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吉寺本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馈粮的兵站，寺中粮草弹药充足，缺乏攻坚利器的红军久攻未下。包座战役求吉寺战斗遗址碑的碑文：国民党胡宗南部守敌康庄团在1935年8月23日率补二团主力进驻求吉寺院后，红军十师多次进攻均未奏效，红军伤亡很大，十师师长王友钧光荣牺牲（自注：在进攻时亲自操机枪扫射压制敌火力而不幸牺牲，年仅23岁）。嘎哇寨工事被三十军一部攻克后，三十军一部撤出战斗向上包座疾进，攻打求吉寺的任务交与四军。8月29日，四军军长许世友命令十师向敌守军发起攻击，至9月15日一直将残敌围在院墙内，四军、三十军受命南进时主动撤围，被围残敌才幸免被歼。

    红四军十师师长王友均（王右均，原名王金舟）的墓就在附近。

    1936年第二次北上时，中共西北局曾在该寺开会计议北上事宜。求吉寺中共西北局会议会址碑碑文：1936年8月1日前后，走出草地的二、四方面军陆续在包座、求吉一线集结，8月5日，中共西北局在求吉寺院大经堂召开，参加会议的均为西北局书记、委员，有张国焘、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陈昌浩、关向应、傅钟等。会议在讨论北进计划时，通过了立即进行《岷洮西固战役计划》，中共求吉寺西北局会议是红军长征在四川境内召开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

    接着，张书记陪我们一直登上村边的山头，上面高耸着建成不久的纪念碑，碑题是“红軍精神萬萬岁”，这是曾思玉将军的题字。

    去往山顶的路上，可以看到当年红四方面军进行求吉寺战斗时挖的战壕遗迹。

    山顶高处还有当年碉堡的遗迹，墙壁上遍布射击孔、弹痕，似乎还有挖开或炸开的墙洞。

    在山顶的平台上，可以看到纪念碑的碑座上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军通道北上纪念碑”。碑顶上的塑像是三位红军携手并肩，寓意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先后走过这里。

    俯看山下，是今日暮色中的求吉乡。

    张书记说，我们是第一批登上山顶参观的人。确实，上山的坡道还在修建中，纪念碑的石板还没有砌完全。张书记还说，围绕纪念碑的整个工程是一位海外人士出资，他敬仰红军，钦佩长征，在若尔盖县的长征路上反复考察，最后选定了求吉乡这里建设，决定投入上千万元，并且有他自己组织施工。

    我们仰望着这个纪念碑，它堪比川主寺的红军长征团结胜利纪念碑，祝愿这位海外人士圆满完成他的夙愿，为今日长征路增光！

    由于天已完全黑了，道路是否积雪也不得知，我们回头住在了求吉乡的嘎哇村藏寨。我们这个小群体上过高原，住过藏家，这次有机会住进原汁原味的藏寨，很是高兴。

    包座战役（战斗）简介：

    包座，是藏语“务柯”的译音，意为沟，藏语含义是笔直的像“枪膛”、“枪筒”。包座沟位于若尔盖县东南部，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两侧，处于群山之间，周围是高坡、原始森林地带，地势险要。松（潘）-甘（肃）古道（长约190余km，北接甘肃迭部县卡坝，南通四川松潘）北出黄胜关，经浪架岭，穿蜒于包座河沿岸之山谷，连接求吉、达拉等重要节点，包座适扼其中。根据河流的走向，包座又分为上包座（今达青村）、下包座（今达来村），如今乡政府所在地俄若塘村在中间。在红军文献中所称的“包座”均指“上包座”，上包座距离钦多路口25km。

    包座战役遗址位于若尔盖县求吉乡向南和包座乡交界处，南北长10km、东西宽6km，分上、下包座，遗址现存有国民党军修筑的地堡、战场及国民党军指挥部达戒寺。主战场在达戒寺及其东、西山林。

    国民党胡宗南纵队进驻松潘后，松-甘古道便成为其主要粮道，胡宗南纵队大部分粮食的运输都经过这里，为负责积存和转运来自甘肃的军粮，胡宗南在求吉寺后山上和上包座的达金寺设立了兵站。守敌为胡宗南部独立旅第二团，团部设在达金寺庙内，寺庙紧靠一座5、6百米高的山，控制了制高点，在山坡松林里建立了6～7个外围据点，构成了一个防御区；上包座的达戒寺驻1个营、求吉寺驻2个营，两处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

