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大文学家、书法家苏轼有两句诗：“我虽不善书，好书莫如我”。董必武同志很欣赏这两句诗。１９６３年，甘肃武山一位喜好书法的医务工作者给他寄来几幅书法作品，为了酬答，董老就书写了这两句诗回赠这位同志，可能是想说明自己也是个不善书法然而却酷爱书法的人吧。

　　其实，这第一句“我虽不善书”，并不符合董老的实际情况。他的书法不仅根底厚，功夫深，还具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应当说，他很“善书”，而且是一位有成就的书法家。

　　第二句“好书莫如我”，则比较符合他的实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主要做两件事：读书和写字。读书、写字是他的两大爱好。他孜孜不倦写字数十年，很少间断。

　　董老生活俭朴，吃穿用都随随便便，把节余下来的生活费用于买书和碑帖。他把这些心爱的碑贴装满了两个大书柜，放在卧室里。一部部碑贴经他亲手整理，夹着他亲笔写的名签，井然有序地放在他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的地方。遇到半夜睡不好的时候，不必惊动他人，一起身就可以浏览这些心爱的书法作品。１９７５年，他逝世后，这些碑贴连同他的大量藏书，已遵照老人生前的意愿，全部献给了国家。

　　董老写字之所以有成就，完全是靠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勤奋。

　　他小时候，在父亲和叔父的严格教育下（父亲、叔父都是读书人，父亲是清朝科举时代的增生、叔父是廪生），不管天寒地冻还是暑气蒸腾，每天坚持刻苦练字。他在少年时期字就写得不错了。１９０３年当他十七岁进考场时，他的考卷除了言之有物、文笔清丽之外，字体也挥酒流畅，刚劲有力，给了考官很好的印象，使他顺利地考中了秀才。１９１０年当他以最优等五名中的第一名毕业于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时，他的字也深得教师和同学的同声嘉许。

　　以后在他投身革命的漫长岁月里，尽管工作繁忙，任务紧迫，但只要条件允许，他尽可能不荒废写字的功课。就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他的马褡子里也装着笔、墨、砚，每当宿营时，不顾行军的疲劳困顿，在墙壁上大笔书写标语，宣传党的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既进行了宣传，也完成了写字的功课，真是一举两得。

　　全国解放，他进了北京，担负起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虽然年纪一天天老了，身体一天天差了，但生活却比过去战争时期安定多了，时间也比过去更有保证，所以他写字就越发勤奋。挤时间坚持写字，成了他的一条学习和生活准则。即使外出视察、开会或休息都不例外。１９５７年１２月，他从广州写信给子女说：“……这次离京是养病，每天除看报外，写寸楷六十四个，小楷一百四十四个……总不让日子白白过去。”在遗留下来的一摞写满寸楷的纸张中，他在最后一页空白处写道：“１９６９年２月养病广州，写千字文一遍，日写一百二十字大楷，最后剩四十字，用大楷则一纸不足，改用较小楷书写完余白。特记其始末。今日写楷大小一百六十字。２月１１日，八三老人记。”

　　平时，他常把毛笔的铜笔帽装在衣袋里，走路、坐车或休息时，习惯地把笔帽掏出来，象运笔一样用手握着在空中划来划去，借以加强手指和手腕运笔的力量。他有一张照片，是在海滨的沙滩上拍摄的，照片中的他正在用手杖在沙上写字。

　　十年浩劫中，他的心情很坏，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尽管胸中怀着对国家、人民和革命前途的无限忧虑，他仍不时提笔写字，直到卧床不起。

　　董老写字非常注意节约纸笔。董老写字常用旧报纸，本来这已是“废物利用”了，但他还是按照多年的习惯把正反两面都写满，直到一张张旧报纸都被照样充分利用之后才扔掉。

　　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纸张非常缺乏，董老找到一块有机玻璃用来写字。写满以后，就用水冲洗，用抹布擦干重新再写。他为找到这么一个节约的办法感到十分高兴。

　　有时他也买小学生用的大字练习本写字，每一本都要写满最后一页才算完，绝不能剩下一些空页不写。

　　他也很爱惜他的毛笔。每次写完字都要把笔涮洗干净倒插在笔筒内晾干。遇有毛笔开胶掉头，就用早备好的自家庭院内桃树分泌的桃胶把笔头粘好，用细线缠牢，继续使用。

　　北京解放前，华北各解放区在１９４８年已连成一片，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币制也统一了。董老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同志们请他为新发行的人民币题“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当时他的工作非常忙，但仍是不辞烦劳、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反复写了不少遍，直到同志们从中选出比较满意的一张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