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是抗大的创建者和指导者，他在抗大集会上的多次讲演，反映着这一光辉历史业绩。

    抗日军政大学的兴盛

    中央红军高举北上抗日旗帜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即考虑抓紧教育培养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6年6月1日，在原红军学校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当时的学员主要来自红军中的各级干部，以工农成分为主，所以除政治、军事训练外，还特别注重文化识字教育。

    1936年10月各路红军胜利会师陕甘宁，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开始了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根据这一新的变化，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进驻延安，并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委员。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七七”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各地进步青年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纷纷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至1938年达到高潮。他们大部分进入抗大，一部分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党校。从此，抗大学员的成分发生显著的变化。

    毛泽东把敞开接受和认真培养大批知识青年，看作是吸收新鲜血液、扩大干部队伍、发展抗日力量的一个重要举措，将其列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亲自进行教学指导。

    当时抗大的教育方式，除按计划实施各门课程的讲授，作业，操练、演习及自学活动外，还经常听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及有关干部的形势、任务、政策报告和专题讲演。1938年间，各种报告、讲演十分频繁，成为教学的重要部分。从当年3月至年底的10个月中，毛泽东就为抗大及陕公、鲁艺等校各个队开学、期中、毕业讲话约40余次。他充满革命气概而又深入浅出的群众化讲演，具有极大的魅力，对教育培养青年干部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38年上半年，学校领导注意汇集毛泽东及其他同志的讲演材料，曾从学员中物色对象组成临时小组，进行记录和整理工作。随后便决定设置专门机构，以保证完成校内外经常性的速记任务。

    1938年7月7日，我奉调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去建立速记股。从那天起，我和股内同志一起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速记工作。由于负责记录和整理的任务，更在脑海里深深留下许多难忘的印象。

    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亲自指导抗大教学工作，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多次谈到上述方针，前后文字略有出入，内容是一致的)。他指出，这是每个学员应当学习的主要内容，有了这三条，“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他还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他在抗大的各次讲演的具体内容尽管有所不同，但都是围绕着上述基本指导思想。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7月初迁到保安。图为红大保安县校址

    抗大各期各队开学的时候，毛泽东都要亲自到校讲话。他常是开宗明义讲清楚抗大的教学方针和目的，尤其首先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说：我们办抗大，是为了培养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有能力领导抗日斗争的革命干部。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入侵，要灭亡中国，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坚决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不达目的决不休止。他着重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单纯依靠军队抗战，企图短期速胜，是不可能的，必须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一场全民族动员起来的反侵略战争。根据敌人大步深入我国国土的形势，我们八路军必须配合正面作战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广大农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他特别指出，要注意把抗日和民主结合起来，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全面抗战，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立足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贯通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长远利益，达到民族民主革命的统一，是当时正确政治方向的基本内容。

    他还针对青年学员们富有革命热情而缺乏严格锻炼的特点，经常教导大家要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毅力，坚定不移地去贯彻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说，今后同志们的革命路程是漫长的，会有种种艰难险阻，不是平坦的阳关大道。他形象地做着手势说：“每个同志在革命的征途中，不能摔了一跤便哇哇哭起来，‘我不干了’。应当从地上爬起来，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继续勇敢战斗前进。”又说：“一个人革命一阵子是容易的，更重要更可贵的是革命一辈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这些教导变成无数抗大学员的神圣誓言，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履行了这个誓言。

    面临空前的民族大灾难，全国人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广大进步青年尤其对毛泽东表现了炽热的崇拜，好似在黑夜里看到了一座闪耀的灯塔，开始确立起一个信念：只有毛泽东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国家、人民走向光明的前途。当时延安城内商店中出售一种印有“photogr aphic”或“Album”字样的长方形小本子，新到学员多购买作为纪念册使用，待毛泽东讲演完毕，便热情地拿着这种小本子围上来请他题词。警卫人员照例打开一块旧白布单，让大家把小本子放进去，包好背走，过几天便分别题好词退回每个学员。这虽是一件小事，毛泽东仍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一本一本认真办理，题写一两句话，勉励每个同志努力学习进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等等。记得曾有位新学员要求当场为他题词，毛泽东说：“在这里站着写不好，我带回去坐下来好好替你写。“那位新学员执意要求当场就写，毛泽东满足了他的要求，立即在小本子上题写了“努力”两个字，签署“毛“。那时候来到延安的青年们和毛主席接触、谈话是毫无拘束的，自然地体现着对毛主席的亲切和崇敬。他们十分珍视得到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作为自己革命工作的指南。毛泽东指示的方向便是大家的方向，毛泽东的威望逐渐成为一种伟大力量。

