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刘少奇》目录

    1、励志教育讲稿•刘少奇的青少年之路
    2、移动党课讲坛•校园篇迎难而上 走向辉煌
    3、移动党课讲坛•社区篇共产党员典范 人民公仆楷模
    4、移动党课讲坛•机关篇伟人风范  公仆情怀
    5、移动党课讲坛•农村篇“十个一”思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6、移动党课讲坛•统战篇 新中国统战工作的里程碑
    7、坚定理想信念  永葆先进本色
    8、刘少奇民生思想成因剖析
    9、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刘少奇以人为本的法治思想
    10、刘少奇军事思想特色
    11、刘少奇廉政思想与实践探析

    刘少奇的青少年之路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断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少年的品质决定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一个人的志向初始于少年，形成于青年，发展于中年，辉煌于晚年。宋代理学家朱熹说：“百学须先立志。”可见，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对于影响一生的成长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今天让我们轻轻开启历史的闸门，共同回顾刘少奇同志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历程，看看一位从贫苦农民家庭出生的湖湘学子，怎样从沩山脚下、靳水河畔走出宁乡、走出湖南、走向世界，最终成长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继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一、 走出刘家
    1、出生农耕家庭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长沙湘江两岸沩山脚下靳水河畔的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父亲刘寿生和母亲鲁氏郑重地按照江西吉水迁移湖南宁乡南塘刘氏家族第九代拟定的“起序端方，绍允维臧，麟勋渠翰，际运隆昌”的谱系，为他取名绍选，字渭璜。因他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家里人都亲切地叫他“九满”伢仔。“刘少奇”的大名，是他在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时才开始用的。
    刘家世代以“耕读传家”，在炭子冲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刘家祖辈勤劳正直，朴实忠厚，家业逐渐丰厚。刘家祖辈为人慈善，乐善好施，丰衣足食不忘帮助邻里乡亲。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既会农活，又善处事，受过私塾教育，能写会算，公道正派，在当地人眼里是一位读书明理的“能干人”。他重视子女的教育，且方法得当，一方面千方百计让子女们入私塾读书，学会写书信、打算盘；一方面严格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学会春种秋收、犁田插秧的全套本领，灌输自食其力的思想。刘少奇与他的三位哥哥都接受过私塾教育，而且个个都是干农活的好手。刘少奇的母亲鲁氏也是一位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与丈夫一道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相夫教子、其乐融融。刘寿生因病过早离开人世后，鲁氏以坚强的毅力挑起了全家养家糊口、、养儿育女、教导婚配的重担，使刘寿生在炭子冲经营的祖业积沙成金，逐渐振兴起来，经常用家里的积累接济贫困人家，在乡村传为佳话。
    刘少奇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勤劳、节俭、友善且家教严格的家庭中。父亲的直爽、厚道、勤劳和精明，母亲的贤淑、干练、坚毅和宽容，哥哥姐姐们的和睦相处、团结协作，在幼年刘少奇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刘少奇小时候长得瘦弱文静，又是家中的“满崽”，长辈们视他为家中骄子，兄弟们对他关爱有加，但他并没有养成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从五岁开始，刘少奇便跟哥哥到田边看牛、割草、捡稻穗，跟姐姐到山里拾干柴、摘山茶、采蘑菇，或者跟父亲一起到田里捉泥鳅、除稗草。每当农忙的时候，父亲和哥哥们都下田去插秧或收稻谷了，刘少奇就去田间送茶水、送汤粥、提秧苗、拖稻草。刘少奇经常和哥哥们一起到田里除杂草，他虽然年纪小，但并不示弱。尽管烈日当头、满头大汗，禾叶刺痛了手脚，蚂蝗吸吮了鲜血，他都全然不顾，坚持低头弯腰劳作。幼年时期的刘少奇，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尝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农民感同身受。
    到了八九岁，刘少奇便单独出门与邻家的孩子们一道从事各种农事劳动。刘少奇每天上完私塾，便和他的小伙伴们相约一起，到散发着花草和泥土芳香的山坡上放牛、割草、扒柴、拾粪。每次放牛时，刘少奇总要带上一本书，一边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一边聚精会神的看书学习，神交古人。
    简单、朴素而又充实快乐的农家生活，使得少年刘少奇天生具有了一种朴素、勤劳、坚定、乐观的气质，加上他从小接受了湖湘文化熏陶，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为他追求真理、报效国家、成就伟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沐浴湖湘文化
    俗话说，伟大出自平凡，但产生伟人的地域一般都不平凡。伟人的出现，与其时代背景、文化底蕴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湖南地处华夏腹地，八百里洞庭之南，是长江文明的发源之地，俗称神农故里、屈贾之乡。三湘四水孕育了千古流芳的湖湘文化。周敦颐、王船山、朱熹、张栻、魏源、左宗棠、何绍基、黄兴、蔡锷等英才辈出、群星闪耀。湖南地区独具特色的地理环境、积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以及丰富的物产，成就了无数英雄豪杰，推动着社会历史发展。
    湖南属于亚热带区域，雨水充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青山环绕，风景秀丽，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形成了独具特色、生生不息的湖湘文化。早在新旧石器时期，中原部落便在三湘首邑长沙周边茹毛饮血、钻木取火、洞穴生息。到了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大批的中原贵族南迁，经长江流域进入洞庭湖，来到湘江之滨谋生。宁乡是早期楚文化集散地，因为“四羊方尊”、“人面纹鼎”和“大铜铙”的出土，被誉为“南中国的青铜器之乡”。
    作为坐落在长沙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是古代中国四大书院之一，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湖湘有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和学以致用的学风，培养和教育一代又一代湖湘才子承前启后、开拓创新。到了近代，涌现了一批新式学校，如湘潭的东山学校，宁乡的玉潭学校、云山学校，都是传播维新思想、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的启蒙学校。
