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同志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国革命的先驱，更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好老师。

　　我于１９２４年就认识了董老。在他创办的武汉中学，我边学习边工作。他是教我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又是引导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老师。

　　（一）

　　１９２４年春，我因家境贫困，又不甘为地主扛活，受其欺凌、盘剥，于是离开家乡湖北黄安县（今红安），跟随武汉中学的学生余义民到武汉谋生。余义民是我的远房亲戚，也是董必武先生的外甥。我先在武昌为一家饭馆当杂役。后来，董先生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让我到他主办的武汉中学去。我十分高兴。

　　记得当时有这么一件趣事：我一跨进武汉中学校政厅的门槛，心情就十分紧张。心想“我是个孤儿，家里穷得叮当响，只读过一年私塾，万一董老师要考考我，不就糟啦！”果然不出所料。董老师见了我先问我念书和个人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让我读一读北墙上的横幅“朴诚勇毅”四个字。那里，我只认得前面三个字。董老师立即教我读这四个字。并解释道：“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训。朴就是朴素，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决心干到底。”

　　“您说得对，我们穷人就是要联合起来和地主老财斗到底！”我把自己晓得的那点“马列主义道理”大声背了出来。未曾想我倒得到了董老师的夸奖：“噢！原来你也是个革命家嘛！是个不简单的小老乡啊！”这时，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实际上，我还十分幼稚，什么也不懂。只是把听到别人说的这么一句话背诵而已。

　　“好啦！从今天起你就在学校先当校工，边学习边做些杂事吧！”董先生说。听到这话，我的心里热呼呼的，把心放了下来。

　　从此，我在董必武先生任校长的这所大学里半工半读。董老师亲自给我们上课，讲中国历史、国语等课，更主要的是向师生进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灌输革命思想。我们读了《共产党宣言》、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及《新青年》、《湘江评论》、《觉悟》等书和杂志。除了学习之外，我还要为教师、学生烧开水，打开水，扫院子，擦桌椅。一次，董老师问我：“才芳，工作累吗？”我说：“不累。我很愿意干呢！”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以前你为别人干活，为填饱肚子，为生存而卖命。而现在呐，你为革命、为战友、为人民作贡献。你的心情当然就不一样了。”是啊，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主人翁”这词的含义。从此，我工作、学习得更加自觉。当年，我就参加了团组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的学习基础差，董老师常常给我开“小灶”。他对我说：“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我懂得董老师正是教导我刻苦学习。从此，别人学一小时，我学两小时，别人睡觉了，我晚上加班加点学习，而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背书了。

　　一天夜里，我在教室学习，竟然趴在课桌上睡着了。董老师发现了，不忍心叫醒我，帮我熄了灯，关好门窗，离开了。第二天，我发现董老师的那件旧大衣盖在了我的身上……那大衣上补了两块好大的补丁。在１９１９年开始筹办武汉中学时，董老师当掉了自己穿的唯一的一件皮袍，凑足２０元钱作为办学费。他的吃、穿、用再简单不过了。但是，他为革命却付出得很多很多。

　　（二）

　　董老师在武汉中学时，他与陈潭秋等同志以武汉中学为阵地，传播马列主义，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１９２５年春，党把董老师从武汉中学调出去专做党的统战工作。他除定期回校讲课以外，还常常找同学谈心。我跟随董老师到别的学校、工厂，讲课、宣传。有时董先生让我搞警卫工作、交通工作。后来，又要我去搞一个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一天晚上，董老师把我们几个黄安籍的党、团员叫到他房里，开了一个秘密会。

　　“同志们，我曾给你们说过，我只是一块‘补补丁用的布头’，无论党和人民需要把我补在什么地方，我都乐意地服从党的需要。用来补帽子，戴在头上也行；用来补裤子，坐在下面也行。”我们都明白肯定有新的任务了。

　　董必武同志把我们派回家乡黄安县，到农民中去宣传人民，组织人民，大办教育，去充实“赴黄安县工作组”的力量。我们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归乡的道路。董必武同志亲自把我们送到长江边上，目送我们远去……

　　回到黄安，我与王健、田开寿、王秀松、江竹青、邓用忠、王文锦等分别在自己的家乡高桥河、王兴六、詹家寺、帅家畈等地办起了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遵照董必武同志指示，我们以办学校为名，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剪发、放足，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分田地。１９２５年６月，董必武同志在张培鑫同志陪同下，由武汉回到黄安指导工作。他专门到王兴六湾看了王健办的平民学校及他们自编的教材，看后称赞道：“学校办得不错，教材编得好，既是识字课本，又是宣传提纲。”

