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有些惊人的相似，当我随着齐老来到义和镇薛家渠村，面对着村中热情朴实的老乡，想象的思绪又回到了 1948年春天。正当解放战争激烈进行，地方土改运动也紧锣密鼓地动员起来。一些地方工作中出现了偏差，对地主富农吊打用刑，让村干部靠边，称为“搬石头”，还有的地方用烙铁烙人，烧得人油都流出来了，喊出“抓浮财、查三代”的口号，逼死了不少人。这种事与愿违的形势，同“文革”初期的可怕状况何其相像呀！这时候，可惜没有出现一个敢于给毛主席写信直言进谏的人。假设有人写信反映各地出现的严重打砸抢现象，毛泽东主席又能像延安时期那样从谏如流的话，问题就可以解决在萌芽状态。可惜习仲勋当时已经被关押起来，就像当年在瓦窑堡失去了说话的机会和权力。假设不是这样，他还可以下去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一定会意识到事关大局，也会立即给中央写信，建议纠偏，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毛主席同样回复：“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那该多好呀！

    当年，正是在看了习仲勋的信件和电报以后，在召开的杨家沟会议上，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现在必须重申，共产党绝不要提倡打人，绝不要组织打人，这是一条原则。”可见明君身边的忠臣，是多么的重要。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敢于直言不讳的同志都是必不可少的呀！

    恰在这时，村里一个土“歌唱家”突然自发地跳上庙台，高声喊道：“我唱一首歌，欢迎齐心大姐。”

    齐心老人感动地说：“谢谢，谢谢你。”
    大家鼓起掌来。
    那一位头上挽着羊肚子手巾的歌手自己报幕：
    “唱一首咱自编的《红军歌》吧”，于是唱道：

    “1947年陕西乱，
    红军到义合闹共产，
    胡匪进陕北，
    三十几个旅，
    虽然他来势凶，
    王震将军一扫空！

    这个不识字的农民歌手，他连编带唱，显然把西北野战军理解成了“红军”，把彭德怀也唱成了王震，但唱得很有感情，配上陕北信天游调，大家一片叫好。

    掌声落下，齐心老人笑着说：“应该把‘王震将军’改成‘彭德怀将军’就好了。”

    那个人立即说：“对，是彭德怀将军。我们老人就是跟上彭德怀将军东杀西战，土地革命站过岗，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困难时期开过荒，‘文化革命’吃过糠。”

    那个自告奋勇地歌者，他的话也不知是真是假，一下子把大家都逗乐了。但你仔细一想，他的顺口溜，也正好概括了陕北人民对革命的贡献和人们六七十年代生产生活的困难状况。

    我们陕北农民中有一句很自豪的话，说：“要知朝中事，且问乡里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农民是圣人，是先知先觉，什么都懂，而是揭示了“朝”与“民”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是命运一致、息息相关的共同体。党和人民的关系更当如此。我们的前辈，特别是由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第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是深知这种关系的重要而如同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地处处维护着甚至是呵护着这种血肉的联系。这就是习仲勋当年能够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关注到土改中左的偏差，而毛主席对他的意见和建议那么重视的根源所在。实践证明，当一个政党在全神贯注地关怀着人民的情感与幸福，并无条件地为之操劳，为之努力做事的时候，人民才会视领袖为北斗星，为太阳。毛主席及其他所领导的那一代共产党人无愧于人民的称谓。这就是我们今天走进革命老区的群众之中，问及那些亲历了当时历史的老人们和他们的后代所能够感受过的一种难得的真诚敬仰和无限怀念的情绪。

    这就是我们随着齐心老人行走在陕北大地上，站立在她和习仲勋曾经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村落和群众中时，强烈地感受到了的一种来自人民心中的情感。这其实也是今天，人们仍然不放弃并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拥护的一种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感情的基础。

    听另一位老人回忆道：“开会前后，还在河对岸的碑坪上唱了山西梆子。”说着，指着对面一片柳树，“戏场就在那柳树林子里，咱们习书记和许多领导跟大家一搭看戏来。”

    齐心老人十分感动，想不到时间过去了50多年，人们还记得这么真切。可见那次会议，在农民的心中有多么重要。贫雇农从此分得了土地，地主、富农也不至于像一些地方那样，被“扫地出门”或吊打而死。这都是关乎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大事情，说明我们的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她又记起了，就在参加完杨家沟会议不久，仲勋一连好几天下乡调查研究，就如何克服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问题给党中央、毛主席起草电报稿的情形。