    刘少奇在炭子冲读过六、七年私塾，打下了传统文化的基础。1908年刘少奇8岁时，曾在离家不远的朱家祠堂念私塾，学习了《四书》、《五经》、《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1909年，刘少奇到离炭子冲约7里路的洪家大屋上私塾，教授他的杨毓群不但国学根底深厚，而且还进过新办的师范学堂读书，具有维新思想意识。洪家大屋是宁乡县芳储乡有名的大户人家，刘少奇在这里接受了一些新式教育，学习了天文、地理、数学等新的知识。刘少奇在洪家大院看书如鱼得水，在这里阅读了《今古传奇》、《世说新语》、《西游记》等新书。他看到洪家的女孩子不用缠足，感到十分新鲜。洪家富足的生活，也引起了刘少奇的思考：为什么洪家的小孩子放学后不用看牛、割草呢？为什么洪家的男人不要下田干活呢？为什么洪家的家务杂事也有佣工来做呢？……在洪家大屋这个封建大家庭里的所见所闻，与社会上的不平等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少年刘少奇心灵深处点燃了济世救民的火花。
    除了在私塾学到的知识外，刘少奇在课后也酷爱读书，他不但勤于获取新知识，而且善于动脑子思考新问题。邻里乡亲都知道他喜欢读书，凡事都能有根有理的讲出个道理来，因此送他一个“刘九书柜”的雅号。
    刘少奇出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资产阶级维新变革艰难进行的时候，他受到了晚清时期 “旧学”和维新变法以来“新学”两种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新文化在他的身上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和长沙精神如雨露般滋养着刘少奇，这也是他后来走上救国救民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重要原因。
    3、相逢变革年代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清政府日益衰败。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如日落西山，不可扭转，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军队软弱、匪患泛滥、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危机四伏。
    弱国没有外交，落后就要挨打。19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强盗般的西方侵略者向文明之邦百般掠夺，掀起了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大清王朝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并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1958年至1964年，俄国武力威胁大清政府，通过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割据中国领土144万多平方公里。1894年至1895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由于朝廷软弱求和，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新式陆海军完全溃败，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岛，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泱泱大中华一直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中。一些富于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主张维新变法，拯救国家民族与水深火热之中。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严复等放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力主 “师夷长技以制夷”。
    19世纪末，清政府名存实亡，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中国已经处于四分五裂、国弱民贫、灾难深重的境地。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民主革命者面前。
    刘少奇就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时局动荡、新旧更替、矛盾交织的时代。年少的刘少奇经常到私塾同学周祖三家看书，从书中了解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一个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曾留学日本，加入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刘少奇在周家看到了一些宣传进步思想的书籍。此时，他开始知道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这些维新派人物的名字。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刘少奇觉得很新鲜；梁启超宣传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清政府的腐败，也使刘少奇深受启发。他十分佩服谭嗣同这位湖南老乡，并认为做人应该做谭嗣同那样为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1911年，刘少奇到花子塘二姐家寄读时，中国正发生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变化。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最腐朽黑暗的时刻了，一方面，清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将维新派的改革运动和义和团的起义镇压下去；一方面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和支付辛丑条约的巨额贷款，更加疯狂地向老百姓搜刮民财。长沙、宁乡等地也发生了轰动全省的饥民暴动。离炭子冲不远的靳江上游麻山、六角窑等地也和其他各地一样，大批农民自动集合起来，到富裕户家中开仓抢粮。刘少奇对此感触很深。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在武昌建立。刘少奇的二哥刘云庭作为湖南新军参加了武昌起义。刘云庭在湖南新军服役，担任过排长、副连长、为了接应武昌，参加长沙新军起义。当他从部队请假回家时，向刘少奇详细讲述了长沙光复经过，并给刘少奇留下一本《辛亥革命始末记》。刘少奇如获至宝，一口气将这本书读了两遍。从书中，他知道了腐朽的清王朝已经结束，主张民主共和的新政府已经建立；他知道了武昌起义革命新军的壮举，知道了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掀天揭地的伟大贡献，并从心中油然升腾起一轮关心国家危亡和民族兴衰的太阳。他要求二姐为他剪去辫子，以示与清王朝的决裂和对辛亥革命的拥护。
    受到辛亥革命维新思想的启示，刘少奇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他坚决要求到宣传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的新学堂学习。当时，他所知道的就是宁乡玉潭高等小学堂。但要到这所学校读书，必须取得初等小学堂文凭。刘少奇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到离家20多里的西冲山芳储乡小学念初等小学堂。在这里，他勤奋努力，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仅用半年时间，他就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毕业文凭。1913年7月，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宁乡玉潭学校，开始了他外出求学的历程。

