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由于党内政见的分歧、恶劣的生存环境及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等原因，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分别走过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有的一直坚持革命到底，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血洒疆场，为了崇高的信仰英勇牺牲；有的离开革命队伍，选择了其他的道路；有的叛变革命，投入蒋介石的怀抱，甚至成为追随汪精卫的大汉奸…

    应该说，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时都有着共同的起点，但结局迥异。 

    一、共同的起点

    共同起点之一

    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优秀知识分子。从学历来看，十三位代表中拥有大学学历的8人（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北京大学），中师学历4人，中学学历1人。在20世纪初，就其社会成分而言，十三位代表均属知识分子，且都是学贯中西的优秀知识分子。

    共同起点之二

    他们都有“救亡图存”的初心。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一条，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为止”；第三条，“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等。以上由与会代表们举手表决通过的党纲，每一条都代表了他们救亡图存的初心。

    共同起点之三

    在风起云涌的思潮动荡中，与会的十三位代表都接触到了新思想，都认同马克思主义。

    十三位代表原本同为积极探索救国救民和寻求革命真理的党的创始人，在错综复杂不断深入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有的人坚守信仰，有的人壮烈牺牲，有的人离队，有的人叛变，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终点。

    一、不忘初心，践约信念，奋斗终身的 3人：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
    二、坚守初心，视死如归，英勇献身的 3人：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
    三、不改初心，性格倔强，身离心仪的 2人：李达、李汉俊。
    四、动摇初心，误入歧途，迷途知返的 2人：刘仁静、包惠僧。
    五、背叛初心，叛党投敌，下场可悲的 3人：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

    三、十三位代表迥异人生简介及启示：

    一）毛泽东

毛泽东：中共“一大”湖南代表

    毛泽东在参加中共“一大”时是个书记员，与周佛海一起担任会议记录。会议上他很少发言，主要是倾听别人的意见。毛泽东一生信仰坚定，他曾多次被同志误解，屡次挨批，四次被撤职，有四年时间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其中一次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误传被开除党籍）。但他从不怨天尤人，每次身处低谷时，他一边养病；一边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或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他还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时刻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当前线战事吃紧遇到挫折，向他求援时，颇有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天才的他立即应邀前往出谋划策化险为夷。中共建党前后，许多青年才俊选择了去西方留学或去苏俄取经，毛泽东则选择留在国内，潜心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他深知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因此十分重视农民问题。他经过深入调研，撰写了著名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在广州、武昌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率部上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他领导中央苏区军民，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以少胜多，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

    在极其丰富的革命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理论建设上也有卓越的建树，比如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等等。

    遵义会议之前的14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右三“左”的曲折道路，六次更换最高领导人。

    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强烈对比，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遵义会议之后的14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尽艰辛，披荆斩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毛泽东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成就伟大事业，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既定的崇高目标迈进；第二要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第三要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第四要有博大的胸怀，战略的眼光、正确的谋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1949年，开国大典时的毛泽东

    二）董必武

董必武：中共“一大”湖北代表

    董必武是一位秀才，后来去日本攻读法律，见到孙中山后，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国民党）。在日本，他结识了李汉俊，李借给他《资本论入门》，从此董必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帮助下，1920年8月，董必武与陈潭秋等成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在武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传播新思想，并派得力同志到工人中去，举办夜校、识字班，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

    1928年，党组织派他到苏联学习。他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的学生。他的同学之中，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等。此后，他又转入列宁学院学习。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他，以“老学生”的姿态孜孜于学习之中。

    1932年3月，董必武离开莫斯科，秘密回国。经过长途跋涉，他于中秋节到达江西“红都”瑞金。从此，他一直与毛泽东共事。在瑞金，他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年近半百之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董必武一度成为新闻人物：

    1945年4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飞往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董必武是十三位代表中唯一跟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担任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至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64年4月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来南湖视察，他验证了南湖红船的模型之后，心潮澎湃，不禁赋诗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董必武的革命经历告诉我们，选对路，跟对人非常重要。

董必武与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

    三）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

    1、陈潭秋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潭秋是武汉学生中的积极分子。1920年8月，他与刘伯垂和董必武等组建了“共产党武汉支部”。他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27年，京汉铁路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时，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1927年至1930年，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红军长征时，他奉命留守江西。在战斗中，他的右耳被子弹打掉，脑子也受到剧烈震荡。身负重伤的他，被送到上海医治。1935年8月，他奉命与陈云、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常驻莫斯科。

