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还有红军当年留下的药箱。

    在毛泽东旧居所在的二层楼道，布置了一些手写、手绘的展板，这更显得珍贵。

    在一块楼板上，有一个大大的红色“忠”字，旁边有手写的“桑杰”两字，说明这是桑杰家。

    听村里人说，当年桑杰的爷爷尕让（格让）接待毛主席时，他们家是村里最富裕的。这座房屋在解放后曾经被没收，1976年才还给尕让家，由长孙桑杰继承下来。他们一家几代守护毛泽东故居的故事我放在了本文的最后。

    茨日那的人们热爱毛主席。茨日那村的村长斑玛说，我们藏民的好日子是毛主席给的，我们不能忘本啊。前几年我们村一户人家失火了，村里人都帮着灭火。跑到他家一看，房主人带着全家人正朝外跑，家里人什么东西也没拿，只有房主人双手高举着毛主席像从火里跑出来了。

    斑马村长曾经说起红军打腊子口的故事：“腊子口是天险，红军攻打了很长时间还没打下来，毛主席在腊子口南面的黑拉村很是着急。天黑了，毛主席登上了黑拉村的卡朗山峰上，那是我们藏族的神山。毛主席站在山峰上，举起双手向天上大声呼叫，”这时斑玛仰起了头，举起了双手，他已进入了故事情节里“‘苍天啊！我们红军是正义之师，是解救穷苦人的，让红军快快打下腊子口吧！’毛主席的声音刚落下，从天上飞下九条巨龙，不一会儿，天上乌云滚滚；霎时间，闪电雷鸣，天上就下起了倾盆暴雨，红军就趁着暴雨的掩护冲上了敌人的阵地，打下了腊子口。后来，这九条巨龙没有回到天上，它们变成了大山，把守在白龙江的石门天险；它们在那里每天都能看到卡朗大山，看到卡朗大山下的腊子口，那就是石门天险的九龙壁。”

    在茨日那村，还立着红色展示牌，上面是《红军长征在迭部》。展示内容还不够精准，不过毕竟是网上还没有的史料。

    红军长征在迭部：（茨日那村展示的，有省略）

    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右路军（红一方面军），顺利过了草地，到达四川省北部诺尔盖县巴西村，沿包座河进入甘肃境内。9月5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先期到达迭部县境内俄界（今达拉乡高吉村）。9月12日，为了及时解释北上的意图，调整战斗部署，确定以后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在高吉村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

    9月12日，红军先头部队从俄界出发，沿达拉河向东北方向的旺藏寺进发。这天走了不到五十里，少数部队住达拉勾洁寺，大多数途中在次哇沟露宿。9月13日继续前进，当晚先头部队到达。9月14日晚，这个队伍陆续到达旺藏寺。一军团住在旺藏村，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住在旺藏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住在茨日那村，毛泽东在其居住的木楼上，向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面授了以三天的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红四团奉命向腊子口挺进。……

    9月15日清晨，红军离开旺藏沿白龙江南岸崎岖山路向东前进。毛泽东带领参谋及警卫20多人，从茨日那村前仙人桥上渡过白龙江，翻越4000多米高的压浪泥巴和高日卡两座大山，直奔崔古仓村和大部队会合。其余部队沿白龙江南岸横穿九龙峡至多儿沟口过木桥到白龙江北岸麻牙寺，再由麻牙寺向西北进然尕沟到崔古仓村。多日午后，红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卡朗大山，急行军一百二十里，至天黑抵达桑坝班藏吾胡村附近宿营。