    “他当时下乡调查回来早已是人困马乏，但连饭也顾不得吃，就爬在桌上挥笔疾书。问他话，他也不言语，只是埋头写着。后来才知他是在给中央和毛主席草拟电报稿，电台的发报员就在门外等着。是一份加急的电报要连夜发出去的，同时还要同马明方和马文瑞交谈。不一会儿明方和文瑞也都连饭都顾不得吃完，就端着饭碗来到我们住的窑洞中来了。仲勋拟完了电文，便念给他们二位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讲了要他们下去的理由和任务。特别对于文瑞，单枪匹马要绕大半个边区，仲勋一再叮咛他要多带几个卫兵，要注意沿途安全。特别是进入关中分区，在敌人眼皮底下一定要住在党员堡垒户家里，还要注意保密。他同大家商量工作，一贯都很耐心，对同志的关心，也是发自内心，令对方打心眼儿里感动。最后习仲勋说，“两位老兄，这次你们下去视察，时机同以往不同，战争时期，一切都不一样，而且是事关重大急如星火，辛苦加危险，也只能如此了。”

    齐老回忆到此，眼睛有些湿润。在这篇长达两千多字的电报稿中，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向中央汇报了 12月会议精神的贯彻情况，并就落实毛主席 1月9日指示精神，决定派马明方去延安，马文瑞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事以及边区土改中的一系列政策问题讲了系统的意见。毛主席接到电报，当即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此后不久，毛主席又将他对不同地区实行土地法的意见电告习仲勋征求意见。习仲勋又复电谈了很详细的意见。这些电文往来，已经成为历史。这是活生生的重大政策研究的典型例证，能看得出那时候 ，从领袖到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是多么的深入、严谨，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性的原则显而易见。

    在薛家渠村，又一位老人说：“记得 1948年春上闹饥荒，饿得不行了，习书记请村里人吃饭，先吃面条，不够了，又吃热蒸馍，也吃完了，后来连冷馍也吃光了，害得同志们饿肚子。”
齐心老人回忆说：“那是 1948年春天，胡宗南匪军逃窜后，闹灾荒。我当时在义合区委工作，下乡救灾，遇上吃饭，军烈属来，我们就把饭碗递到他们手中。当时非常困难，没有粮食吃，很多老百姓浮肿了，当时救灾工作重点是防止饿死人的事发生。”

    亲如一家

    什么叫亲如一家，这就是亲如一家。什么是水乳交融，这就是水乳交融，什么是血肉联系，这就叫血肉联系。就是大家都饿着肚子，有一碗饭，干部首先递到群众手里，就是只剩了一顿的饭食，干部宁愿饿着肚子，也要请群众吃一餐饱饭。这一碗饭，一顿饭的事，今天看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呀！可那在当时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老百姓会世世代代记着那一碗饭，一顿饭呀！我们在义和镇薛家渠，就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老百姓的回忆里，赞颂着西北局、习书记和土改，那一碗热面条、热蒸馍至今还叫他们心里热乎乎的，暖了几代人的身子，暖了几辈人的心呀！这就是我们的前辈，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你有情来我有义，这情义相合，便有了义合动人的故事。

    告别的时刻到了，大家又是难分难舍。在车门口，几位老人拉着齐心大姐的手，久久不愿离去。

    “连一口水也没喝，连顿饭也没吃，就要走呀？”

    一声声的再见，一声声的保重，泪水模糊了老人们的眼睛。直到汽车开出很远了，齐心老人还伏在车窗上，望着那满崖畔的人群，仿佛有一根扯不断的线，连接着她和他们的心，连接着北京与老区的情。
 
    齐老最喜爱的，是革命题材的民歌，还有反映现实内容的节目。她希望这样的内容多些，再多些，主张既有陕北情调，又能反映现实生活。她说习老最爱听的，是那首反映自由恋爱的《三十里铺》。那是当时现实的生活，又具有民间风格，因此经久不衰。在由义合返回绥德的路上，她还特意下车，看了三十里铺村。歌中所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小村庄。如今，“拆了戏台修公路”，路边留下的那棵老槐树还在，就像生活本身一样的根深叶茂。她认为，只有反映了人民群众真实生活的艺术，才具有生命力。人民群众也才会喜闻乐见。