    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他撰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此文是关于中共“一大”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之一。

    1939年5月，陈潭秋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当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他同盛世才进行了机智的斗争。1942年9月17日，他被盛世才监禁，在狱中坚贞不屈。

    1943年9月27日，一个阴森森的夜里，陈潭秋被盛世才下令秘密处决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因怕枪声会惊动四周，他是被用绳索活活的勒死的，与他同样被处死的还有毛泽民和林基路。

陈潭秋：中共“一大”湖北代表

    2、何叔衡

    何叔衡留着八字胡，人称“何胡子”。何叔衡也是一位秀才，早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毛泽东的密友。1920年夏，何叔衡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及赴苏留学。 1920年冬，他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一大”时，他是十三位代表中最年长的，当年45岁。出席“一大”归来，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1924年出任中共影响下的湘江学校校长。

    1927年湖南军阀何健、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形势徒然紧张。何叔衡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聚成印刷公司经理。这家印刷公司的广告牌上写着“承印账册、商标”，暗中印刷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及刊物。公司的“同仁”，有谢觉哉、恽代英、毛泽民、熊瑾玎等。

    1928年6月，何叔衡受中共指派，经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了在那里召开的中共“六大”，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 

何叔衡：中共“一大”湖南代表

    1930年7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到上海。几个月之后，进入江西红区瑞金，在那里，何叔衡出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代理内务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

    1933年冬，王明“左”倾路线猖獗，何叔衡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排斥，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如同中央苏区中央局刊物《斗争》1933年第17期《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所指名道姓的“批判”一样，即何叔衡右倾。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实践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时年59岁。

何叔衡1876年-1935年2月24日

    3、邓恩铭

    邓恩铭系贵州荔波人，水族，是中共“一大”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从小说水族话，唱水族山歌。他祖母是水族歌手，教会他一支又一支的水族山歌：

    “砍柴一刀刀，担柴一挑挑。谁知一餐饭，多少眼泪抛。”

    他出生在医生之家。祖父邓锦庭、父亲邓国琮都行医。他6岁进入私塾，16岁时入荔泉书院。识字知书后，他喜欢写山歌，其中一首写道：

    “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

    1920年秋，他与王尽美组织了“励新学会”。王尽美被推举为《励新》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出任学会庶务。不久，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邓恩铭不过20岁，而王尽美也只有23岁。参加完中共“一大”之后，邓恩铭写了一首明志诗《决心》：

    “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为国牺牲殇是福，在山樗栎寿嫌长。”

邓恩铭：中共“一大”山东代表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5年领导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1927年出席中共“五大”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秋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1年4月5日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0岁。

    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三人都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壮志未酬，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们的革命经历告诉我们，成就任何事业都会有风险，而为革命理想和伟大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人民会永远铭记，英名流芳百世，人生无憾矣。

邓恩铭1901年1月-1931年4月5日

    四）王尽美

    已是酷暑时节，地处海滨的青岛也炎热难挡。青岛医院里，一位极度消瘦的青年已病入膏肓，不时口吐鲜血。他已无力握笔，用微弱的声音口授遗嘱。坐在病床之侧的有他的母亲，笔录者则是中共青岛市委的负责人。

    “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看罢笔录的遗嘱，在纸末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1925年8月19日，这位青年因严重的肺病病逝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他，便是王尽美，在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他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他是在出席中共“一大”时才改名王尽美的。他在一首诗里，表达自己改名之意：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

    中共“一大”之后，王尽美出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后来，中共山东支部扩大为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他仍任书记。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会议。在苏俄学习、参观了半年之后，王尽美回国，出席了中共“二大”。会后，他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罗章龙为主任。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王尽美：中共“一大”山东代表

    王尽美曾参加领导了京奉铁路山海关钢铁厂工人的罢工、秦皇岛码头工人的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他虽然年纪轻，但在工人中却享有很高的威信。

    王尽美多才多艺：他是一位富有鼓动力的宣传家。在组织罢工的时候，他站在长条凳上，即席发表演说，把革命的道理说得一清二楚。他擅长绘画。在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时，他花了一夜的功夫，使用炭笔画出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头像，翌日高悬于会场中央。他的书法也很有造诣，写得一手好字，写标语、写游行横幅，颇为拿手。他会演奏各种乐器，包括琵琶、二胡、三弦，笛、箫、唢呐等。在苏俄期间，他的一曲琵琶，使苏俄朋友为之倾倒。