    二、走出炭子冲
    1、就读于玉潭学校
    小树两边栽，浓荫绿上阶。
    他年成大树，必是栋梁材。
    这首《玉潭学校门前栽树》是刘少奇就读于玉潭学校期间所作的一首励志小诗，与毛泽东儿时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刘少奇立志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
    玉潭学校位于宁乡县城玉潭镇，是古时宁乡县城的城乡结合部。这里不但风景秀丽，而且地处长沙通往益阳、常德的驿道上，城南有沩水河从沩山滔滔而来，向湘江滚滚而去，是宁乡人走出长沙、走出湖南、走向世界的黄金水道，地理位置十分显要，是商贾云集、文人荟集之地。凡省城有什么时事变故和风吹草动，这里便顺势而为、遥相呼应。玉潭学校的前身是玉潭书院，1902年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时，改名为玉潭高等小学堂。院内古木苍天、池塘碧绿、怪石嶙峋、花草芬芳。学校图书馆收藏了古籍图书数万册，为宁乡鸿儒国学雅集之地。凡受聘于玉潭学校的老师，一般都是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青年才俊，或者是清末秀才，他们集国学和西学知识知识于一身，而且不少老师受到维新思想和革命倾向的熏陶，影响了一批莘莘学子发愤图强 。
    刘少奇在玉潭学校被编入第十一班学习。他对学校开设的各门功课很感兴趣，尤其关心时事政治，特别喜欢自然和地理。上历史和地理课时，每当老师讲解地球、地域、地形时，或者叙述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时，刘少奇总是紧锁着眉头，凝神注视眼前的世界全图，默默地沉思着。他想：如何实现前人设想过 “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呢？为什么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方大国变得如此落后和受人欺凌呢？今后世界和中国将如何变化发展呢？为了寻找这些答案，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到学校的图书馆、阅报室去看书看报。他最喜欢的报纸有《申报》、《大公报》、《国民日报》等。那时候，对于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洋务运动的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等，刘少奇都十分关心。
    当时学校没有给学生发数学课本，全靠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刘少奇上课非常专心，有着超强的接受能力，不论学习什么内容都能很快理解和记住。他平时说话不多，但是回答问题有条不紊。他爱钻研问题，勤于学习，善于思索，不迷信，不盲从，遇事不慌不忙，有自己的主见。他的国文基础在班上是最好的，但是他仍然不肯放松自己的学习。他的作文言简意明、语言流畅、叙事精辟、说理透彻，能够灵活运用典故，并且针对时事和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作文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或者贴在墙报上展示。他曾作了一首七律《咏铁牛》：“南门桥上双铁牛，瞪目竖角望河洲。狂风刮来毛不动，暴雨淋时汗竞流。青草遍地常闭口，金鞭抽身不回头。儿童空有绳和索，昂首江边孰敢收?”该诗不仅对桥上所铸的铁牛作了细致入微的形象刻画，而且高度赞扬了勤劳执着、坚忍不拔的“铁牛”精神。这也是作者一生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真实写照。
    在与同学相处中，刘少奇则体现了他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他积极参加班务活动，善于组织和动员同学按时完成老师下达的任务。同学之间有纷争，他总是旗帜鲜明的支持正义一方，批评理亏一方。学校开展卫生大扫除时，他总是抢着干最重、最多最累、最危险的活。
    除认真学习课本知识以外，刘少奇十分爱好体育运动，是班上乒乓球的主力球员之一。到了春暖花开或者秋高气爽的时节，刘少奇还和其他的同学们一起到郊外去野游，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从炭子冲到宁乡县城，少年刘少奇在思想意识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他追求真理、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开始萌生。
    2、反对复辟帝制
    在玉潭学校学习期间，有一件事情对刘少奇影响特别深刻，这就是他亲身参加了宁乡人民抗议袁世凯与日本签订 “二十一条”的爱国斗争，这是刘少奇参加群众运动的开端。从此，他的爱国热情、救民愿望更加强烈。
    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后，日本利用西方各国忙于应战而无暇顾及邻国的机会，加进了对我国的侵略。同时，他们抓住袁世凯想要做皇帝、急于得到列强支持的心理，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独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想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庸和领地。日本政府在“二十一条”中提出的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愤慨，袁世凯迫于各界的舆论压力，遂派出代表与日方进行谈判，但是在谈判中却屈辱地节节退让，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几乎全部同意。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日本政府的野蛮行径和袁世凯的卖国勾当让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奋力反抗。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个城市不约而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为国储金和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与长沙近在咫尺的宁乡县城也正在酝酿一场反袁抗日的风暴。
    当时，刘少奇和玉潭学校的同学们虽然还在教室上课，面对国家的危亡，已无法静下心来闭门读书了。刘少奇和他的同学们奋笔疾书，慷慨激昂地撰文，述评时事、痛陈国事、抨击腐败，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刘少奇听到在中国与日本的交涉以屈辱和失败告终时，他当众刺破自己的手指，含着热泪，在白纸上写下“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在刘少奇等同学的带动和梅冶成等老师的支持下，玉潭学校学生纷纷走出校门、走上街头，在县城各处散发“毋忘国耻”、“取消二十一条”、“打到卖国贼”的标语和传单。他们还与县城各校联络，迅速组织了一场轰动全县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刘少奇以他清瘦的身躯举着“毋忘国耻”的牌子，走在了群情激奋的游行队伍最前面。他个子高大，声音洪亮，带领大家一遍一遍高呼着口号，动人心魄。他还参加玉潭学校的师生宣传队到县城各处演讲，号召民众声讨袁世凯，抗击日本强盗。他站在台上，满怀激情地振臂高呼：“同胞们，梦醒起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同胞们，行动起来，打倒卖国贼！赶走日本和各国强盗！同胞们，奋斗努力啊！”刘少奇满怀深情的演讲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全县人民义愤填膺，纷纷加入到救国储金、抵制日货的行列中来。
    3、立志保卫炎黄