    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那时大多数知识青年来自全国内地城市，到了经济落后和生活贫困的陕北，与他们原来生活的环境条件相比，差距悬殊。根据这一特点，毛泽东指出：日本侵略者霸占了我国大批城市、交通线和大片富饶的土地，我们不得不在偏僻的边区建立根据地，支援前方的斗争。一切困难是敌人造成的，我们只有不怕困难，学好本领，艰苦奋斗，才能打败敌人。

    从物质条件上说，抗大是无法同富饶地区城市的学校相比的。曾有部分新学员，对于抗大的校舍、设备、教员、教材等过于简单，而或多或少怀疑到教学的效果。毛泽东听到这类反映以后，便在讲话中作了很好的分析和教育。他说：“依靠自己，艰苦奋斗，创造条件，办好学校，是革命的优良传统。没有房子住，我们自己开山打窑洞。没有教员，我们自己选拔培养，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俗话也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现在我们的队伍成千上万，各种人才都有，不论新同志老同志，发现出来便可以选任教员，也可以既当学员又当教员。没有教材，我们自己编写，当然要尽力收集和重视参考国内外已有的教材，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不可能靠别人来替我们编写的。至于没有教室、桌子、板凳，那末我们就坐在地球上听课，现在大家不是都坐在地球上吗？（当时听报告都是在广场上席地而坐)。我们的目的是要学习革命道理和抗日本领，而这些是在别处学不到的。”他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生动讲话，使初到延安的青年学员们在一片笑声中茅塞顿开，很快地树立起正确的学习态度，适应了简朴的学习环境，并以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作风为光荣。

    自己动手进行生产以解决物质困难，是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方面。生产自给本是红军的老传统，从红大到抗大并未间断，学员和工作人员在不影响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打窑洞、开荒种菜、运送军需、烧炭窑、帮助群众劳动，等等。由于国民党对边区和八路军不但不保证供应，而且加紧封锁，使边区的财源、粮源日趋艰难。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立即着手抓生产运动。他卓有预见地指出，我们边区机关、学校、军队几万人员，面临粮食等物资不足，不能等着饿死。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决心大搞生产，自己动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他特别号召抗大全体干部和学员，要动员起来开荒种地生产粮食和蔬菜，先后作过多次重要指示。他要求学员们，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艰苦奋斗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封锁和破坏。他还进一步要求大家，坚持知识和生产劳动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其意义更加深远。我到抗大政治部工作以后，便参加在南门外山脚下开垦一段废弃的旧公路，把铁壳般硬的老路面刨开，种出大量青菜萝卜。1939年开春以后，抗大响应毛主席号召，掀起了开荒种粮生产运动。陕北黄土高原，许多山地可以开垦种谷子，我们政治部就在当时住区窑洞上面的山脊地进行春耕播种，张际春主任、李志民、杨光池等科长和大家一起劳动，文工团的郑律成等同志边生产边做鼓动工作，沉睡的高原呈现出一片紧张热烈景象。在生产劳动中上下级、同志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当时我和张际春主任编在一个小组，我比他年轻，他比我有经验，我们按划好的地界每人一垄并排开荒，互相竞赛又互相帮助，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了这位慈祥朴实的老前辈，此后数十年来一直怀念着他。为着同一理想，艰苦奋斗，患难与共，也是革命队伍不可战胜的基石。

    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十分重视抗大的战略战术教学。当时在战术训练方面，正规战术和游击战术都初步有了一些教材和教学基础，而战略教学还很薄弱。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教训，使他深感改造干部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提高干部的战略思想水平，极为重要。一个高级指挥员，必须要有精明的战略头脑，知彼知己，眼光远大，足智多谋，才能担负起复杂的战争指导任务。即使一般基层干部，也要学一点战略知识，懂得注意全局情况，更有利于灵活机动指挥战斗。因此，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他就一再要求加强红大、抗大战略方面的教学，亲自到学校演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的主要内容等，写信到国民党统治区及苏联收集有关战略的书籍和教材。

