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到那个曾经令举国老百姓悲痛万分的日子……1月8日了，29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是在这一天逝世的。当伟大的祖国无比强大之际，当我们的党正在加强执政能力、不断清除腐败肌体之际，我们分外怀念这位毕生清廉、高洁、不谋私利、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楷摸、千古完人。

    周恩来为革命奋斗、建党建国建军的功绩，人们早就熟悉了，这一点，国内外己有定评。作为一位几乎是古今中外政治家的楷模，周恩来在人格上是千古完人，在职务上是千古“贤相”，在建国治国过程中立下的是千古奇功。即以其担任的总理职务（在封建王朝中相当于丞相）而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位宰相可以与他相比的，纵观姜尚、管仲、萧何、诸葛亮、王猛、魏征、李泌、赵普等这些名相，无论是人格上或功绩上，都不能与周恩来比。如其中拔尖的诸葛亮、萧何而言，他们虽也清廉，但仍留下了一定的财产。诸葛亮在给李严书中承认“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 ；在给汉后主刘禅的表中称他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 ；而萧何则不但因功封侯立国，还曾为保护自己而作出了“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 的扰民之举，并最后为子孙计，“置田宅必居穷处” 。在完全彻底忠于职守上，历史上的贤相没有人能与周恩来相 比拟的。

    但是，近年耒在少数人的言谈中，在某些互联网上，时而有人在评价周恩来的功过是非时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其内容大都集中在“文革”期间周恩来的言行上，似乎现在应该根据这些东西来重新评价他。这当然是很荒谬的，也是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不能接受的。

    不错，周恩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也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按现在的是非标准，毫无疑问是应予否定的。但是，我们来一个换位思考：他不说这些话，不做这些事，不拥护毛泽东主席搞“文革”，行吗？中国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看后果就很难估计。实际上，周恩来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维护国家的稳定发展、维护人民的利益作出了无与伦此的独特贡献。

    关于“文革”的起因，毛泽东实际从1962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就萌发了，至1964年冬开始的四清运动，由于他与刘少奇在治党治国方略上的分歧和矛盾日益恶化，他已决定一定要把刘少奇打倒，而手段和方式就是“文革” 式。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中共党内，只要毛泽东决定了的事，就一定会做下去的，而且一定能达到目的。以周恩来之聪明才智，岂不知“文革”那样搞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但是，作为中共党内的第三号人物，周恩来还是公开地拥护了毛泽东的决定，并且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因为他深知，如果不这样做，党就会有分裂的危险，所以，即使他明知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是错的，他也只能违心地顺从毛泽东。试想，如果他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抵制或反对，那可能就会出现以下两个结果：一是周恩来也会像刘少奇那样被打倒，这样，中共最高层就会出现让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掌控大权的局面，连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难保。当毛泽东逝世时，“四人帮”就会掌控国家命运。二是如果周恩来和其他老革命家公开反对抵制毛泽东搞“文革”，很可能闹到两边水火不容，甚至发生内战的局面，这对中国就真正危险了。事实上，“文革”初毛泽东已是做好了充分准备来对付反对“文革”的人的，林彪在1966年5月的那篇“政变经”的讲话中就透露出，毛泽东几个月来都在做进行文的方面和武的方面解决的“文章” 。林彪的这句话绝不是信口开河，假如发动“文革”的十六条《决定》在中央通不过，肯定会发生非常大的事变，而受害者除了刘少奇、邓小平之外，还会加上周恩来。假如“文革”初周恩来就被迫离开总理的位置，那么，“文革”十年国民经济必然崩溃，各级政府机构将完全瘫瘓，国家必将陷入动乱和分裂。因此，一贯以党的最高利益、人民的最大利益、国家的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周恩来，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冒个人名节受损的风险，拥护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在尽量减少负面损失的前提下，求得最理想的结果。应该说，没有大无畏牺牲精神的人，没有不计个人在历史上的某些得失的人，是绝对无法忍受如此大的内心煎熬来做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