    这一时期，刘少奇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立志要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为了表达要坚决保卫炎黄子孙的志向，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卫黄”。刘少奇的最早学名是刘渭璜，为“周文王钓璜于渭水”之意，感觉过于“消极”和“中庸”，国难当头，炎黄子孙岂能苟且偷生，于是果决地将自己的名字“渭璜”改为“卫黄”，并把它写到书本上，刻在笔筒上，以示誓死保卫炎黄基业和华夏文明的决心。他还利用课余时间精心雕刻了一枚“刘卫黄”的篆书印章，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凝聚在方寸之间。如今，当我们从刘少奇早年阅读过的《资治通鉴纲目》和《了凡纲鉴》的封面上，清晰的看到 “刘卫黄”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时，还能感受到当年一颗频频跳动的赤子之心、一位17岁的少年的才华、和对国家和民族满腔热血流淌的温度。
    刘少奇在玉潭学校三年的学习，不仅增长了知识、强健了体魄，而且改造了思想、提升了品格，积蓄了满腔爱国热情。玉潭学校的反袁抗日学潮持续了整整一年。刘少奇不但是这次学生运动的主要带头人，而且是全班、全校品学兼优的优秀代表。他除了白天积极参加爱国宣传活动以外，有效利用晚上和空余时间补习各门功课，做到了社会活动和学习成绩两不误，到毕业考试时，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全年级第一。这为他后来走出宁乡，走向长沙，走上职业革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基础。

    三、走出宁乡
    1、考入驻省宁中
    刘少奇以优异的成绩从玉潭学校毕业后，回到了老家炭子冲。经过玉潭学校三年的学习和锻炼，刘少奇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如同一只羽翼丰满的雄鹰，不甘为笼中之鸟，急于到更广阔的天空去翱翔。离开学校回到家，他仅仅待了十天，便不顾家人的阻拦，相邀两名要好的同学一同到省城长沙求学。
    来到长沙后，刘少奇和他的同学选定当时省城最著名的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和长郡中学三所学校报了名。他们先参加了第一中学和长郡中学这两所学校的考试，并很快得到了学校发布的录取消息。后来，当刘少奇了解到第一师范有规定，学生毕业后要分配在本地从事3年小学教学工作，才允许调动工作。而当时的刘少奇向往到湖南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去，甚至期待投笔从戎、保家卫国，为国建功立业，所以主动放弃了一师读书学习的机会，与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等一批优秀少年失之交臂。
    在古城长沙城郭外的望麓园，有一所规模不大、乡土气味很浓的中学，为宁乡人所办，以培养宁乡籍学生为主，叫做驻省宁乡中学，同时也是当时长沙的宁乡会馆。这所中学的校长黄锡类老师原来在玉潭中学担任过校长。刘少奇到长沙的第二天就去看望了他们所敬慕的校长。黄校长爱才心切，对勤奋好学、才思敏捷的刘少奇印象尤其深刻，诚心欢迎他们到驻省宁乡中学读书，并告诉他们目前还有几名缺额可以插班学习的消息。黄锡类校长说：驻省宁乡中学的名气和校舍条件虽然比不上长郡和一中，但是教学质量不比他们差，这里师资力量强，学生大多数是农家子弟，读书氛围好。黄校长对刘少奇特别器重和关心，刘少奇经过认真考虑后，觉得进入驻省宁乡中学可以插班跳入高年级，能缩短中学学习时间，而且有熟悉的老师，有利于自己的成长与进步。于是，他和随行的两位同学商量，改变了就读长郡中学的打算，决定就读驻省宁乡中学。通过插班入学考试，编入该校二年二期第五班学习。
    在驻省宁乡中学，刘少奇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学阶段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因为是插班生，所以要花大力气将前面一年多的缺课补上。补习文史方面的课程，对刘少奇来说比较容易，刘少奇的语文功底很好。但数理化的课程补习有一定的难度。但刘少奇对补习功课非常自信，他认为只要自己努力，数理化课程的补习难题完全可以攻克。刘少奇是一块读书的好料子，有钻劲，而且善于钻研，凡事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每遇学习难题，不把问题弄明白誓不罢休。他自己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数理化的方法，并认为只要牢牢记住公式、定理就抓住了学习数理化的关键。在学习时他紧紧抓住这一环，并把知识要点抄在手上，写在纸条上，睡觉前、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心里默默复习学习内容。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请教老师和同学，和大家一起讨论。这样，经过半年的刻苦努力，期末考试，刘少奇的各科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老师和同学由衷地称赞他是 “名不虚传的刘九书柜”！
    刘少奇在驻省宁乡中学学习期间，除了重视学习自然科学外，也十分注重时事政治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在课余时间，他不但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还认真研读了中国几千年的兴衰历史。他结合中国社会现状冷静的观察、分析和思索晚清政府衰败的原因。他常常搜肠刮肚、苦思冥想着一个多年思而不得的答案，怎样救国家于危难？怎样做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炎黄子孙？
    2、参加驱汤运动
    1916年7月，刘少奇刚进入驻省宁乡中学的时候，长沙各大学校学生和各行业民众，正轰轰烈烈地掀起一场驱逐反动军阀汤芗铭的运动。汤芗铭是1913年袁世凯血腥镇压“二次革命”后，以“查办使”名义派到湖南充任督军的，是袁世凯政策的一名忠实执行者。他在湖南耀武扬威，迫害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达16000多人，湖南人民愤恨地称他为“汤屠夫”。汤芗铭在湖南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公愤。
    此时，袁世凯已经倒台，汤芗铭仗势欺人，不得民心，只是靠武力统治湖南，湖南省倾向革命的军人也对他的统治忍无可忍。因此，汤芗铭的统治根基摇摇欲坠。刘少奇来到长沙求学，耳闻目睹汤芗铭的血腥暴行，早就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当驱逐汤芗铭的群众运动爆发时，刘少奇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到驱汤斗争之中。刘少奇与驻省宁乡中学300多名学生队伍一道，浩浩荡荡连接几天来到大街上，参与各界民众集会游行。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帝制余孽！”“汤芗铭滚出湖南！”的口号，使全城沸腾起来。有一次，刘少奇参加游行示威，走到督军汤芗铭官邸前，和民众一齐高呼“驱汤”口号，并且包围了督军府。但汤芗铭的卫队守住大门，气势汹汹地与游行群众对峙。在此情况下，刘少奇和几名年轻人怒不可遏，一阵吆喝，冲进汤府大门，勇敢与卫队搏斗。卫兵们措手不及，一时慌了手脚，硬是将带头冲关的学生扣押起来，关进一间房子里。刘少奇和他的同学都在关押之列。后来经黄锡类校长出面交涉，才将刘少奇及同学们保释出来。
    在湖南人民同心协力斗争之下，汤芗铭心惊胆战，终于灰溜溜地逃出了湖南。“驱汤”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驱汤”运动的胜利，既使刘少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增强了他扶正祛邪的胆识。
    3、祭奠黄兴蔡锷
    刘少奇从小就立下了保卫炎黄子孙、拯救国家危难的远大志向。他在发愤学习文化知识、执着追求科学真理、苦苦思索强国道路的同时，也在不断考虑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职业。
