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和孩子们讲：“京剧里主帅出来前，都有一些跑龙套的人登场。你们要学会‘跑龙套’。就是要甘当配角，不要老想着当主帅。”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中共第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是党的一大代表，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

    立志“跑好龙套”的国家领导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领导人。他是晚清秀才，青年时代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20年在湖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董必武十分活跃，辩论中踊跃发言，表现了远见卓识。在讨论如何对待孙中山问题时，包惠僧认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一样，甚至比北洋军阀还要危险，与孙中山联合，容易使群众彷徨。董必武认为：孙中山虽有不足，对其革命策略方法，应持批评态度，但不能把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相提并论，更不能认为比北洋军阀还要危险；应当承认，孙中山自同盟会成立以来，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应该肯定的，孙文学说也是有着进步意义的。他指出：为了反对所有革命阶级的敌人——北洋军阀，应当联合孙中山。

    董必武参与的这一辩论，实质上是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时，要不要建立统一战线，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些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

    大会主持人张国焘后来回忆一大的情景时说：董必武“在谈吐中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即使对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师”的意见，也不盲从。这是他政治品格的最大特点和优点。董必武在一大的上乘表现，赢得大会信任，会后参与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里，董必武挑起了为中共执政探索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经验的重任。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宣布：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任命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负责筹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组建华北人民政府。

    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市召开，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他在致大会开幕词中指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临时性的，也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因此，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章。”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董必武迅速进行政权和制度建设。为积累人民政权建设的经验，在他主持下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用普选的方法召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人民政府的试验。

    1948年10月16日，董必武主持召开人民政权研究会，并发表了《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的讲话，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政权形式，提出人民政权机构设置的原则和任务等。董必武的探索和研究为新中国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经验借鉴。新中国第一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就是根据董必武的实践探索而形成的。党中央曾颁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由董必武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获得一致通过，由此使凝聚着董必武心血的华北政权建设经验上升为国家意志。

    在荣誉面前，董必武谦虚而低调。1975年3月5日，在他九十虚岁生日之时、即辞世的前20多天，写下《九十初度》一诗：“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表达了一个历经五朝的共和国元勋，没有半点居功之心，坚持“彻底革心兼革面”的伟人情怀。

    直到去世前，他还和孩子们讲：京剧里主帅出来前，都有一些跑龙套的人登场。“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龙套’？你们要学会‘跑龙套’。就是要甘当配角，不要老想着当主帅。”

    坚持群众路线不等于搞群众运动

    董必武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早在1947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董必武就对在财经工作中如何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观点作了精辟论述。他针对“有些同志往往把群众观点认为是做群众工作者应具有的观点，在执行工作时经过群众就叫作群众路线”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是为群众服务的，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群众服务的工作。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经济路线、文化路线、组织路线等等，都不能离开群众路线。这就是说不仅搞群众运动的同志做的是群众工作，我们党的一切工作，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同志，都是为群众工作。群众路线既是党的根本路线，那就不仅是执行工作要经过群众，而在考虑任何问题时，都要从群众关系、群众利益出发，然后再和群众一道去施行。”

    但是，坚持群众路线不等于搞群众运动。1954年，在全国上下热衷于搞群众运动，称赞“运动能很快解决问题”时，董必武指出，运动也“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逐步实现依法治国。过去是搞运动，现在要靠法律”。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董必武再次指出了群众运动的副作用，他说：“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大尊重。”群众运动会“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董必武认为，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他指出：“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利益是不能实现的。党领导群众就是为群众出主意，和群众一道去争取群众的利益。”“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

    1949年夏，中国遭受了一场天灾。阴雨连绵，洪水泛滥。灾区遍及华北、华东和中南各地，灾民达到4000万人，占已解放国土总人口的1/5。其中河北唐山、天津等地的灾情最为严重，千里平原一片汪洋。大灾面前，已有灾民外流逃荒，还有大量灾民因断炊而倒下。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提出有共产党领导，就“不许饿死一个人”。他多次邀请水利专家座谈根治河北水灾的问题，与河北省的领导详细地了解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救灾工作做得不够得力的地方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

    河北省委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奔赴救灾第一线，常驻灾区，哪怕一个村或几户人家有断炊可能，就立即派医生带粮食和急救物品赶赴现场进行抢救处理。那年过春节，重灾区的人民都欢欢喜喜地吃上了饺子。在沧县，一位老农民流着眼泪说，人民政府的救灾工作做得好，请省长一定把灾民的生活情况转告党中央、毛主席，请党中央放心，请毛主席放心。董必武得知这一情况后，甚感欣慰，称赞河北的救灾工作是河北人民的一大胜利。

    长征时，董必武担任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妇女队队长。这个由30位女同志组成的队伍，一路要运载60副担架，每人肩扛两副。为了躲避敌机袭击，全是夜行军，不准点火把。董必武便把妇女队按体力大小分成了两组，弱组一人扛一副，强组两人抬五副。每逢天雨路滑，肩上扛着担架可谓寸步难行。董必武从队前跑到队后，鼓励着队员们。董必武碰到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照顾好、保护好这些女红军。她们大都比较弱小，有的女同志还遇到怀孕、生孩子这样令人棘手的困难。为了使怀孕的女红军顺利地生下孩子，在物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把迎接小生命、保护好产妇的一切细节，都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他让连队医生准备好纱布、药品和包裹新生儿的棉布。孕妇生产遇到紧急情况时，他总是让别人先走，自己和医生最后走，一直等到婴儿平安降生后，才护理着产妇一起追赶队伍。

    “父亲严肃有余不可亲”

    董必武多次强调，国民党是被自己的腐败打倒的。共产党今天执政了，绝不能沾染国民党的毛病，特别要注意密切联系群众，不使自己走到人民群众的反面去。他身居高位，从不自视特殊，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注意以身作则，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不徇私情。为此，党中央曾褒奖他“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