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自任战场指挥官。第二天，他发出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中正手令。”

    蒋介石决心以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推进”的战法，彻底消灭红军。

    此时，蒋介石仍判断红军“向东转进，其目的仍在乌江东岸，图与肖贺合股”。为此，他命令湘军、黔军、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一部及徐源泉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防红军东进。同时，他命令滇军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一线，王家烈残部集结在打鼓新场一线，堵红军西进；令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镇西卫、滥泥沟、修文、六广河、息烽、黄沙河、刀靶水、大渡口一线防红军南出；令川军郭勋祺部向桐梓、遵义推进，堵红军北上。并要求各军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线，要求“最好每里一碉”，企图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压迫红军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一举歼灭。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有意在遵义地区徘徊，以诱使中央军出动，拟在黔北再歼灭中央军的部分主力，以粉碎和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这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认为红军徘徊于黔西北这米粮困难，连柴草都不易得的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蒋介石要求各部，待摸清红军情况，方可采取行动。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3月10日，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中央开会，差不多都赞成避开中央军，出击一下滇军与黔军。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他耐心地说服大家：“我们打吴奇伟，是先敌抢占了遵义城的一些有利地形，而且是集中兵力打他一个师。然而我们进攻新场，滇敌再加上黔敌的兵力，就不只一师人马了，如果周浑元再来凑热闹，那就更加麻烦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攻那个堡垒呢？攻坚往往吃力不讨好。我们应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这才是上策。中国兵书《管子》上不是说过吗：‘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

    毛泽东这次决心坚执己见，他甚至不惜辞去才担任一个星期的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改变大多数人赞成进攻打鼓新场的态度。经过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军委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决心以全部力量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扭转整个局势。

    驻守鲁班场之敌为周浑元纵队的两个师，他们发现红军有打击他们的意图，因而集结兵力，构筑工事，准备与红军决战，阻其西进。

    3月15日下午，红军对据守鲁班场之敌发起总攻，双方争夺十分激烈，红军虽取得了不少进展，但由于敌人在飞机的助威下，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拼命顽抗，红军一时无法解决战斗。军委当机立断，决定立即撤出战斗，命令部队乘夜转移到茅台、仁怀、坛厂、小河地域。

    毛泽东在鲁班场战斗进行中，发现敌人已麋集到黔西北这一狭窄地区，迅速形成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思想：摆脱敌人，迅速撤出鲁班场战斗，挥军北上，从茅台三渡赤水河，把敌人吸引到川南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东渡赤水，折返贵州，然后直插云南，彻底甩掉敌人。

    红军于16日18时按照军委计划，开始渡赤水河。17日中午全部渡毕，再次进入川南，并公开摆出要北渡长江的姿态。

    三渡赤水，是红军一次全军性的大佯动，目的在于迷惑和调动敌人，特别是调动滇军。这一着果然灵验，蒋介石忙把重兵向川南周围调动，并发出了“筑碉‘阻剿’红军”的电令。他判断红军主力集结于古蔺东南地区，因而他命令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合力“进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