    1916年冬天，刘少奇刚满18岁，当时，他想得最多的是强身健体、投笔从军、精忠报国。他在玉潭学校上学时，听梅冶成老师讲过马援“马革裹尸”和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古代民族英雄的悲壮让他铭记在心，他一直把这两位东汉名将当作自己效法的榜样。国家积弱不振、民族贫病交加、灾荒连年不断、军阀各霸一方的动乱局势，使他更加发思古之忧情，闻颦鼓而思良将。自从读了二哥送给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油印小册子后，他非常崇拜和敬仰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黄兴。尤其是作为湖南老乡的黄兴，更是他心中偶像。他认为黄兴无私无畏、为革命倾其家产，组织指挥十多次武装起义，主帅军中，身先士卒，碧血丹心，功勋卓著，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封建帝制立下了不朽功绩。受孙中山、黄兴的影响，刘少奇从军报国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这时，湖南当局在长沙开设了一所陆军讲武堂，需要招收新学员，但必须是湘军各部队的下级军官或有条件的退伍军官才具备报考资格。刘少奇找到二哥刘云庭，设法借用了一位刚退伍的战友刘丰生的证件报了名。不久，便通过考试被湖南陆军讲武堂录取。
    1917年春，正当刘少奇准备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时候，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黄兴和护国讨袁的爱国将领蔡锷相继病逝。噩耗传来，令刘少奇悲痛欲绝。国民政府决定将黄兴的灵柩从上海运到长沙，在岳麓山为黄兴举行国葬。湖南省各界隆重追悼黄兴，刘少奇多次到灵堂吊唁黄兴，还能背诵悬挂于灵堂的300多首挽联，表现了他对黄兴先生的无限敬仰和深切缅怀之情。悲痛和冷静更加坚定了刘少奇从军报国的决心，他果断决定终止驻省宁乡中学的学业，到陆军讲武堂报到入学，并很快投入到军营紧张学习和严格的军事体育训练当中。
    不久，一场以湖南为中心战场的护法战争爆发。讲武堂在这场战争中被毁坏，刘少奇在炮火纷飞中被迫离开省城，回到家乡炭子冲。从1916年夏到1917年10月，刘少奇在省城长沙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再次感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巨大力量，再次接受到了黄兴等革命先驱的精神洗礼，使他再次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更加艰难的革命，更加辉煌的前景，再次思索如何将求生择业与报国救民的道路有机结合。

    四、走出藩篱
    1、回乡自修学业
    陆军讲武堂学习的中断，使刘少奇的从军报国之志再一次受到突如其来的挫折，知识的力量使他并未灰心丧气，而是重新思索前进的方向。他回到炭子冲后，一方面，从同学家里借来各门教科书，集中精力自修中学的全部课程和一部分大学课程，以夯实文化知识备考大学；另一方面，他继续潜心研读时事政治和中外历史，丰富社会知识，参加先进社团活动。
    从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来看，炭子冲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农村聚居点，为丘陵地貌，两山之间夹一块梯形平地。这里的人们靠伐木烧炭提供燃料，种田养猪维持生计。山上乔木遍地，路边荆棘丛生，家家门前屋后也种植起一道道预防盗贼的藩篱。这里距离宁乡县五十余里，距离长沙百余里，“三从四德”的礼教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使这里的思想观念与世隔绝，形成了一道道文化差异上的藩篱。
    刘少奇在这里，系统地研读了《了凡纲鉴》和《资治通鉴纲目》两部古书。其中，让他最关注最多的是思想品德修养方面的知识，如国家如何选贤任能、君主如何开门纳谏、统治者如何发挥群臣的积极性等。刘少奇研读《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希望从我国历史上成功的治国经验中吸取营养，作为寻找当今救国道路的借鉴。他认为唐代有很多治国经验值得吸收，他希望通过鉴古观今找出国家贫弱的病根。
    刘少奇在炭子冲家中除了自修功课、研究学问和探讨强国富民之道，同时也特别注意锻炼体魄。他仍然像在学校那样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清晨坚持做操、打拳、练棍习武。
    刘少奇在家中自修功课的日子里，还经常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谈心。他向乡亲们了解当年的粮食收成和种养收入等情况，也向乡亲们讲述他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和局势，让大家惊叹不已。当时兵荒马乱、水旱灾害严重，不少农民缺衣少食，刘少奇每次遇到生活困难的乡亲们，总是大爱无私地予以帮助。他知道，解决乡亲们的现实困难，他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尽快让国家富强起来，让父老乡亲过上丰衣足食、安定无忧的生活，才是解救他们的最好办法。
    这时候的刘少奇，虽然“赋闲”家中，但是心中却始终想着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痛苦。然而，对于一名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来说，要实现自己远大理想和抱负，唯有勤奋学习、练就过硬本领，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2、插班育才中学
    刘少奇在家里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又充实的自学生活，一方面补习功课迎接新的考试；一方面观察农村社会现状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继续到省城长沙，以实现他的远大志向。他本来想通过参军练武来实现报国心愿，但因战事而使湖南陆军讲武堂被迫停办，他开始对从军报国的想法疑惑起来，究竟什么是国弱民贫的根源呢？他想到了黄兴先生的谆谆教导：“欲言建设，先得人才；欲得人才，先行教育”。走实业救国、教育兴国、人才强国之路符合中国国情。
    为了践行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梦想，中国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纷纷组织有志青年到日本去留学，学习明治维新思想。刘少奇的同窗好友洪赓扬及一些家庭经济实力雄厚的同学先后东渡日本留学。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刘少奇决心完成中学学业，然后再报考中等专业学校或大学。1919年春天，在同学的帮助下，他又来到长沙，报考育才中学。因学校招生发榜已经结束，他只好顶替益阳县无钱入学的贫困生刘士奇的名字，当了一名私立学校的插班生。
    刘少奇在长沙育才中学度过了三个月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平静生活。随后，一场轰轰烈烈地全国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1919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会上，英、美、法、日、意诸国完全无视中国主权，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让”予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北京各大学校的青年学生率先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一场席卷全国、声援北京的运动一发不可收拾。