    难忘郝家桥
 
    当天下午，齐心老人访问绥德张家砭乡郝家桥村。这是当年大生产运动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亲自发现和培养的一个典型。齐心老人曾在这里工作过较长时间。

    汽车离开城区公路，驶过一座石桥，拐进大理河西的山沟，原先的羊肠小道成了可以行车的公路。这条路她太熟悉了。路边原先的石坡，如今都盖满了民房，也拉了电。惟有路下的河沟，依然是岩石裸露的原貌。当地人所敬仰的习书记当年就是沿着这条路徒步走进郝家桥村的。记不清有多少回了，齐心一个人背着挂包走在这条山道上。今天她又回到了这条路上，情不自禁地回忆着珍贵的往事。

    “1943年6月，习仲勋刚到绥德不久，就带工作组到郝家桥村搞大生产运动的调查，亲自发现和培养了劳动模范刘玉厚和他领导的郝家桥村。刘玉厚同志以后成为全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当时秧歌队曾唱过‘我今天见到了劳动英雄刘玉厚’，可见影响之大。”

    在绥德发现和培养刘玉厚这个典型，也是习仲勋深入实际，从实际出发制定工作方针的务实作风的一次体现。习仲勋主政绥德时，正是边区大生产运动高潮时期，也是当地经济发展较慢问题暴露之时。他在下去调查中发现，绥德的情况同延安和陇东不同，这里人口稠密，土地相对较少，要按照延安、陇东的办法大面积开荒发展生产，不现实，只能经过精耕细作，增加粮食产量，于是也才有了刘玉厚这个老实巴交的种田能手的典型。春耕前夕，习仲勋一行人来到绥德县郝家桥村，看到了别处不一样的情况：村庄整齐干净，村民和睦积极备耕。一了解，是村长刘玉厚起了好带头作用。在他带领下，村民们在有限的土地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生产，并通过精耕细作，改善土地条件、选择优良品种提高单产等办法，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提高。习仲勋很受启发，看出了这个典型对全区的示范意义，于是他亲自帮助不识字的刘玉厚总结郝家桥的经验，并召集地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区推广。还派齐心到郝家桥乡政府当文书，具体蹲点指导。并派分区群众报的记者下去采访报道。通过“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很快就在绥德掀起大生产的高潮。

    郝家桥到了！这就是我当过乡政府文书的郝家桥？齐心老人心想。现在到了前桥，那座碎石老桥已经不见，被一座土坝代替，原先的深涧，淤积成一片坝地。郝家桥行政村已经看得真切，四个自然村，过了桥即是侯家坪，对面是刘家渠，后面是庙沟。

    “当时提倡知识分子下基层任职，是为了经受实际工作的锻炼。1944年秋，我被派到绥德沙滩坪区第一乡政府当文书。乡政府所在地郝家桥是一个贫农村，全村只有一户地主、一户富农，大多是佃户，租种城里地主的土地。因此搞减租减息任务较大。经过减租减息，一半土地回到了农民手中，以后进行土改，土地全部回到农民手中。”

    汽车还没过侯家坪村口那座桥，全村的男女老少已经自发地迎候在桥头上。站在最前面的三个人经人介绍齐心认出了，一个是劳模刘玉厚的小儿子，一个是当年的房东、纺织英雄刘应贞的女儿燕燕，还有一个是邻居郝进礼的儿子名字叫蝉，他们当时都还是娃娃，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车子还没停稳，人们就迎了上来。齐心刚走下车，同燕燕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可把你老人家盼回来啦！”
    “我做梦都梦见郝家桥，今天终于到家啦。”
    “习老身体可好吧，我们郝家桥的人都想见他老人家。”
    “好着呢，习老派我回来看望大家，他让我代他向大家问好。”

    她们手挽着手，被人群簇拥着，一边说着话，一边往村里走。路两旁、垴畔上、崖畔上，到处都是人。人们的目光一起投向北京来的这位老太太。知道她的老年人，向年轻娃娃们介绍她，讲述着习仲勋和齐心与他们郝家桥的故事。

