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们到达洛南县县城。洛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1934年12月8日）到达的第一个县。在洛南，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取得了九泉山战斗和丹凤庾家河战斗的胜利，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在洛南，鄂豫皖省委和鄂豫陕省委先后组建了中共商洛特委、豫陕特委、抗捐第一军和豫陕游击师，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5年4月18日，红二十五军分三路攻克洛南县城，军部驻地在文庙。解放洛南县城后，红二十五军在城隍庙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打开监狱解救抗捐群众70多人，建立了梨园岔等三个区和沙坪等六个乡苏维埃政权，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打击消灭了一批国民党地方武装。先后有近千名洛南人民参加了红二十五军和抗捐第一军。其中八里桥老虎窝煤窑一次就有30多名挖煤工人参加了红军，为红二十五军增加了工人阶级成份。

    我们来到文庙时很不凑巧，文庙周边都是工地，而且，文庙也没有设立任何和红二十五军相关的标志标识。只能在文庙墙外照几张相了。

    我们从商洛市洛南县城出发，先到红二十五军当年在西安城边活动的地点，接着继续在当年鄂陕边根据地的陕南境内寻访。

    红二十五军当年在西安城边活动的地点是今天的西安市长安区引镇（引驾回）。这里当年离西安城区仅十余公里的地方，也是红军两次经过的地方——

    第一次，是1932年11月5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4个师2万余人从鄂皖边界西进入陕西，与国民党数万军队多次发生战斗，并多次改变行军路线，经山阳、丹凤、商县（现商州区）、柞水等地，进入秦岭深山中。徐向前总指挥带领部队经过漫川关突围，11月27日，又北出秦岭，由蓝田汤峪、长安库峪进入关中平原。这让国民党很是恐慌，国民党3个师及陕军一部纠集在一起，将红军团团围住。红四方面军向西，在长安引驾回（今引镇）处决了当地的土豪恶霸，在王曲镇歼敌4个营，在子午镇击溃陕军一部，后经沣峪口到户县庞光镇，从周至县新子口进入秦岭，准备进入川北。这是红军主力第一次距离西安这么近。

    第二次，是1935年7月12日，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鄂豫陕省委再次转到外线行动的决定，全军4000余人从商县杨家斜出发，经蓝田石嘴子、后更子一带北出终南山，横扫民团攻占了焦岱镇。13日，红二十五军沿秦岭北麓西进，抵达离西安城区仅十余公里的长安县引驾回（今引镇）、子午镇一带。

    红二十五军在引镇老菜市口召开了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当年，长安一带有3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

    这里有个红二十五军确定继续西征、迎接党中央到陕北的故事——红二十五军在离西安城区仅十余、二十公里的一带活动，省城为之震动，各种报纸纷纷报道，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抵西安，得知消息后，即乔装为去终南山拜佛的香客，从西安出发，爬山涉水，日夜兼程，7月15日来到子午镇，给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送来了两份中央文件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川西，由青、藏边继续北上的消息。石健民还带来“甲乙两组密码呼号”，可以马上进行“呼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但因为电讯器材残缺不全，无法使用联络。然而，这已经证实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已经在四川会合，且各种迹象表明，确有继续北上动向。

    石健民的到来和根据《大公报》等报纸上关于红一、四方面军动向的消息，让中共鄂豫陕省委、红二十军的领导们一洗焦虑！确实，自从撤离鄂豫皖后，与中共中央失掉联系已经七八个月了，虽然蒋介石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围剿”计划破产，但是，红二十五军孤军奋战，将向何处去？当晚，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决定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到陕北“同红二十六军会合起来，集中成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1935年7月17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会议同时决定，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留第七十四师在陕南，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

    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这一独立自主的决策，完全符合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意图。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后来被历史充分肯定。长结束征后，毛泽东于1937年2月在延安曾对著名记者范长江讲过：“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范长江：《塞上行》，新华出版社出版）。这偶然作成之“向导”是战略性的，为四支长征队伍最终取得长征胜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红军经过引驾回，没有留下遗迹遗址。当年的引驾回，现在是西安市长安区引镇街道。

    当年在引驾回，红二十五军抓到了一个地方官员，徐海东想在这附近打一仗震慑敌人，吴焕先就教这个官员给西安上级打电话求援，结果无意中知道了国民党毛炳文、于学忠部西调的消息，接着又找到了几张《大公报》，上面说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向松潘挺进中。徐海东拿着报纸，问程子华有没有这个可能性，程子华兴奋地说：“有！”长征出发几个月了，再次听到中央红军的消息，大家都很激动。

    徐海东在《星火燎原》中的《会师陕北》一文里关于这一时期的描述：6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跨过终南山，一天，到了西安西南四十五里的殷家卫（接驾回），捉住了一个伪区长。我们想把西安的敌人调出来，拦路打它个埋伏，便要那个伪区长向西安挂长途电话告急，要敌人前来增援。城里敌人回电话说：毛（炳文）军长、于（学忠）军长的部队已向西开，目前无兵可派。此计未成。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因为只是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无电台联络，中央红军到底到了哪里，无法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一、四方面军是北上了。在子午镇西二十里的一个地方，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刻西进甘肃，牵制敌人。迎接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陕南留下郑位三（陕南特委书记）及陈先瑞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于是，红二十五军的全体同志，满怀着会见党中央的热烈愿望，离开了陕南向西行动。当时，我们的决心：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我们向全军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积极前进，迎接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行军的路上，同志们纷纷问：“中央到了哪里？”“毛主席也来了吗？”“咱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兄弟部队？”我们指挥部的一些同志，更想念中央，盼望毛主席。他们现在在哪里，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哪一天能会面，自己心里也没数。我们只好向大家说：不几天就会见到毛主席了。部队的情绪真是空前的高涨。为了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尽管不少的人脚底板上大泡加小泡，也没有掉队的。鞋子破了，赤着脚走。由于我们出山扩充了八百多名新兵，搞了很多粮食，继续行动也有了条件，部队便连日向西挺进。

    从引镇（引驾回）西行不远就是子午镇。子午镇的党工委副书记刘尚平接待了我们，他对红军和长征颇有研究，向我们介绍了红军长征在子午镇的情况。他特别强调，红二十五军在这里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主动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并首先到达陕北巩固了根据地，为其他红军队伍落脚陕北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徐海东和张国焘对待毛泽东的不同之处！他遇到了我们这样的知音，合影！

    临分手时，刘尚平副书记十分惋惜地说：“要是我有时间，也跟你们一起长征去！”这一句话，让我们感到重走长征路值得！

    刘尚平副书记安排了老张同志带我们在子午镇仔细寻访。曲里拐弯地，我们来到子午镇南豆角村，村边的老柏树下有我们要看的物件，一座大石碑。

    大石碑上刻《南豆角志》记载了徐海东率部在此与敌激战：“一九三五年七月名将徐海东率部在此与国民党激战获胜”。

    大石碑后面是“舍公爷”石雕头像。

    “舍公爷”何许人也？我顾不上细看，好在有说明，他是夏朝禹时一位管粮食的官。

    南豆角村里还有保存很好的城楼，如今是村民纳凉、闲话之地。

    出南豆角村，我们来到子午镇西村，也称为子午峪、子午谷。古时从长安穿越秦岭入川有4条著名的古道：傥骆道、褒斜道、子午道、陈仓道，这里即“子午道”（始于战国），西汉修建长安城时的中轴线南端即起于这里的子午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