    16日凌晨，红军先后绕过桑坝沙藏村向腊子口方向开进。先头部队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首先进入国民党甘肃军阀鲁大昌十四师防范区，并在加尔梁附近击溃了正在修筑工事的鲁部一个营。午后，又在腊子口黑多村前山道右侧，击溃了妄图伏击红军的鲁部另一个营，敌六团残部向腊子口溃逃。与此同时，驻守在黑扎、其尔梁一线之敌亦被红军击溃。红四团于当日下午四时到达腊子口，甘肃军阀鲁大昌已重兵把守在天堑要道部署了3个团的兵力，设置了两条防线一条在隘口桥头和两侧山腰都修筑了碉堡，一条设在朱立沟口。红军要走出腊子口一定要过此桥，周围无别路。下午5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离腊子口20多里的黑多村并指挥腊子口战斗。一军团按毛泽东指示，商定了正面进攻和侧翼袭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案。团长王开湘率领两个连从远离腊子口数百米处渡过腊子河，攀登悬崖绝壁，一些被挑选善于攀壁的苗族战士用绑带、裹腿、干粮袋连接起来，挂在崖壁树枝上，一个个逐层登上东山，迂回到敌后待总攻开始后袭击东山腰敌人并摧毁大碉堡。政委杨成武指挥4个连从正面发起进攻。晚9时，担任正面进攻的六连组织了20名勇士，在杨信相连长的带领下，向隘口小桥发动5次猛攻未能得手。晚11时，获情报得知天亮时鲁大昌援兵五、六个团会赶到腊子口。形势严峻，毛泽东断然下达天亮前拿下腊子口的命令，又联名向断后的三军团发电，要截击仍处在腊子口南边洛大道藏一带的敌军，以防从背后袭击红四团。晚12时，六连组织了15名党、团员组成敢死队，分出三个突击小组，指定了两路接近敌人战斗计划，一路顺河岸崖壁横到桥肚底下，攀桥柱到彼岸，另一路两个组先运动到桥边，等一组打响，两面夹击，消灭桥上敌人，夺取木桥。17日凌晨，15名敢死队向小桥摸去，一组的一名战士因为拉断横木掉进河里，响声引起敌军向桥下投去密集的枪弹和手榴弹，4名战士迅速隐身于岩石后等待时机。六连指导员胡炳云带领二、三组，趁敌堡的注意力集中在桥下一瞬间冲到桥头，摔出一排手榴弹，跃身冲进桥东敌军立射工事，举枪扫射，隐蔽在岩石后4名战士也趁机翻上桥面挥动大刀跟敌人肉搏拼杀。此时，王开湘团长率一、二连攀山迂回敌后成功信号弹发射了，接着山下红军总攻信号发射，隘口敌军桥头堡及立射工事被红军六连炸毁，敌军遭到红军两面夹击，被打的晕头转向，抛弃阵地，仓皇逃命。红军战士乘胜追击，痛歼残敌，追到1公里处的朱立沟口，又迅速突破了敌军第二道防线。敌军全线溃退，沿朱立沟逃往岷县。至9月17日凌晨6时红军全部占领了天险腊子口。这就是著名的腊子口战役。……红军于当日夜宿营腊子口乡朱立村。18日，红军翻越最后一座岷山雪峰大拉山，敌人的增援部队也赶来了，红军当即分兵两路向敌后运动，敌人调头跑到大草滩，被红军击败，很快占领了大草滩。20日占领哈达铺走完了终年积雪的千里岷山。

    自注：此文不甚严谨，另外的史料（包括腊子口战役纪念馆的）——

    9月15日拂晓，毛泽东为紧随打先锋的红四团，实施腊子口战役的靠前指挥，避开顺白龙江东下的九龙峡栈道，带领二十多名参谋和警卫人员，大胆决定改走捷径，从茨日那村前的仙人桥上北渡白龙江（自注：北渡白龙江有疑问），翻越娘里宁巴、高日卡和卡朗三座海拔3000多米高的山，经过桑坝向腊子口方向前进。红军部队冒雨翻过云雾缭绕的卡郎大山，穿过被浓密原始森林围绕的桑坝乡黑拉、五湖、班藏、沙藏村。

    毛泽东等于16日黎明起程，踏破腊子口乡加儿梁的千年积雪，在下午5时到达高山藏寨黑多村。这时，腊子口方向隐约传来红四团和敌军交火的阵阵枪声。

    9月16日晨（也有说17日），红军大部队在麻牙乡崔谷仓村宿营时，发现该村有一座储存有二三十万粮食的仓库，属于卓尼藏族土司杨积庆的陈粮。守仓的藏兵父子躲进山林。红军司令部决定自行开仓放粮，各部队将自己的番号和所取粮数都一一写在粮仓门板上，留下钱币压在仓内。这可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啊！也有资料说，是杨积庆指示下迭部仑官杨景华到崔谷仓与红军接头开仓放粮，给红军每人一斗粮（小斗，10市斤）。

    9月17日凌晨6时红军攻占了腊子口，接着击溃了朱立沟口扼守第二道防线的敌军，后续部队乘胜穷追90余里，趁胜占领了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地区。藏语“朱立”意为李子之乡，因生长着茂密的野李子树而得名。