    齐心问起了当年熟悉的一些老乡的名字。刘家渠的刘纯厚、刘永宽，侯家坪的侯景华、郝杏儿，庙沟的郝思锐、王正芳、郝思盛、郝思廉等。除刘纯厚杳无音讯，郝思盛在新疆外，其他人都已不在人世了，听得她无限感慨。

    在郝家桥村头，窑墙上悬挂着一块巨匾，上面刻着：“农村楷模”四个大字，木匾的落款有当时的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绥德专员袁任远和地委副书记白治民、副专员杨和亭。这是郝家桥村的光荣，也是全乡全县的光荣。

    仅从这一块匾，可以折射出习仲勋当时的工作作风是多么的民主。现在的地方“一把手”，不少人是所谓“强势人物”，当然也不缺民主意识强的。强势人物的特点，就是事事都要自己说了算，他和班子其它成员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同志，而是众星捧月。他习惯于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一手遮天，一言九鼎，一锤定音，而不喜欢让大家讨论，七嘴八舌，七手八脚。结果成了一言堂、一支笔、一个声音、一喊到底。显然习仲勋这个地委书记不是这样，他连提一块匾都要把副书记和专员、副专员的名字写上去。这在今天一些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更加令人敬仰。

    据村干部介绍，那块当时由地委和专署制赠郝家桥村的珍贵木匾，“文化大革命”中被造所派毁坏了，以后又照原样复制了这块。

    齐心老人站在匾前，对随行的人说：“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模范党员刘玉厚同志曾当过郝家桥行政村村主任。他不光自己带头生产自救，多交公粮，还带领全村人变工互助，开展大生产运动，年年超交公粮。村里支前、做军鞋、扫盲识字，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县前头。解放战争时期，刘玉厚父子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参军，解放后，他转业到陕西兴平一个农具厂担任厂长，经常到北京去，看望王震、习仲勋和许多在绥德工作过的老同志。1995年，刘玉厚同志病逝。他儿子写信告诉了我们。为了纪念他，习老郑重题词：‘刘玉厚同志是陕甘宁边区著名农业劳动英雄，优秀共产党员。’经组织寄到他家中。”

    这时候，村里的人越来越多，连前后几村的人，也都闻讯赶来了。人们亲切地围在齐心老人的身边，舍不得离开半步。齐心坐在刘玉厚家的窑洞炕上，喝着米酒，听村民们谈如今的生产与生活。窑里窑外聚满了人。几个小孩子，就像是重孙子一辈，依偎在她的怀前身后，亲热地叫他太奶。她笑得嘴都合不拢。日程安排得紧，没有功夫吃顿饭，这是一个遗憾，更没有时间在这熟悉亲切的窑洞热炕上中睡一晚，也是一个遗憾。

    到了分别的时候，乡亲们拿出小米、红枣和粉条，让齐心带走，表达他们的心意。乡亲们和齐心老人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燕燕拉着齐心的手不放，地方陪同的同志催她上了车。车子缓缓开动，人们追随在车子周围，燕燕再次握着她伸出窗外的手，舍不得松开。当天晚上，燕燕又带着她去世哥哥蒲田的儿子，拿着绿豆赶到城里宾馆看望齐心，倾诉离情。齐心老人，她舍不得离开郝家桥呀，短暂的回访，怎能了结她几十年的思念，特别是看到这个村子，还不够富裕，人们的生活还是那样的简朴，小学校的教室还是那样的简陋，通往县城的路虽然不再是羊肠小道，但仍然是坑坑洼洼，弯曲而狭窄的土路，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建国50年了，郝家桥的变化不大。她突然记起了，临行时村长托刘玉厚的儿子把一封信塞到她手中，小声叮咛她上了车再看。信中会写些什么？她用手绢擦了擦眼睛，然后载上老花镜，掏出信拆开来看。车子摆动得厉害，字看不很清，但她还是坚持浏览了一遍。

    “嗯，是希望政府改修这条通往县城的路，拨资修一所学校，还有补坝的事。修桥太重要了，路是保平安的。还有教育，培养人才。补坝是保护良田，保口粮的。”