    刘少奇虽然是长沙育才中学的插班生，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他坐立不安。由于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很快成为育才中学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带头人。他在班上组织了一个救国十人团，不顾张敬尧派出的军警特务的监视，机警地在长沙街头张贴传单、发表演讲，支持北京学生运动，开展抵制日货斗争。
    在长沙学生联合会宣布总罢课前，育才中学和其他各校老师抓紧时间提前举行了期末考试和毕业考试。刘少奇一方面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一方面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取得了中学毕业文凭。未等到毕业典礼，他毅然奔赴北京，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
    3、反对包办婚姻
    在刘少奇刚进入育才中学读书时，他的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这无疑体现了他敢于冲破家庭封建思想罗网的反抗精神与报国志向。
    当刘少奇决定再次离开炭子冲，前往长沙求学时，他的母亲和哥哥却因为外面局势凶险，不再同意他外出。刘少奇不顾家人反对，一意孤行走出家门。为了拴住儿子，他的母亲决定给他完婚成家，使他能长期留在身边。这场包办婚事在刘少奇离家不久，便悄悄地操办起来。当时身在育才中学专心学习、忧国忧民的刘少奇却毫不知情。待婚庆事宜一切准备妥当，家里人用谎称母亲病重的方式，通知刘少奇立即从长沙赶回家中。刘少奇十分敬爱自己的母亲，当他听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后，立即向学校请假，马上收拾行李心急如焚地赶回家中。
    当刘少奇回到家里，大红灯笼高高挂，宾客盈门，锣鼓喧天，唢呐声声，鞭炮齐鸣，一派喜庆气氛，乡亲们见了他频频拱手道喜，刘少奇既惊讶，又气愤，见到身穿礼服的母亲端正大堂、脸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时，才知道家里为他娶了邻村麻雀塘一位周姓姑娘。出于对母亲的敬重，在众多亲友面前，他只好忍住不满情绪，抑制心中不快，以维护刘家脸面。当夜，刘少奇想了很多，一则，面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生信念，他心无旁骛，他的唯一目标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到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去，个人婚姻问题无暇顾及。二则，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青年人自由恋爱渐成风尚，婚姻为人生大事，理应自己做主，包办婚姻是封建产物，后患无穷。三则，明媒正娶成亲，公序良俗，母命难违，如果他执意反对或悄然离开，肯定会令母亲伤心，让周氏、兄嫂姊妹、亲戚朋友们难堪。于是，刘少奇顺从传统礼教程序，勉强完成了“拜堂”仪式。等到“洞房花烛夜”，刘少奇与周氏彻夜长谈，反复向周氏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反对包办婚姻的立场，但周氏执意要留下来，在刘家当媳妇，只是请求刘少奇将来婚后生一个儿子给她养老送终。（1924年刘少奇兑现承诺，将他与何宝珍结婚生育的大儿子刘允斌送给周氏抚养。）未等第二天天亮，刘少奇在二哥刘云庭的支持下，匆匆离家返回长沙育才中学。
    封建礼教又岂能束缚一个心胸辽阔、志存高远的热血青年呢？刘少奇敢于冲破封建樊笼，打破封建礼教，坚定按照自己的人生理想走出去，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实现了他报国酬民的宏愿。

    五、走出湖南
    1、北京参加“五四”
    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如一场暴风骤雨，席卷全国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燎原之势。为了释放心中积怨，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商人纷纷罢课、罢工、罢市，以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刘少奇为北京学生的爱国行为和各地民众的热情参与所鼓舞，决定从长沙走向北京，投入到更大规模的革命洪流中去。他匆匆筹措了一部分旅费，便与长沙的热血青年、爱国学生一道立即奔赴北京。刘少奇一到北京，就前往全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与这里的爱国学生组织取得了联系。
    当时五四运动已取得初步胜利，北京当局迫于群众压力，不得不指示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刘少奇来到北京，正赶上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尾声，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浓厚氛围，亲身体验到了大都市的文化环境。刘少奇决定留下来继续深造，报考大学，寻求尽快报效国家和民族的正确途径。当时正值学校暑假，各所大学都在招考新生，通过几次应试，刘少奇先后收到了北京大学、陆军兽医学校等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北京大学是刘少奇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经打听，该校学制长达四年，学费也很昂贵，远远超出了自己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军校的兽医班虽然学费不贵，但专业不合他的心意，经再三考虑，刘少奇只得同时放弃在北京大学和陆军兽医学校上大学的机会。
    当时，刘少奇从一批青年去法国留学的活动中受到了鼓舞和启发，想去欧洲勤工俭学。但是要留法，同样面临着学费昂贵的问题。刘少奇多方面寻求帮助未果，面临十分艰难的人生抉择。一方面，他向往着能够进入高等学府和去到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自己的知识，为国效力；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面临现实生活问题，他的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去完成学业。
    此时的北京，又兴起了新一轮学潮。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风起云涌，反抗军阀马良镇压群众和声援济南惨案死难同胞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刘少奇参加了此次请愿活动后，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斗争的胜利使得深处困境的刘少奇精神振奋，发展迅猛的五四爱国运动，更加坚定了刘少奇克服困难、追求进步的决心。正在这时，有个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北京、河北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和四川成都都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刘少奇打听到有中学毕业文凭的青年想留法的，可以先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这个预备班半工半读，不收学费，学制一年，可以一面学习一面等候安排留法。于是，他与几个湖南同来的青年学生商量，果断地决定一同到保定进修。
    2、保定留法培训