    9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向东北经过朱立沟，顺着腊子河的支流大拉河，逆流而上翻越了岷山山脉的铁尺梁、大拉山（亦称达拉山，红军称为大喇山，主峰海拔超过4000米）后，离开迭部县境进入岷县境内，下山经过红土坡、漩涡、绿叶、麻子川进驻哈达铺，开始进入黄土高原。红军终于走完了千里岷山，毛泽东日后留下名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从1935年6月中旬翻过夹金山进入岷山山脉直到9月中旬在朱立沟越岷山过山脉，红军经历了长征路上最艰苦的时期。

    1936年8月9日，四方面军一纵队第八十八师抢占天险腊子口。随后二方面军六军团经过腊子口后，也基本走的这条路线。

    离开茨日那村，我们下一站就是闻名于世的腊子口了。

    附：《红色守护》（刊于2009年《甘肃党史工作》第6期，由茨日那毛泽东旧居房东桑吉口述、房天佑整理，本处有删节）

    我叫桑吉，是这里土生土长的藏族后代，我把有关我家木楼的故事告诉大家，让一段红色历史再现，希望所有的人听了故事以后，分享我的幸福与自豪，品味我人生的成败得失。我的爷爷叫格让，生于上世纪初，他勤劳善良，执着勇敢，仗义守信，长大后通过自己的努力，靠耕田、放牧、跑马帮，加上精打细算，打理出一份不错的家业，在茨日那当地盖起来了木楼，成为有房产，又有牛羊，田地富裕的人家。靠在部落中的威信，被推举为“头人”，在他的治理下，茨日那藏民安居乐业，一派祥和，成为远近闻名的村寨。最令他老人家自豪的不是当了“土官”，也不是挣来的家业，而是一段传奇的经历。他把这段经历当作一生的财富，留给我的父亲阿仓，留给我，也留给了子孙后代。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也是值得后人守护的红色记忆。

    1935年9月，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爬山涉水，从雪山草地来到迭部，从这里继续北上。听到红军要来的消息，村里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旧社会藏汉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加上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宣传，村里的年轻人全都躲进了周围的深山密林之中。爷爷格让因为要处理很多家务，也担心自己苦心经营的家产受损，抱着侥幸心理，留在家中。9月13日，红军大部队进驻旺藏寺，很多民房被征用，我家木楼因为够宽，够大而且易于守卫也被征用了。红军中的干部通过“通司”告诉爷爷，“保证木楼与木楼中所有家具不受损失，也保证爷爷的生命安全”，在心存疑虑又无法拒绝的情况下，爷爷答应了红军的要求。平常一片宁静的茨日那突然热闹起来，我家院子里人来人往，进出的人很多。但他们都很和气，也很有秩序，这些红军非常尊重藏民的生活习俗，不随便使用寺院中的东西。他们有的打扫卫生，有的烧火做饭，宣传队员在墙上书写标语，医生走村串户，为村里的老人治病送药。傍晚时分，从一匹白马上下来一位大个子红军，进屋后很和善的与爷爷打招呼，知道他就是房东后，马上叫来“通司”(翻译)，仔细询问他的姓名、年龄、家中其他人的情况，问当年的农事与当地的风土人情，他的言谈举止非常和蔼可亲，很快消除了俩人之间的隔阂，他告诉爷爷：“红军路过迭部是借道北上，抗日救国。‘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大批百姓流离失所，国家命运已到了危急存亡的重要关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与国民党政府旧军队有很大的不同，不会抢藏民的粮食、牛羊、也不拉兵，这些背着枪的红军战士以前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他们舍弃了家乡的父母、妻子、舍弃了升官发财的机会，是为了拯救千百万日寇铁蹄下水深火热的穷苦百姓，是为了收复沦陷的国土。红军纪律严明，官兵平等，不与藏民为敌，红军的最终目的是让天下的穷人都得到解放，使汉藏之间能够紧密团结共建幸福美好的新家园。藏族人民深受封建制度压迫与国民党政府的歧视，很多人误认为红军是杀人放火的军阀部队。其实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会很好的保护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与私人财产。”他的一席话，很快打消了爷爷心中的疑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与此同时，院子里其他几位红军干部也不时插话，耐心解释爷爷的疑问，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尽管他们当时讲的很多道理爷爷听不懂，也不十分了解，但从他们脸上看到了温暖的关怀和理解。吃饭时他们热情的邀请爷爷，并且无论如何让他坐在上席的位置，为他盛饭添菜。他们的举动让长期生活在穷乡僻壤，见了旧政府军队就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爷爷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木楼里的气氛很快活跃起来。

