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年份，回顾董必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及发展初期的历史贡献，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光辉历史，学习和汲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德、情操和精神，并沿着由他们所开启的道路继续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创办新型学校 传播革命思想

    1919年，寓居上海的董必武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结合自己投身民主革命的经历，以及对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深刻思考，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自此，董必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征途。而要实行阶级革命，走俄国道路，必先要唤醒和组织群众。董必武与同在上海的李汉俊等人经过精心筹划，决定从宣传新思想、提高民众的阶级觉悟入手，立即着手办两件事：一是办报，二是办学。

    1919年8月，董必武由上海返回武汉，开始了全新的革命事业。由于资金募集的困难，办报的计划中途搁浅，董必武遂将精力集中在创办一所中学上。在董必武的艰辛筹措和众多热心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私立武汉中学于1920年3月正式开始招生。学校成立后，董必武为利于办学，提议由当地知名的教育界人士担任董事长和校长，而自己则实际主持学校的各项工作。

    为了更好地发挥武汉中学在教育、宣传和组织群众方面的作用，董必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努力降低费用，吸收更多的家境贫寒和农村子弟入学。学校董事会办学章程规定：报考武汉中学的费用比本地区同类学校低六分之一，学费低三分之一。同时，教职员工只拿低薪或不支薪，在工作中一人身兼数职，以尽可能减少开支。二是十分注重学生的思想进步和道德提升。董必武以“朴诚勇毅”为该校校训，亲自教授两个班的国文课，采用白话文教学，并精心挑选了古今中外具有人民性的优秀诗文作为教材内容，以培育和启迪学生的新思想。三是引导学生逐步树立革命思想。董必武“设法为学生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并指导学生编写了《政治问答》等，引导学生关注时事政治；邀请李汉俊、钱介磐、恽代英等先后到校作演讲，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使学生得以在学业和思想上并进”。

    在董必武的努力下，武汉中学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不少师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据统计，武汉中学教师中有5位成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1927年冬爆发的鄂东“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10名领导人中就有5名毕业于武汉中学。

    创建党团组织 发展革命力量

    1920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同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致函董必武，希望董必武等在武汉组织起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接信后与陈潭秋密切合作，立即着手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也高度关注武汉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他在1920年8月委派已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湖北鄂州人刘伯垂来到武汉，协助董必武筹建党的组织。1920年10月，在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举行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又称“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正式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等7人。会议“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经常驻机关部工作”。此后，董必武等继续扩大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至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共有九名成员，其中工人党员两名。

    为团结教育广大青年，董必武与陈潭秋又随即在武汉中学建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7日，在武汉中学召开的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上，董必武发表了讲话。他认为：“新思潮正向我们扑面涌来。我们怎样对待呢？自然要投身到正在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他鼓励学生们同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作斗争，他以五四运动为例，强调“不应当说我们人少，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着手改造社会……不要把我们看得分文不值”。董必武的讲话极大鼓舞了参会青年的革命斗志。不久，董必武、陈潭秋等又建立了汉口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很快又在各大、中学校建立起支部，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中积极宣传，促进了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发展。

    同时，董必武等还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这一公开的组织，组织了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等团体，深入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他“要求各读书会成员深入到劳苦工人中去，了解工人，结合工人的生活状况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

    董必武等在武汉建立起了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积极发展党、团组织的力量，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在武汉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参加中共一大 共创全国组织

    1921年7月初，董必武和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抵达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向大会全面汇报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和本地区党团的活动情况，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

    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时，与会代表在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上最初意见并不一致。以李汉俊为首的一派在党的奋斗目标上提出要“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党的组织原则上提出“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以刘仁静为首的另一派则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董必武根据自己多年的革命实践和独立思考，与大多数代表一道批评了李汉俊、包惠僧等的错误意见，最终基本确定了党的纲领。

    在讨论如何对待孙中山的问题上，包惠僧等认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一样，甚至比北洋军阀还要危险，与孙中山联合，容易使群众彷徨”。董必武则结合自己的革命经验认为，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目标和策略方法上虽然存在不同，但不能把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相提并论；孙中山自成立兴中会以来所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是应该肯定的。他还主张为了反对革命阶级的共同敌人——北洋军阀，应当联合孙中山。董必武的意见实质上提出了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时要建立统一战线来反对共同敌人的正确思想。然而，此次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却主张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在党的三大上得以纠正。

    会后，董必武和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总结了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战斗口号。董必武以其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坚持真理、不盲从他人的优良政治品格为中共一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中共三大提出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鉴。

    领导学生斗争 团结组织群众

    一大闭幕后，董必武与陈潭秋返回武汉。不久，他又参加了孙中山计划的在鄂西举兵讨伐盘踞在湖北的军阀吴佩孚的军事行动。后因敌众我寡，后方补给困难，且遭到吴佩孚与四川军阀的两面进攻而最终失败，董必武于是由鄂西返回武汉。此时，在武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女师学潮”，董必武受命领导了这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