    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育德中学是一所进步学校，在辛亥革命中，它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河北一带的秘密活动场所，该校许多师生都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老师刘仙洲和校长王国光思想倾向进步，热情支持新生事物，对学生的爱国运动也十分支持。刘少奇在这里读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了解到了国内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开始为刘少奇所注目，无产阶级学说引起来他浓厚的兴趣。怎样才能使中国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获得自由和解放？ 这个为刘少奇深深思索的重大问题，在这股崭新思潮的冲击下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范例的启发下，心中渐渐有了一道光明，这道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光明更加激励着他去克服困难，去实现到欧洲工业国探寻真理的愿望。
    此外，留法预备班的教学方式也别具一格。它采用半工半读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习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木工、钳工、锻工、翻砂工等技术。刘少奇在这里学习的职业技术，为他后来从事工人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0年6月，刘少奇从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始料不及的是留法费用比一年前翻番，刘少奇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筹措到留法经费。正当他准备回湖南老家举债时，皖系军阀混战，南下火车停开。刘少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滞留北京，寄居在同学家里等候京广铁路恢复通车。因为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他只能吃三元钱一月的包饭。在成天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坚持每天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读书看报，参加学生团体活动。好不容易等到八月，京汉铁路恢复通车，刘少奇匆匆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赴法勤工俭学严重受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军人大批转业，军工生产萎缩，劳动力过剩，法国当局不但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很多正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找不到工作，而且有几百名中国驻法留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华法教育会因此停止办理学生赴法手续，这给刘少奇赴法勤工俭学的满腔热情泼了一瓢冷水。
    刘少奇因为情况变化没有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但是在保定育德中学的这一段半工半读的生活却在他的人旅途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页。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3、上海留俄进修
    正当刘少奇在家苦苦等待而茫然无助之时，他从《大公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组织在湘知识青年赴俄勤工俭学，而且赴俄的费用比较少，刘少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
    刘少奇早就对十月革命的故乡充满了向往。他决定由留法勤工俭学改为到俄国去直接吸取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他来到长沙船山学社湖南自修大学，找到进步人士贺民范校长，贺民范当即介绍刘少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帮助他联系赴俄留学事宜。贺民范校长对勤奋好学、志存高远的刘少奇非常赞赏，亲笔写信推荐他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
    上海外国语学社设立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的一栋两层楼房里。刘少奇到达上海时，外国语学社已经开学。同他一起到上海学习的，还有湖南老乡任弼时、萧劲光以及进步青年罗亦农、柯庆施等。这里设施简陋，没有地方住，就把铺盖摊在地板上挤在一起睡。但这些有志青年们想到自己探寻真理的理想和即将赴俄学习的任务时，面对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毫不在意。
    刘少奇性格深沉文静，对学习抓得很紧，除了规定课程和集体活动外，就是背俄文、看书报和阅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的同学萧劲光后来回忆道：“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中国革命问题”。
    在上海，刘少奇除了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外，还积极参加上海早期组织领导和组织的各种政治斗争和社会实践活动。他每天上午学习俄语，下午则参加社会活动。社长杨明斋利用学员们懂俄语的有利条件，组织大家为华俄通讯社和新青年出版社做翻译、缮写、校对、印刷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既做了革命宣传工作，又锻炼了俄文表达能力。每逢节日、纪念日或声援工人罢工斗争活动时，他们积极参加工人、市民的游行示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机器工会成立后，他们到工会所属的工厂去参加开办工人夜校、发展基层工会、了解工人生活、调查工厂生产和罢工斗争情况等活动。这些社会实践斗争活动，使他们很早就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与工人运动的实际有机结合。
    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进一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做好了赴俄学习的充分准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短短几个月里，刘少奇在迈向革命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六、走向世界
    1、苏俄追求马列
    1921年夏初，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罗亦农、袁达时等十余人一道，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们漫长而艰辛的赴俄留学之旅。他们轮番经过水路和陆路，中途经历了搜查、抓捕、饥饿、寒冷、疾病等困难，行程七千里，历时三个月，于1921年7月9日到达莫斯科。
    这时，共产国际正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刘少奇有幸参与了会务工作，并且亲耳聆听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报告。从此，列宁的崇高形象和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家与革命等问题的精辟论述，以及列宁在这次大会上所提出的俄共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方针都深深地铭刻在刘少奇的心里。