    毛泽东每次谈到战略战术，核心总是灵活机动，其中包含着极丰富的内容。他说，指导一切战争，都应当依据敌我情况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在敌强我弱的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对日作战，更要有高度的灵活性、机动性，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消耗敌人。我们有广大的国土和人民的支持，在客观条件上能够长期与敌人周旋。他一再指出，正面战场切忌消极的单纯防御，处处被动挨打，一溃千里；只有采取灵活机动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选择有利地形相机歼击来犯之敌，方能阻滞敌人前进。我们八路军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游击战争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这是我们当前制敌取胜的主要战略战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红军战争经验和结合抗日战争实际情况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培育了中国革命战争整整一代优秀的指挥员。

毛泽东在抗大发表演讲

    抗战初期，还没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完善中译本，毛泽东便请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何思敬教授作部分节译和口头译述，并安排他给抗大学员讲授战略理论。毛泽东自己也到抗大演讲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冬季的一个夜晚，他在北门外山坡下广场专门作持久战报告，除再次论述战争的长期性以外，着重讲了指导战争是一种艺术。他说，我们要善于运用这种艺术，在抗日的战场上演出一幕一幕精彩的戏来，不断打击和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实现从战略上的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打败敌人。他熟悉古今中外战史，随手拈来援引一些典型战例，把枯燥的战略原则说得生动活泼，深稽博考，引人入胜。陕北的冬夜寒气袭人，又渐渐飘起鹅毛大雪，大家幕天席地，入迷地听着讲演，似乎忘记了是置身于寒冷彻骨的冰天雪地之中。毛泽东几次欲停止讲演，劝同志们回去休息，大家却热烈要求继续讲下去。那真是一个感人的夜晚！

    摆好军事与政治的关系

    1938年夏季，抗大一度发生过干部与学员关系方面的所谓民主问题的争议。当时各个大队、中队、分队的干部都来自红军，对于有些学员的自由散漫作风看不惯，认为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大多数学员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青年，对于军事生活和严格管理也不习惯，部分学员对少数干部的工作方式不满，认为是不民主。由于彼此经历不同，出现这种矛盾是难免的。校领导发现这个问题后十分重视，副校长罗瑞卿曾专门作报告进行批评教育，但收效不大，于是请毛主席来讲话。

    记得那天是在城内校部大操场上（日机轰炸前多在这里开大会作报告)，干部、学员挤得满满的，毛泽东就站在操场北边通道前，耐心地亲切地讲解了当时所争议的民主问题。他首先明确指出抗大不是一个普通学校，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因此要求养成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才能够担任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带领部队去打败敌人。他进而阐述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特别指出革命的军队不同于旧军队，既有政治的民主，又有自觉的纪律，两者是一致的。他一方面要求抗大的干部防止和纠正简单生硬的领导方法，同时也要求学员们注意正确运用民主的方式。当时在毛泽东身后的通道里就挂着一个木制的大意见箱，大家常常经过这里，却从未有人向里面投过意见。他形象地说道：“抗大是不是不讲民主呢？你们学校里就设有意见箱，欢迎大家提意见，可是打开一看，里面没有意见。”引起一阵哄笑。他接着规定，今后大家提的意见，必须保证随时送交学校领导，认真研究处理。这次讲演以后，抗大民主问题的争议遂平静下来，并使全体干部和学员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此后，毛泽东继续注意明确抗大是一所培养军队干部的学校，着意加强学员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专门作报告论述枪杆子的重要性，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全副武装进攻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我们唯有用革命武装去反对反革命武装，用民族解放战争去反对侵略战争，靠枪杆子解决问题。敌人手里拿着枪杆子，中国人民决不能赤手空拳任人宰割，也要拿起枪杆子来。有了枪杆子，才能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建立政权、发展共产党。但是，枪杆子又必须听党的指挥，执行革命的政治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自由、独立、解放服务。如果离开这一条，也将是一事无成。他辩证地说明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使每个学员深深理解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