    1925年1月，王尽美去上海出席中共“四大”后，已经病重，但他仍在青岛坚持工作。在青岛医院，他在中国青岛市委负责人面前，口授遗嘱，交代了未竟之业，永别人世。

    王尽美的革命经历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搞革命，干事业，需要炼就一副健康的体魄，否则，即使有再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没有一副硬朗的身体也是无法实现的。

王尽美遗嘱

    五）、李达、李汉俊

    李达与李汉俊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1、他们年龄相同，地域相近。他们都出生于1890年，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他们青少年时期受同一种文化，即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文化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重实学”、“重经世致用”。在近代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民族危机下，湖湘文化的经世传统，又突出地表现为强烈的爱国热情。

    2、他们都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继陈独秀之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担任代理书记。他们都是中共“一大”上海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主要成员，他们并肩战斗，共同组织筹备了中共“一大”。。

    3、他们都曾留学日本，是学者型人物，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吸引，成为中共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传播者。

    4、他们都是中共主要创始人，同时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继陈公博1922年脱党之后，两名较早脱党的人。李汉俊1923年5月脱党，李达1923年秋脱党。他们脱党的原因各异，其中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是重要原因之一。

    5、他们都是组织上脱离党组织，但在思想上并没有离开党，仍力尽所能积极为党而工作。

李达

李汉俊

中共“一大”上海代表     

    1、李达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李达是建党的元老之一。中共“一大”，便是李达在李汉俊的积极配合下筹备召开的。李达在中共“一大”被选入领导核心，担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中共“二大”是在他家召开的…

    李达在中共“二大”上，声言不再担任中央宣传局主任，他与陈独秀的矛盾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与毛泽东甚为默契。中共“二大”前夕，他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中共“二大”之后，他索性和妻子王会悟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达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1923年秋，李达正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据李达自述，主要原因有三：

    1、立志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愿分心于他务。他自认为专做理论研究与传播，即是对党的贡献。
    2、对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求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想不通”，“不愿做国民党员”。
    3、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和张国焘的阴谋诡计的伎俩。

    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不过，他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与陈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

李达：中共“一大”上海代表

    李达是学者型人物。他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邀，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1930年夏，李达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他致力于著述，写出三部重要理论著作，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这三本书，毛泽东都仔细读过，其中《社会学大纲》读了10遍！

    李达在著书、教书中，度过那漫长、孤寂、艰辛的岁月。他称这些日子中，他在“守寡”。1948年初，李达突然收到中共华南局转交的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使他激动不已。那是一封用暗语写成的来信：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李达于1949年5月14日抵达北平，毛泽东派人在车站迎候他的光临。5月18日，毛泽东在香山家中与李达长谈，称他为“鹤鸣”兄。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经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结束了“守寡”的日子。李达仍希望从事教育工作。这样，他先是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后来调往武汉大学任校长。

    2、李汉俊

    李汉俊是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李汉俊参加编辑的《新青年》、《星期评论》和《共产党》月刊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他与陈独秀一起创办了《劳动界》，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常识，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与劳动大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灌输。1920年8月，李汉俊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首任书记陈独秀当年12月受聘为广东教育厅厅长后，李汉俊任代理书记至1921年2月。他还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汉俊支持武汉等多地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包括茅盾在内的多位青年才俊加入共产党。他与李达一起筹备组织中共“一大”的召开，并将会址安排在其兄李书城家，遇到密探袭扰之后，他沉着应对，化险为夷。

李汉俊：中共“一大”上海代表

    1923年2月7日，李汉俊参与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由于李汉俊、詹大悲二人在《新华日报》《楚光日报》上多次揭露蒋介石的卑劣行为，1927年12月17日，林云圣带着一批军警，将李、詹住所包围，并将二人抓走，当日即被枪决。

    关于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各种说法不一。《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对这一问题作如下解释：

    “我们认为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22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实际上离开了党中央工作岗位，回到武汉。党的‘二’大时，他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从蔡和森提供的资料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陈独秀曾致电请他参加‘二大’，但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随后便和‘玄庐、望道等退出党’。党曾做过他的工作，根据 马林建议，党的‘三大’在他未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1924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共中央便正式将其‘开除’。根据蔡和森的回忆，当时‘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同时他的被开除与张国焘的打击也不无关系”。

    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曾任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教授等职。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曾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然而，国民党右翼仍不放过他，1927年12月17日遭捕后当天就被处决。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由毛泽东签署的烈士证书，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