    1935年8月底，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到达巴西后，为打通往甘南的通道，在今若尔盖境内的上包座和求吉寺及潘州、牙弄一线进行了包座战役。

    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必经松-甘古道，急令武成仁之第四十九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截红军。

    伍诚仁师原是蔡廷瑎十九路军的队伍，“福建事变”反过蒋，但事变后被蒋介石收编，参加过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在“围剿”中央苏区时与中央红军交过手，曾是红一军团手下败将，但战斗力不俗。

    当时中央红军一军（一军团）刚到巴西，三军（三军团）尚在草地泥沼中挣扎。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由四方面军部队担任包座战役的主要任务，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具体部署是：战役由四方面军组织实施，战役总指挥徐向前；以三十军二六四团攻击达戒寺之敌，三十军主力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埋伏在上包座西北的丛林中，准备求歼北来增援的敌四十九师；以四军十师一部包围并求歼求吉寺（红军文献中曾译作“救济寺”）和卓藏寺（红军文献中曾译作“脚仗寺”）之敌，师主力控制各要道，并随时准备出击；以一方面军一军（一军团）为预备队，位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当时，三十军还有3个团尚留在黑水、马塘一线筹粮和掩护后方机关。

    敌我投入兵力：四方面军所属陈世才、李先念之三十军，许世友、王建安之四军十师共计约1万4千人；敌方为国民党中央军之康庄团、张莱孝游击支队、胡宗南部武成仁之四十九师和3000人左右的地方藏兵合计约1万4千人。

    注：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但日期应为8月29日～9月1日

    8月29日黄昏，四方面军部队完成对求吉寺和达戒寺的包围，担任主攻的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四方面军两个著名的“夜老虎团”之一）经一夜激战，扫清外围据点，少数敌人溃往南坪县的踏藏，守敌大部则被压缩至达戒寺内，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攻而不克，主力则埋伏在达戒寺附近制高点和西南部丛林通道上，给敌援军摆下一个口袋阵。

    30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二九一团进抵达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二六四团略作阻击便作不支状且战且退，撤至达戒寺东北山区隐蔽。敌见我阻击无力，包座敌人又频频告急，便放心大胆地急速前进，至当日下午，敌二九一、二八九两个团进至包座河西岸，二九四团进到包座河东岸，师部进至达戒寺以南，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

    31日下午5时，红军向敌四十九师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丛林中的红军部队同时出击，八十八师之二六八团由包座河以西插入敌二九一、二八九两个团之间，并切断了东西两岸敌人的联系，敌四十九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以疲惫之师英勇拼杀，师、团部所有预备队及军部通信连、警卫连、保卫排都投入了战斗，最后连炊事员、饲养员也拿枪参战，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一小时后，敌二九一团首先被歼灭。经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在当晚将敌四十九师歼灭，仅几百人逃脱，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尽。固守在达戒寺后山高地的200余敌人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

    也有说，伍诚率部仁拼命顽抗至9月1日凌晨，在得知上包座已失而在西南山地担任警戒掩护的余程万团（二八九团）音讯全无后，顿失战志，乃以康庄团三营掩护，自己率余众二三百人沿拥鄂河谷逃往踏藏（当时红军方面称伍被击毙，实为误传）。

    在巴西担任侧翼警戒的一方面军一军，出动一师二团主动袭击该地的国民党守军一个团进行牵制。

    此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红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四十九师的大部，毙伤敌5000余人，俘虏8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78挺、长短枪1500余支、电台1部，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物资奇缺、特别缺粮的北上红军得到了基本补充。但红军伤亡也不小，年仅23岁的红四军十师师长王友均（王右均，原名王金舟）牺牲。

    但围困在求吉寺之敌顽抗，至9月15日四方面军奉命南下也未能全歼。

    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同时，红军用实力证明，即使是“疲惫之师”、“饥困之师”，也照样是“威武之师”，也证明了四方面军特别能战斗。

    徐向前后来回忆：包座战役后，“为集中兵力，火速北进，党中央和我们连电左路军，催其速离阿坝，横穿草地，向右路军靠拢。我们还令四军抽出一个团，预备粮食、马匹、牦牛，以便前往草地接应他们。可是张国焘变了卦，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缺粮，无向导，竟令已到达草地边沿的左路军停止前进，重返阿坝，准备南下。电报打来打去，毫无结果。北上和南下之争，成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