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我国人民世代称颂的美德。敬爱的董必武同志就是具有这样美德的光辉典范。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两年，董老已是近八十高龄的人了，仍花了极大精力关心林业，为实现绿化祖国的宏伟理想日夜操劳。当时，我正在中南局分管林业工作，曾多次受到董老的当面教诲。今天，在他老人家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日里，追忆董老当年的谆谆教导和革命实践，他那种全心全意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风格，始终激励着我们为实现绿化祖国的理想而继续奋斗。

　　老骥驰驱，志绿神州

　　一九六四年，我国战胜了暂时经济困难，形势开始全面好转。林业状况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仍然极不相适应。木材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一部分省区仍在遭受着旱涝灾害的威胁，加快发展林业成为一件极为紧迫的大事。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底召开的二届四次人大会议上，专门就林业问题作了发言，会后还亲自到各地去视察林业，宣传林业，动员全民大办林业。

　　这年的一月上旬，董老到了武汉，湖北省委正在召开全省林业会议。一月八日，董老亲切地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地、市和省直有关厅、局的负责同志，并在会上着重讲了发展林业的紧迫性。董老说：“我们中国的林业应当赶上象芬兰、瑞典这样的先进国家，如果象现在这样发展，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克服我们的困难？”董老列举了国家对木材的需要量和林业的现状以后，接着指出：“现在是否可以提大办林业的口号呢？我看现在可以提这个口号。我们要急起直追，赶上去，实现林业的现代化，跟上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讲话的第二天，董老离鄂南下。在武昌到广州途中，心情很不平静，不停地注视着列车两旁的山山水水。当他看到武昌至岳阳段植树很少的时候，就记下来，告诉省委的领导同志。他看得那样仔细，连坪石到广州段有几处缺树也记下了。夜深了，董老仍然不时地望着窗外，无法入睡，便提笔写诗两首。这就是后来发表的《人民公社生产队要大办林业》和《铁路公路旁植树》两首。董老期望在不远的将来，祖国到处是“满眼青葱茏”。到广州，立即将诗篇寄给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同志。一月二十日，又给张体学同志写信，对植树造林问题的两首诗作了具体解释，进一步阐述大办林业的重要性。

　　二月底，董老到广东省的林业先进地区——湛江去视察。湛江地区原是缺材少林地区，自然灾害十分严重，但他们响应毛主席“绿化祖国”的号召，每年春节期间，党政军领导带头植树，大搞群众性的造林运动，经过七、八年的努力，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起了变化，地下水位升高了，缺柴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董老非常赞赏湛江的经验，后来还多次提起这一地区的电白县这个好典型。董老反复强调大办林业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他说：“过去提出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大都从国家木材缺乏、人民需要的经济效益方面考虑得多，把植树造林同实现农业为基础的总方针联系不上。因此，过去对植树造林的问题，林业部门考虑得多，其他部门却想得少，认为这是林业部门的专业职务，自己用不着重视。殊不知植树造林搞得好的地区，可以保持水土，改良土壤，防旱防涝，防沙防风，对保证农业丰收，能起重大作用。电白县委为了农业丰收，先从植树造林做起，取得了农业、林业两丰收。”“植树造林不单纯是一个解决国家木材缺乏、人民需要的问题，也不是林业部门一个部门的职责问题，而是保证实现农业为基础的总方针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各方面都应当从自己的角度，重视植树造林，当成自己的任务。”

　　这年八月，董老又风尘仆仆从北京到了山东烟台地区。在视察当地驻军的时候，专门把部队的领导同志找来，着重谈了造林问题。当部队的领导同志汇报到每年都组织部队参加地方植树造林时，董老非常满意，再三鼓励部队：“如果全国的解放军同志都象你们这样，每年抽点时间同群众一起造林，不用多长时间，绿化祖国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他还要烟台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直接同驻军商量，使军民联合造林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董老说过，大办林业“不是今天干一下算了，而是要一直贯彻下去。”他这样说，也这样要求自己。次年夏天，董老不顾炎热的天气，再次到湖北省，先后用八天时间，视察了漳河水库和四湖排灌工程，经过武汉市、孝感、荆州、宜昌地区许多县境，检查了一年来的造林情况。董老不仅同省委、省林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谈林业工作，而且还到基层，亲自同农民、学生谈造林问题。视察以后，董老系统地向湖北省委作了指示，鼓励广大干部和群众要把造林工作“终身地搞下去”。湖北省委当时出发了《通知》，指出：“董老是八十高龄的人了，这样热爱林业，关心林业，我们青年人、中年人怎么能不好好地干！我们必须遵循董老的指示，以‘身在荒山，胸怀祖国’的雄心壮志，老老实实地干，把我们的工作落实到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山头，每一块苗圃，每一片幼林，力争在尽快的时间内，把全省四旁、荒山都栽上树！”

