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６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大厦的大礼堂进行最后的、也是此次大会最庄严的议程：参加会议的五十个会员国的代表（波兰政府代表于１０月１５日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故后来一般说五十一国代表签字），在联合国宪章和另一个包括过渡办法的文件上签字。签字仪式在肃穆的气氛中进行。按照大会商订的程序，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正午时分，董必武同志用毛笔代表中国共产党签上了“董必武”三个刚劲有力的楷体字。

　　这是历史上不同寻常的镜头，又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董老能够作为一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到旧金山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也是经过一番不小的斗争才得以实现的。

　　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７日至１０月７日，美英苏三国和中英美三国的代表，先后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根据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愿望，为避免再罹致世界战争的劫难，拟定成立一个国际性机构，来负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并建议机构的名称叫联合国。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决定４月２５日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那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已打了七年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在飞速的成长壮大。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些外交官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抗日战争“是成功的”。（谢伟思：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９日备忘录）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当局曾想一手包办代表团的组成，这当然是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不能接受的。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８日，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多次致函“调停”国共关系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强调指出：“决不能仅由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设若国民党独占代表名额，将不仅为不公平与不合理，并将表示他们的见地是要分裂中国。”经过多方几次交涉，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派人参加代表团，但仅给了一个名额。党中央经过周密研究之后，决定派德高望重的董老作为代表团的成员赴旧金山参加制宪会议。

　　１９４５年４月６日，董老从延安乘飞机抵达重庆。当天，中国民主同盟举行茶会。沈钧儒、冷ｙù＠①、黄炎培、章伯钧、陶行知、史良等四十余位著名人士到会。会上，董老激动地说：这次旧金山会议代表的决定，我党中央是极不满意的，而我们所以出席，则全为吾人之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屈求全精神，并为国际和平而奋斗。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董必武先生是代表劳苦大众，欢送董必武先生是欢送中国人民的代表。重庆妇女界也举行茶话会，欢送董老。

　　４月１２日晨，年逾花甲的董老带着全国人民的心愿，在秘书章汉夫、陈家康的偕同下，乘飞机离渝赴美。当时处在战争环境，途中交通条件很差，乘坐的是没有座位的军用机。飞机要首先飞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转飞中东，跨非洲，横渡大西洋，到巴西，再北飞纽约。旅途的辛苦和劳顿是可想而知的。２１日，董老乘坐的飞机终于在纽约的莱加弟机场降落，在纽约小住休息之后，在旧金山会议正式开幕的头一天（６月２４日）到达了旧金山。

　　“金门朗月窥窗隙，照见离人彻夜苏。”“热闹文明夸富丽，紧张生活斗新奇。”这是董老在旧金山所赋《旅居美国旧金山杂诗五首》中的两句，也是董老及其随行人员在旧金山紧张工作情况的写照。

　　旧金山制宪会议于４月２５日下午４时半正式开幕。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全部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反法西斯各国举行的盛会，五十个国家二百八十多名代表和一千七百多名顾问、专家、记者聚集一堂，会场周围还挤满了关心这次大会的人群，气氛十分热烈。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更引起新闻界的兴趣。５月１日，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董必武同志自然成了记者们注目的对象。美国记者好奇且友好地请董老站起来同大家认识。董老当即落落大方，微笑起立。记者们看见站到他们面前的是一位温文尔雅、令人起敬的长者，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一位记者询问董老：旧金山会议的成功，是否将有助于造成中国内部团结与和谐？董老欣然回答：“是，但非是直接的。”语言准确、简洁而有分寸。他的答复由译员译成英文后，主持招待会的宋子文高声重复了一遍，听众均鼓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