不清起来。92岁高龄的母亲唠叨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是革命的种子！作为儿子的我有责任还原历史，完成母亲的心愿。让母亲烈属身份得到确认，这既是对已牺牲76年的外公何云烈士的一个交待，也是帮母亲实现期盼了几十年的愿望。

    外婆徐文英出生于1901年，属牛。徐文英父亲徐宝彝、母亲俞氏生有二男（大儿子徐锡璜、二儿子徐锡炎）三女（大女儿徐文英、二女儿徐文珠、三女儿徐文婉）。徐家祖上原在杭州做钱庄生意，后家道中落，到徐宝彝这代时，从杭州迁居到故乡上虞下管，靠轮种宗族祭田和做点小生意为生。长子徐锡璜长年在上海一家经营棉花生意的公司做账房，全家的生计主要靠徐锡璜的工资收人。1925年，徐文英24岁时经人介绍嫁给丰惠永和朱巷村的朱士翘（何云烈士的原名），何云当时是20岁。1927年12月28日，他们的女儿出生，属免。

    何云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就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后从事教育工作，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怀疑和监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外公的处境已十分危险。为保护家人安全，在女儿出生约5个月时，将妻子徐文英及女儿送回娘家，宣布休妻，放弃女儿。徐文英的父亲徐宝彝在1930年的时候,曾到朱巷朱士翘家去取回正式的休书,徐宝彝的孙子徐松庆曾见到过这份休书,他说：休书上面讲到正式结束婚姻关系，休妻是因为朱士翘要远离上虞去参加革命。当时母亲已有3岁，这与外公为躲避敌人的迫害，离开上虞去上海后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时间上是吻合的。由于年代久远，徐松庆已不清楚该休书放在何处。外婆被休后，暂住娘家。经人介绍，约半年后，嫁给陈家岙村名叫钟应敖的亡妻男子，他与徐文英生有三女，现均已亡故。解放后，外婆随大女儿生活在陈家岙村。大女儿家子女多，比较贫穷，母亲经常接济他们。特别是70年代初火灾烧光了房产，是母亲出资帮他们全家度过难关。在我印象中，外婆是个旧式的小脚女人，没有文化，也不善言辞，一直生活在贫困中。外婆1993年去世，享年93岁。

    外婆徐文英改嫁后，母亲就成了孤儿，无处托养，亲舅舅徐锡璜正好死了女儿，于是决定收我母亲为养女，改姓徐，取名如珍。徐锡璜后生了个儿子，名叫徐松庆，比母亲小5岁。徐锡璜对我母亲非常疼爱，视为己出,他培养母亲读到高小毕业，使母亲在文盲较多的农村山区小镇算是一个文化人。母亲在1952年参加革命工作，曾担任下管区政府的妇女干部，1954年与父亲黄张新结婚。到60年代她调到下管供销合作社工作，先后担任过助理会计、营业员、门市部副经理、出纳等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父亲在嵊县被打倒，下管供销社的个别领导乘机诬蔑母亲贪污公款，企图为极左政治加分。当时母亲的压力很大，既要担心父亲安危，又要与极左分子周旋，我们家处于最艰难的时候。

    我出生于1961年9月，母亲把我送到养父弟媳妇家寄养,我是由这位我叫外婆的亲戚养大的，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得以健康成长。在我14岁时，父亲黄张新从嵊县调到上虞梁湖公社任党委书记，母亲也调到梁湖粮管所工作，从此全家结束了十几年的离散生活，在梁湖团聚，我的学业和成长从此走上了正轨。我曾有过一个姐姐，比我大4岁。据母亲说，因为工作忙和经常下乡，将姐姐寄养在下管镇的一户人家，大概在3岁时，出麻疹护理不当而去世。

    从我懂事起，曾无法理解外婆与外公怎么可能会有这段婚姻关系，一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一个才华横溢的社会活跃分子，一个拥有最新人生理念的年轻的知识精英，怎么可能选择一个既是文盲又大4岁的女性结婚。只能归结于是那个旧时代的安排，是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家境已经败落的太外公给儿子包办这样一个没有爱情基础的媳妇，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所有的当事人都是受害者。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不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官迫民反”式的革命，恰恰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自身社会变革的失败，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破产，无数原本祖上是书香门第或殷富之家，纷纷走向没落，陷入绝境，我外公一家就是典型的案例。拥有知识文化，却被那个破败的旧世界抛弃的知识分子，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渴望打碎那个旧世界，建立美好自由富强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在这个进步的阶层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坚定的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先进分子，我外公就是其中的一员。

    外公是那个旧世界的反抗者，从在上虞老家的经历和思想言论，从家庭背景到婚姻结果，都表现出他已与那个旧时代决裂，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为创建一个美好的新中国而不懈奋斗。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是不会被家庭拖累的，更不会惜命而放弃斗争，正是这种追求光明的激情和信念，支撑着外公一路艰险地走下去，经受住了国民党监狱的酷刑，在太行山极其危险和艰苦的环境下，和他的战友们去开创我党在敌后华北的新闻事业，用笔为武器，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中，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陷入敌人包围的时候，他向战友最后说的话语是：“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已。”可以想象得出，在外公被日本鬼子的枪弹击中倒下的那一刻，在他的脑海中最后映现的，仍然是要让苦难的民族复兴，要让苦难的人民解放；仍然是他热爱的党的新闻事业和整个报社的安全，而不会去顾及其它。

    我外公的事迹现存列在杭州云居山浙江省革命烈土纪念馆，上面有一段催人泪下的记载。1949年外公的故乡丰惠解放，外公的母亲徐杏美和妹妹朱双燕去解放大军中打听阔别了19年的儿子的下落时，得到的却是唯一的儿子已牺牲7年的不幸消息，那种悲痛欲绝的场面和凄凉无比的心境是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无依无靠的徐杏美一直与女儿相依为命，为照顾母亲，女儿朱双燕终身未嫁。从朱巷村调查得知徐杏美、朱双燕母女俩后迁居到上虞丁宅，直到亡故。写到这里，我巳泪流满面，作为何云烈士唯一的外孙，我为外公何云光辉和壮丽的一生感到无比骄傲。革命者为了革命的理想抛家舍命，牺牲后他们的家人也同样作出了牺牲。文天祥有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外公已经完美地达到这样的境界，他的生命早已溶入到了民族解放事业，他与无数革命先烈一样，是新中国的奠基石，也是今天中国繁荣富强的最初开拓者。今天，我们腼怀先烈，纪念先烈，就是要继承先烈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永远地传承下去。

    从50年代开始，母亲一直没有放弃找寻生父的努力。据她说，50年代外公的烈士证书被他的妹妹朱双燕领去了，母亲曾要求她归还父亲的烈士证书，但没有成功。建国后外公的所有社会关系都在他的出生地朱巷村，烈士证书交给他的妹妹是正常的。后来考虑到外公那边的家人生活比较困难，烈士证书有些优抚待遇，母亲便不再提这件事了。因此，从那时起我母亲作为何云烈士唯一遗孤的身份没有得到正式确认，在外公的朱姓家族和养父的徐姓家族内，老辈人是知情的。据母亲回忆,1958年她作为妇女干部曾去朱巷村宣传过移风移俗办婚事。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在何云烈士的堂侄子原上虞物资局朱乃君局长陪同下，我父母第二次去朱巷村，并在朱巷村何云故居（现已拆除）住了一晚上。朱巷村的群众听说何云烈士的女儿来了，很多人都来看母亲。这事现从朱巷村90岁的原生产队队长朱茂传处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