　　一九六六年三月，为了推广各地发展林业的经验，董老不顾年迈，继续到中南各省视察，并且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同志写信，还同各省的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在董老的直接关怀下，当时中南区各省的植树造林工作有了很大发展。

　　加快绿化的宏伟设想

　　董老热爱林业，关心林业，并没有停留在宣传号召上，他有一套完整的设想，以及为实现这一设想的一套办法。

　　在三年经济困难后、国民经济好转的初期，国家财力、物力仍有很大困难，怎样才能加快发展林业？董老反复强调，我国林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国家搞成片造林固然需要，但是，动员农民、职工、学生、军队等各行各业植树造林，大搞群众运动，是迅速发展我国林业的基本立足点。董老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各地视察工作时，细心调查研究群众植树造林的具体办法，并且不断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套加快绿化工作的设想。

　　董老提出：“动员农户植树，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领导农户大办林业。”他说，我国农民有一亿一千余万户，各地农村周围都有空地，如把农户折半计算，得五千余万户，每户每年植十株树，每年就可增植五亿余株树。动员农户见缝插针，在住宅周围和水渠边，每年植树十株，逐渐消灭村旁空地，然后由近及远，消灭社、县所属的荒山荒地是可能的。董老认为，从用材林说，成林期一般以三十年为计算，设想从植树时算起，规划三十年植树，三十年后，每年可采伐五亿余株，二十株一立方米，可得木材二千五百万立方米，伐后如数更植，可保木材永不匮乏。

　　在参观了湖北省当阳县河溶中学的植树造林后，董老说“全国学生也是植树造林的一股伟大的集体力量”。他说，全国学生有八千余万，若以五、六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和大中学生算，可参加植树的不下二千万人，折半计之，亦可得一千万以上。如每年每人植树十株，即可得一亿株以上。按三十年累计，可得三十亿株以上的成材林。三十年后，年伐一亿株，即可得木材五百万立方米。

　　在同交通和铁道部门研究公路、铁路两侧造林时，董老提出这些部门应当“把植树作为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视察山东烟台驻军后，他设想“各省区利用驻屯军队，每年造林，有计划地消灭荒山荒地”。董老提出这些设想，都从实际出发，算了细账。从外地回到北京后，他郑重地将以上设想提交给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不久，董老又提出“要制定一个植树造林的规划”，全国应有全国的规划，省区应有省区的规划，专、县应有专、县的规划。为使规划切合实际，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首先从一个县做起。调查本县宜林荒山、河流、铁路、公路、水库、渠道等有多少，能植树造林的农户、军队、学生、铁路公路的道班、养路工人各多少。有了植树的面积，有了参加植树的人力的总数，就可以定出一年绿化的面积。也就可以作出几年可以绿化全县的规划。如果各省区都这样做，就可以作出全国的规划。

　　董老认为规划制定之后，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加强领导。他说，省、地、县、公社各级党委都应有一位书记或副书记分工管林业，应有一位省长或副省长、专员或副专员、县长或副县长、公社主任或副主任分管林业。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时，必须布置造林工作，领导干部下去检查工作时，植树造林是检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董老经常提到，广东、中南的植树造林比较好，主要是陶铸同志重视。他每次开会都讲造林，每到一处检查工作必定检查造林。董老认为，要把加强领导问题作为一种制度，这样，植树造林才能普遍地持久地展开。

　　用典型经验推动群众运动

　　在领导大办林业的工作中，董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办事，多次告诉有关同志：“植树造林工作，在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做出了规划以后，省、专、县级主管林业的同志，就要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亲自下到公社、生产队蹲点，直接帮助社队的领导解决其动员农户参加植树的困难（包括定林权、育苗圃、筹经费、找技术等等），使社队乐于从事推动农户参加植树。”他要求在一两个点做好了这些工作以后，再总结经验，逐渐在面上加以推广。

　　一九六四年三月，为了探讨农户每年植树十株的设想是否可行，正在广州的董老亲笔给湛江的地委书记、专员写信，请湛江地委抓一、两个大队进行试点。湛江地委的领导同志，按照董老的指示立即到一个县进行试点。他们通过试点，认为董老的设想符合群众的要求，是能够实现的。董老又亲笔给正在基层蹲点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的领导同志写信，请他就地找个大队试点。广西的情况同样证明，农户植树的设想不仅能够达到，而且超过了。董老得到各地的试点结果后，极为高兴，当即给他们回信说：“这些都给我精神上莫大的鼓励”。也正是董老的信，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大搞农户造林，给广大干部、群众以“莫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