    事后爷爷才知道，当时住进我家的大个子红军，就是长征路上指挥千军万马，让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的毛泽东主席。因为他的到来，我家木楼成为中革军委指挥部。进驻这里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刘少奇、邓发、林伯渠、罗瑞卿、何凯丰、李德等当时中央与红军的首脑，后来共和国的元勋。有幸成为这些人长征路上的“房东”，让爷爷终身受益。中革军委领导人在我家的两三天休整中，得到了爷爷格让的很大支持，他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自酿的青稞酒、酥油、珍贵食品，亲自送到毛主席手上。摘下家里菜地为数不多的新鲜蔬菜，送到红军的厨房，像招待贵宾一样倾其所有让客人满意。当他知道正在患病的周恩来副主席需要营养后，拿出家里珍贵的草药，挤来新鲜的牛奶，让他服用，使在长征路上患病，身体十分虚弱的他补充了营养。闲暇时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促膝长谈，在和睦的气氛中，爷爷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这为他以后穷其一生致力于藏汉团结，致力于故居保护的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九月十四日，在我家旧居的木楼上，毛主席与中革军委领导共同策划部署了有着非凡意义的“腊子口”战役。命令红四团王开湘团长、杨成武政委，率英勇善战的红四团将士，三天内拿下国民党认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骁勇的红军战士不负众望，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经过激烈的战斗，攻克了天险“腊子口”,为北上打通了道路。我家木楼上毛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与他老人家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果敢性格，以及对中国革命审时度势、洞若观火的远见卓识，给爷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茨日那这普通的藏族村寨与红军长征路上经过的其他村寨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一样的平凡而质朴。但他见证了一段伟大的历史，见证了八千红军将士开创辉煌的历史。听到红军就要离开的消息时，爷爷早早喂饱白马，烧好了开水，与远行的亲人依依惜别，毛主席亲口对爷爷讲：“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在藏区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就是在你们家。你们为艰难中的红军不仅提供了大量的食物，而且让我们有久别之后回家的亲切感受。”爷爷和毛主席边走边聊，一直把他老人家送过了白龙江上的“仙人桥”。望着远去的亲人，爷爷留下了泪水，他不停的念佛，愿菩萨保佑这些救苦救难的红军。

    红军北上后，爷爷精心保护我家木楼里的格局，墙上的标语用石灰暂时覆盖，红军留下的竹骨雨伞，厚厚的牛皮公文包与药箱都得到了精心的收藏。旧社会爷爷闭口不谈接待红军的事，但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在藏人中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外出时非常留意红军的消息。他不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儿子阿仓，他曾预言，中国共产党一定可以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父亲阿仓，虽然生活在一个相对落后、封闭的村寨，却具有很高的思想觉悟。他渴望进步，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追求。

    全国解放后，爷爷积极支持民主改革，以藏族头人的身份参加新家乡的建设，把家中的土地，牛羊全部给其他穷人，那时候旧居的修缮和保护，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面对巨大压力，阻止了家人要拆木楼换粮食的错误举动。他爱国、爱教、响应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号召，倡导民族团结，利用自己在藏人中的威信，协助当地干部推动民主改革，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极大信任与茨日那藏族同胞的肯定。他不厌其烦地向下一代以及每一位到访的客人讲述木楼的历史，讲述他的见闻，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旧居的保护与维修。正是他的卓越见识，我家木楼才得以完整保存，那段弥足珍贵的历史也得以珍藏。

    在爷爷的影响下，我父亲阿仓积极投身于新藏区的建设，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五十年代初，当他得知国家建设需要大量林木时，将自家林地捐献给政府。他常常讲：“旧社会国民党统治者视藏区为不毛之地，藏人为‘番子’，从来不尊重藏人的基本权利与生活习俗，藏民是反动政府‘乌拉’差役的牲口。是共产党给了我们安定幸福的生活，也给了我们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让千百万受苦受难的藏族同胞翻身作主。”