    她拿着信对周围人说。许多字看不清，这三条请求都看清楚了，并且牢牢地记在心中。

    在返回县城的路上，齐老的心情显得有些沉重，她不时地就要展开那封信看，仿佛那里面有什么更深奥更吸引人的内容。她老人家的确看不够呀。那是一封短短的信，虽说只有简单几行字，三条小小的要求，可那是全村人的心愿和渴望呀。是全村人奋斗和企盼了整整60年都没有实现的理想，是当初以为只要建立了新中国就自然可以实现的目标呀。改造一条由村子通往县城的路把如今的晴天“扬灰”下雨天是“水泥”的路，改造成阴晴都可以通行的柏油路；给村子里修一所希望小学，让上不起乡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在村里就近上学；村里当年修的水坝已经成了危坝，需要加固，需要修补。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可这几十年间，怎么就没有能够实现呢？这是她心里最觉难受的。

    “我们建国几十年，欠老区人民的实在太多，回报他们的实在太少。”

    这是习仲勋晚年时常感叹的不已的一句话，也是他成天念叨着要回老区看看的一块放心不下、了不净的心病。记得1983年夏天，延安地区在习仲勋的支持下，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开过一次经济工作汇报会。笔者作为行署专员秘书，有幸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央首长除了邓小平和胡耀邦派女儿和儿子代表到会，几乎全部都在场。习仲勋在会上发言，说到动情处，直爽的性格不能自持，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进城了，当了大干部，可我们不能忘记老区的人民呀，不能不顾他们的死活。连吃饭穿衣都还成问题，我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于心何忍呀！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不能无动于衷呀！宋平同志（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你表个态吧，交通问题怎么解决，资源开发的项目怎么摆布，农业发展的投资怎么解决。”

    老人家当众慷慨陈词，一席话把许多人都感动哭了。十多年过去了。万里和宋平同志当场表态要研究解决延安的交通问题和工业、经济发展问题。习老代表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语重心长的话语，许多年后，仍然在延安的干部群众中流传着，成为几代人艰苦奋斗的动力。

    汽车转过几道湾，郝家桥村看不见了。齐心老人兴奋的心平静不下来，她还沉浸在“回家”的激动中，仿佛是仍处在那些亲热的父老乡亲中间。
 
    子洲陵上拜子洲
 
    由郝家桥返回县城，很快就到了子洲陵。人们习惯上叫子洲陵，其实是“绥德县革命烈士陵园。”。陵园位于大理河南岸的雕阴山下，这是1957年以李子洲烈士之墓为主修建的。

    在柏树成荫的陵园中，耸立着一座烈士纪念塔，上面携刻着一千五百多位绥德籍革命烈士的英名。齐心老人面对着塔碑深深三鞠躬，表示深切悼念。她围着塔身，仔细寻找着熟人的名字。随后又来到塔后的烈士纪念馆，这里有李子洲等数十位烈士的生平简介和中央领导同志送的花圈和题词。在李子洲遗体照片前，她伫立良久，尔后拾级而上，瞻仰了“李子洲烈士之墓”。

    齐心老人深知李子洲同志是陕西革命的先驱，在创建陕西和陕北中共党团组织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骨干作用，他是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和许多西北老革命都非常敬仰的一位革命先烈。

    “李子洲是著名的西北革命先驱。许多年轻人只知道子洲县而不知道李子洲了。”齐老说着，显得很痛心的样子。

    1892年出生于绥德城里的李子洲，一直是陕西人的骄傲，更是陕北人的自豪。他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考入哲学系学习，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他和同学们一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正在曹家的卖国贼章宗祥。1923年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李子洲回到家乡，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开始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他指导学生阅读《向导》、《中国青年》、《共进》等进步刊物，成立学生会，出版《陕北青年》杂志，引导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他和其他进步教师的指导下，1924年底，绥德成立了陕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一年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也在这里诞生。随后，他又相继指导和派人帮助在榆林、延安等地建立党团组织，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并选派刘志丹等一批党团员进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政治，派党团员到陕北军阀石谦部队做兵运工作，先后发展了百余名官兵加入了中共党团组织，为这支部队后来发动清涧起义打下了组织基础。1927年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在西安成立，他任执委，分管组织工作。后成立陕西省委，他任常委兼组织部长，后兼任军委书记，参与了省委对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的领导决策。1926年11月，李子洲代理陕西省委书记，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强不屈，直至病逝牢中，年仅36岁。

    “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