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的历史经验看，正是周恩来的这种忍辱负重精神，他不仅为国家保住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此减少了“文革” 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保住了一大批老干部，所以，在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上，才会有一批老干部进入了中央领导班子，没能让“四人帮”横行无忌，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准备了条件。在许多时候，周恩来的一些看似拥护和肯定“文革”的言行，实际上是为了保护那些公开抵制“文革”的老干部，如他批评外交部九十九位大使联名写大字报的做法，就没让“四人帮” 有机会插手来整这些同志，在老革命家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中，他拍桌子批评谭震林等同志，实际上就减轻了事件的性质，将老同志反对“文革”错误做法化解成为一次发牢骚，从而为后来毛泽东承认“二月逆流”搞错并为平反减轻了阻力，使林彪江青始终没能找到把这次事件往死里整的借口。

    事实上，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在党内处于绝对的权威之下，周恩来要是公开纠正“文革”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加上林、江两个阴谋集团的挑拨、发难和牵制，他想尽量减少损失、尽量保护老干部和群众、尽量维持安定团结、尽量维持和发展经济，其独立見解并付诸实施的空间是很小的，只能“打擦边球”和“驶顺风船”。即使这样，他对别人设置的一些陷阱也只能往里跳，无法躲得开，例如让他参与刘少奇、贺龙专案组等的“领导”工作，就是对他施加的无形压力，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些迫害老革命家的专案组工作大权，都操纵在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周恩来虽然也有资格写批示，但最后决定权并不在他手中。而且，他自己也必须特别小心，江青等人在“文革”初就借所谓“伍豪事件”想把周恩来往最坏处整，在他清楚地说明这一事件是敌人陷害、造谣、并在延安整风时期即已弄清的情况下，那些真正的黑材仍被“阅存” 而未得到销毁，这成为他“文革”中的一桩心病，一直提防着江青集团害他。另一方面，晚年的毛泽东是决不允许别人反对他的，就是在“文革”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江青，毛泽东也写信警告她要“小心” 、“不要反对我” 。周恩来对毛泽东是非常忠诚敬仰的，无论是从立党为公的高度，还是他个人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他都不会采取与毛泽东对立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对此，历史和后人都不必苛求他。

    而我们看到，由于周恩来采取独特的忍辱负重的方式来处理“文革”中的问题，在刘少奇等大批革命家被打倒、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保持了全党的统一和团结，国家保持了稳定巩固，工农业生产还能够发展，12亿人的吃饭没有成为问题，军队也没有乱，保持了钢铁长城、无坚不摧的气势，外交上也取得巨大突破，乒乓外交成为佳话，人民的根本利益保住了，而且还在“九. 一三”事件后迎来了一次解放原先被打倒的老干部的高潮，邓小平就是在那时被重新启用的。有人说，由于周恩来在“文革”初的一些言行影响了一些老百姓，例如青年大学生对“文革”的盲从态度，便认为是引出了消极的后果，这种情况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比起周恩来因此能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最高最大的全局利益，这消极的后果所带来的牺牲实在是很小很小的。

    所以，我以为，后人在研究周恩来的晚年历史并进行评价时，不应该着眼于他说了什么或当时违心地做了什么，而应该换位思考，即当时假如他不这么说、不这么做，党和国家、军队的命运便会怎样？在十年“文革”中，他自己作出了最大牺牲，但却为党和人民、为国家取得了最好的结果，还维护了毛泽东主席的地位，使两个伟人的亲密合作画上了圆滿的句号，他自己也保持了晚节。周恩来作为千古完人、千古楷模是应该得到公认的，这一历史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