　　接着，董必武同志参加了我们在王健家召开的高桥区党团骨干分子会。参加这个会的有十几个人。董必武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说：“你们以教书为掩护的办法很好，组织了群众又教育了群众。你们要把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董必武同志还对我说：“才芳，你这个农民的儿子从大字识不得几个，如今竟变成了教师、校长。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听后，我对董老师说：“这都是在您的教育下，我才有了些进步。没有您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至今我不还是个小长工吗？请老师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

　　我在董老师的教导下，迈开了革命的第一步。我于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策划参加了“九月暴动”。我们以董必武的名义发传单、宣传革命道理，为黄麻起义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教育组织了群众。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３日，我与王秀松等同志率领高桥、沙河一带的自卫军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三）

　　１９３７年早春，我和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一道随红大（后成为抗大）离开保安到了延安。

　　一到延安，我就先去看望董必武老师。董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把我让到炕边坐下，说：“十年了，十年了啊！……”董老师念叨着。他怀念起武汉中学和湖北黄安朝夕相处的学生们和农运积极分子们。我告诉他，武汉中学同学们都是好样的，很多同学都参加了黄麻起义。那时，伪黄安县知事贺守忠曾悬示布告，通缉追捕董必武、王健、王秀松、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詹才芳等９２名所谓“共产党头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的在黄麻起义中，有的在西征中，有的在长征途中为革命牺牲了。但也有些人，如汪奠川、戴克敏、王秀松等同志都死于推行王明路线的张国焘之流的手中。董老师感慨地说：“你们四方面军在肃反中还有许多好同志遭到了诬陷与迫害。有许多人冤死了啊！中央红军和二方面军也都有这样的情况。我听人说你在肃反中曾尽力保护过一些同志。这很好啊！”于是我把当时陈锡联、谭知耕、甘思和等人被打成了改组派、第三党、ＡＢ团时的情形，以及我在紧急时刻，急中生智使他们免于遭受更大的灾难的情况，向老首长作了汇报。听完我的叙述，董老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许。他说：“你这样做很对。在危急中做到了这些，确实难能可贵的呀！”还说：“才芳，看来你原来还是个大勇若怯，大智如愚的人呐！”我说：“首长过奖了。你恢宏的风度、宽大的胸怀，及和众亲军的高贵品质，我只是尽力去效仿而已，虽然我自知望尘莫及哪！”在我向他告辞时，我请董老师给我写几个字。他挥笔写了“大勇若怯、大智如愚”几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字。

　　后来，我经常到董老师那里请教学习哲学、学习毛主席讲的《矛盾论》、《实践论》和政治经济学中所遇到的问题。每次他总是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把问题剖析得明白透彻，使我受益匪浅。

　　在延安抗大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曾一度把张个人的错误波及到下面，批判的面宽了些。我与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红四方面军一些同志曾遭诬陷与打击。这时，董必武同志坚持自己提出的不搞扩大化的意见，为我们的遭遇表示关注与不平。事后，董老谆谆教导我说：“一个党员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在风浪中不要失去信念与信心……我讲的这些，你一定是能够懂得的。”我说：“我很明白。毛主席受的委屈比我们还多。我们会像他那样处理问题的。何况他也已经亲自与我们谈过话了呢！他说明了这件事是抗大个别人搞的，并不代表中央。”董老说：“这就好，现在前方吃紧。抗日的烽火已经燃烧了起来。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又说：“你记住一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听后很受感动。我向董老表示：“我是个共产党员，也是您的学生。我一定要向您学习，以宽宏大量对待自己遇到的委屈与不幸，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对待革命工作。”

　　然后，董老又对我谈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和我们党的斗争策略。他说，现在日寇入侵，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成了头等大事。形势变了，党内斗争策略也要随之变化，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思想一定要适应新的形势。当他知道我将要带领抗大一大队东渡黄河开赴敌后单独开辟工作时，他一再叮嘱：你们到敌后去工作，要服从上级领导，尊重地方党委，多多听取群众意见，千万不能闹独立性。

　　１９３８年４月，我就要离开延安了。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急匆匆地去向董老告别。董老又再三叮嘱我一些话。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亲切地说：“祝你们一路平安，身体健康，经常打胜仗！”

　　（四）

　　辽沈战役之后，我们第四野战军４６军参加了平津战役。打下天津后，我军驻在霸县休整，学习毛主席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霸县离北京很近，但因部队忙于整顿，我无法抽空去看望董老。就利用作战间隙写了一封信向董老表示问候。

　　不久，收到了董老的回信。在六七页信纸上，董老鼓励我们要乘胜前进，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彻底解放全中国。信上还说：部队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把战斗力提得高高的。过去我们长征，从南打到北，部队有些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现在，你们又要从北打到南，也会出现很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要认真解决，为南下做好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