    纵观李达和李汉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所作的杰出贡献，他们称得上是继陈独秀、李大钊之后另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们二人脱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重大损失，对他们个人来说，更是遗憾终身的事情。

    他们先创建后离开共产党的经历告诉我们：

    一、对领导个人有意见，对组织上制定的方针政策有不同看法，应采取正确的方式，通过正常渠道进行解决，切不可因此而放弃伟大事业。如果随心所欲，意气用事，就会因小失大，对党的事业和自己的发展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每个有崇高理想和追求的人必然要加入一定的组织或团体，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组织或团体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有组织就有纪律，只有步调一致组织才会有力量，也只有团结才能使自己和组织从事的事业取得成功。

    六）刘仁静、包惠僧

    1、刘仁静

    刘仁静参加中共“一大”时只有19岁，是十三位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代表。1987年，他因一场车祸丧生，是“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个离世的。

    1922年1月15日，刘仁静与邓中夏创办并主编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杂志。

    1922年11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一起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刘仁静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托洛斯基。1923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主编《政治生活》。他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后来，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 

    1926年，刘仁静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了托洛斯基派的活动。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

刘仁静：中共“一大”北京代表

    1935年，刘仁静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出狱。1948年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上海解放后，刘仁静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不久，他来到北京，中组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错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他写道：“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随后，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参加土改。后来，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1979年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许多党史研究者不断来访，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工作的欢乐。不过，回首往事，他常常恍如隔世。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刘仁静（前排中）与家人

    2、包惠僧

    1919年，包惠僧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他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组织共产党临时支部，任支部书记。

    1921年7月，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后最初几年，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自1922年起，他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兼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他奉中国共产党之命加入国民党，随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共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他先是在上海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度过了三年半。1931年，包惠僧借助于与蒋介石有过共事关系，当上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6年，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陈独秀去世前，包惠僧曾去四川江津看望他，那时他在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做事。1944年起，包惠僧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1948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 

包惠僧：陈独秀委派的代表

    包惠僧面临着抉择：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去。他给北平打了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

    “约一个星期，接到中国共产党复电，叫我回来。我于1949年11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即董必武）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12月25日，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吃饭。他同我见面之后，对我还是以老朋友相待，我们作了长谈。周总理给我的礼遇和温暖，我几乎感激得流出泪来。1950年，我在革大（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简称）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12月初毕业后即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1957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包惠僧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他当过记者，又参加过中共“一大”，而且参与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前的一些重要活动，因此他的回忆录具有史料价值。尤其是关于中共“一大”，他和张国焘两人是留下的回忆文字最多的。虽然因事隔多年，包惠僧的回忆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而且又明显地回避了某些问题，但他毕竟还是尽力做好这项工作（这是毛泽东关照中宣部让他做的工作）。在“文革”中，包惠僧受到了冲击。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扫“四旧”的风声正紧，包惠僧怕惹麻烦，让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写了前言，以作永久保存。在极度的痛苦中，这些信化成了灰烬…

    刘仁静和包惠僧的经历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必须承受惊涛骇浪的考验，才能成就非凡的人生。迷途知返，则会有较好的人生结局。

    七）张国焘

    张国焘上半场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他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0年10月，他与李大钊、张申府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因组织协调能力较强，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后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

    会后，张国焘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1927年7月，张国焘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曾赴南昌阻止发动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初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张国焘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自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并宣称“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即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中共“一大”北京代表

    1935年12月底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作说服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张浩是辗转从苏联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张浩愉快地接受了中央交给的重要任务，迅即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经过张浩睿智的说服工作，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于1936年10月率部北上，与毛泽东所率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原则的错误”，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也写了题为《我的错误》的检讨。

    鉴于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中共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张国焘对解除他的军职心怀不满，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不久，张国焘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带全家逃往台北。此时的他，已经“贬值”，“军统”已经冷落了他。台北无法落脚，于是他在1949年冬迁往香港，在那里办杂志，维持生计。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看中了他。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连续出席中共“一大”至“六大”的人。他的经历能成为美国教授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史料，于是约他写回忆录。张国焘写下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这部回忆录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杨子烈几年生活费有了着落。用光了这笔钱后，张国焘的生活拮据，跑到加拿大，靠写回忆录赚取微薄的稿费度日。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因毛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被活活冻死。

    张国焘的人生经历和结局告诉我们，当自己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时，切不可忘乎所以，更不能将它作为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改正错误的诚心和勇气。倘若私欲太重，一意孤行，甚至背叛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