    他四处走访，搜集红军长征在茨日那留下的各种传说，从当地老人口中保留的大量的传说中有关我家木楼的故事，他不识多少字，为了保存那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每天劳动之余，他在油灯下认证整理，仔细记录。谁家有红军长征留下的东西，他三番五次上门，动员人家出让，那个地方有流落的红军，他不辞辛苦找上门去，他给村里年轻人讲述这段美好的故事，通过讲述宣传和政府的正确主张。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大量珍贵的文物失而复得，许多有关红军的故事广泛传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父亲被扣上“藏族头人”与“农奴主”的帽子，遭受到不公正待遇，逆境中他老人家虚怀若谷，不气馁，不灰心，一如既往的坚守着自己心中神圣信念，为子孙后代保留一笔精神财富，这个信念支持他为争取旧居的历史地位，为旧居的修缮维护，东奔西走，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持。在那个时期，尽管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每天都会进出旧居好多次，抚摸着旧居中的桌椅，长嘘短叹，夜晚独坐在油灯下苦想冥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家旧居的历史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大量的学者到访这里，为书写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探本溯源。父亲以旧居主人的身份被邀请，座谈回忆，他不厌其烦的向到访的客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耐心细致的解答他们的疑问，他的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

    1983年，正当他老人家为新时代的到来，庆幸自己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工作的时候，终因积劳成疾，患上了可怕的疾病。他感觉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旧居保护的很多工作是他牵肠挂肚放不下心的事业，让旧居真正成为迭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梦想竟然无法实现。不论在医院治疗期间，还是在家养病的日子里，他时刻不忘告诫自己的亲人，我们曾经是毛主席的房东，这巨大的荣誉是我们的自豪，你们要珍惜这个荣誉，凡事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应过分计较个人得失。临终前父亲对我语重心长的说：“孩子，我们藏民信佛，毛主席也是我们心中的佛，佛爷身边有护法，他到过我们家，与我们结下了很深的缘分。你应该成为‘护法’，你的子孙后代都是这样的身份，应该以守护旧居与旧居的故事为己任，让红军的故事代代相传，让红军的精神发扬光大。”

    含泪送走父亲之后，找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头上担子的沉重，父亲未竞的事业应该由我去完成，这对我来说既是很大的荣誉，但也有不小的困难。1985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伟大的长征与长征精神，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重走长征路，体会长征艰难困苦的生活成为年轻一代的时尚。常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年轻人到这里凭吊先烈，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带着疑问来到这里，满怀信心踏上征程。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藏区百姓带来温暖，这里的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牧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提高，1993年，县政府拨款，对旧居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造，旧居文物的价值也得到了重视，在县乡两级政府的高度关注下，又有一批珍贵文物走进旧居，在维修过程中还发现了红军留下的标语，历经五十多年风雨，依然使人振聋发聩。维修结束后，迭部县人民政府立碑以示纪念，这里成为迭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旅游景点。

    由于资金的来源严重不足，旧居的日常管理由我负责。每年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向他们讲述我家旧居的历史变迁，也成为我的日常工作，丰富与完善我家旧居的传说已经成为我的职业。大山外面有广阔的天地，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外打工学习，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有人盖了房子，有人买来汽车，面对诱惑，我曾经动摇过，想放弃。每当我有这样的想法产生，爷爷“格让”，父亲“阿仓”的嘱托会一遍又一遍在我耳边回响，我曾经向他们承诺，终身致力于旧居保护事业，绝不轻言放弃。他们都已作古，就埋在“茨日那”四周的山上，但他们的灵魂却永远守护着这美丽的村寨，守护着渐行渐远的历史。

    茨日那曾经有幸见证中国革命历史而载入史册，一段传奇的历史成就了永恒的革命精神，成就了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到这里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厌倦了都市的喧嚣与浮华，远离了纷争的人们，带着迷惘与失落，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听我讲述有关我家旧居的故事，目睹红军留下的文物，感受长征精神的教育，让灵魂在这里超凡脱俗。回家的时候，脸上多了几分思考，烦恼已荡然无存，每天向不同的人们重复着这历久弥新的故事，闲暇时认真检查旧居的一砖一石，正是在这平凡的工作中，我感受到父辈们的执着精神象一把精巧的刻刀，把他们的期望与理想深深镌刻在我的心上。

    七十多年前北上抗日的红军从这里匆匆走过，带着崇高的革命理想，英勇不屈，前赴后继，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作古，但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红军留下的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站在旧居前，我很自豪，很骄傲，祖先留给我旧居的同时，也给了我一生追求的方向。守护旧居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守护不朽的与时俱进的长征精神。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