    关心形势的变化和党的政策

    毛泽东很重视引导抗大学员关心当前形势的发展变化，善于剖析重大历史事件，及时明确我党我军的方针、任务和政策。他的各次讲演，大都包括或涉及上述内容，这是培养军政干部领导能力的重要方面。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日寇进攻重点由正面战场转向华北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并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历史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预言发展着。当此转变关头，他对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当年11月间，日寇企图进攻西北，于20日和21日相继派飞机轰炸延安，我城内各单位迅速迁移到城外山里，毛泽东也从凤凰山迁到杨家岭。不久，毛泽东便给抗大作形势报告。那天黄昏以后（日机轰炸后的大会报告都改在这个时候)，大家从各个驻地汇集到延河东岸的操场上。毛主席从武汉失守后的形势说起，指出抗日战争进入新的阶段——相持阶段。为了坚持持久抗战，我们必须准备克服种种困难，并继续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李公朴正在延安访问，毛泽东以他为例说道：“尽管国内的投降主义势力在活动，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是主张和工农一起坚持抗战的，我们应当了解他们，团结他们。这次李大胡子（李公朴蓄有长胡须)来延安，我们就请他向大家公开讲演，在我们这里是完全有抗战言论自由的。”

    他联系西北的局势指出：“日本强盗要想进犯西北，日机轰炸延安，吓不倒边区的军民，也解决不了它因为战争持久拖延下去而面临的困难。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上要保持高度警惕，随时摸清敌情，加强防卫。”他强调：“不论是战略上或战术上，都要认真研究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譬如怎样防空？当敌人飞机来轰炸，你就应当利用地形卧下，不要乱跑，否则一摸胳膊没有了，再一摸脑袋没有了，那可不行。”他的讲话，说得全场活跃，使大家对当时边区的形势及敌机轰炸延安，有了清醒的认识。

    关于形势教育，毛泽东除亲自讲演外，更多的是请来自各地的领导同志到抗大作报告。例如周恩来从武汉回来，朱德从华北回来，项英从新四军来，林伯渠从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回来等，都曾到抗大作全局性或地区性的形势和政策报告。对于某些与整个形势有联系的重要政治事件，如张国焘叛逃、汪精卫投敌等，也由领导同志及时作报告。尤其是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几乎各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到抗大讲演。所以，这些报告和讲演，对抗大学员影响深远，不仅帮助大家最实际、最透彻地认清当时的形势和政策，而且通过活的示范教会大家掌握了这一重要领导方法。

    到社会大学校去继续学习

    毛泽东十分重视各期各队学员的毕业教育。每次毕业分配前，他都要亲自到校讲话，指导学员如何走上工作岗位。

    他提醒大家：“学习是没有止境的，你们毕业了，又没有毕业，还要到社会实践中去继续学习。在延安学习抗战的道理和本领是必要的，但只是一个开头。大家就要到抗日前线去，那里是更加广阔的社会大学校，在那里的学习更长远，更重要。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不是单靠一般学校学来的，而是在社会大学校里创造出来的。”

    他再次叮嘱同学们，出去以后首先要经受住一切艰难险阻的考验和磨炼。“不论到前线、到敌后或到其他地区去，都将是情况复杂，斗争尖锐，条件艰苦，一定要充分做好思想准备，发扬百折不挠的精神，决不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只有坚定不移的革命者才能够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对毕业学员讲得更多的，是出去以后怎样工作。他用通俗的语言概括道：“你们每到一个地方，要先当学生，再当先生，再当指挥员。”他多次着重强调“要先当学生”，认真向广大工农群众老老实实地学习，向各行各业的里手虚心求教，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做好调查工作。并要求这种调查工作，应当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本质的而不是表象的。务必切实摸清当地的历史和现状。只有熟悉了自己周围的社会、自然环境，洞察敌情、友情、我情，才能正确地分析判断形势，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然后再当先生（老师、教员），对各阶层人民有针对性地宣传抗日主张、党的政策和斗争方法，广泛发动群众。情况摸清了，群众起来了，才可能真正当好指挥员。他号召大家一定要把八路军建设成为全国抗日军队的模范。

毛泽东致本文作者的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