    8月，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由于当时苏维埃俄国处于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从中央主席列宁到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一律过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尽管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在俄罗斯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资匮乏，但刘少奇意志坚定、思想乐观、从不叫苦。他只感到时间不够用，总希望在莫斯科短暂的留学期间，能够尽量多学习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在这里，刘少奇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和经典著作，思想政治素质大大提高。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当这个消息传到学校，刘少奇和中国留学生都激动万分、彻夜难眠，用面包作宵夜庆贺。自从到俄国求学以来，刘少奇一直在思考着个人政治前途问题，那就是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一方面主动找负责班上政治思想工作的政治教导员交心，另一方面自觉研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刘少奇经过反复思考，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既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完全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1年冬，刘少奇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多年心愿，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委员。
    刘少奇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光明的追求，从偏僻小山村炭子冲走出来，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奋斗目标，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了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2、回国领导工运
    刘少奇于1922年7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社会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到达上海，又受赤色职工国际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从上海来到湖南。在长沙郭外的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他第一次见到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两位各自有着不同奋斗经历，但有着相同报国理想的年轻共产党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用他们的合力撬动了地球，改造了中国，影响了世界。
    刘少奇与毛泽东，这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见旧故，在清水塘农舍里彻夜长谈，两盏闪烁着火光的油灯把茫茫长夜照明。毛泽东向刘少奇仔细介绍了湖南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及工人运动发展情况，刘少奇也向毛泽东传达了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并把陈独秀委托他的17份文件亲手转交给了毛泽东。眼看蓬勃发展的湖南工人运动如同一堆干柴，即将熊熊燃烧起来，毛泽东正愁缺少领导力量，中共中央适时把刘少奇这位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马列新秀派回湖南，毛泽东得偿所愿，对湖南的工运更加自信。刘少奇遵从马列、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在湖南，刘少奇先后组织领导了湖南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长沙纺织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在工人运动中，刘少奇充分发挥自己掌握了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优势，亲自主笔撰写了各类宣言、协议、传单、通电，旗帜鲜明地宣扬无产阶级思想，积极联合社会各个阶层支持工人罢工斗争，为工人提供了向腐朽势力开战的有力武器。
    1922年9月，江西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在酝酿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在安源和粤汉铁路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毛泽东经中央同意派刘少奇前往安源路矿协助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9月11日,刘少奇到达安源，和李立三一道经过周密准备，9月13日午夜十二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向全路矿各处工会组织发出罢工命令，次日罢工正式开始。俱乐部代表工人向路矿当局明确提出，要求切实保障工人的政治权利、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等十七项复工条件。路矿当局在收买工人领袖、派人刺杀李立三等阴谋破产后，勾结当地军阀在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企图用武力解散工人俱乐部，镇压罢工运动、抓捕工会头目。由于安源一万多工人罢工组织严密、安排周到，路矿当局的破坏手段没能奏效。9月16日，刘少奇作为工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只身进入杀气腾腾的戒严司令部，与路矿当局进行唇枪舌剑的谈判。在戒严司令部，刘少奇英勇无畏，沉着机智，被工人称为“浑身是胆的刘代表”。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寒光闪闪的刺刀，刘少奇义正词严，坚持以十七项复工条件为基础，声色俱厉地说：“如果不能达到万余工友的要求，就是把我剁成肉泥也解决不了问题。”这时，数千工人包围了司令部，声言谁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就要把路矿当局打得片瓦不留。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部不得不败下阵来。
    最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路矿当局承认工人提出的十三项复工条件而赢得胜利。这样，连续坚持五天五夜的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工人俱乐部名声大振，广大路矿工人争先恐后地加入了俱乐部。俱乐部成员迅速增加，由罢工前的七百人剧增至一万人。
1923年2月，“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这紧要关头，李立三调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刘少奇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俱乐部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大力整顿组织机构，精心制定斗争策略，成立工人纠察队，还向矿警队派遣党员，组织力量保护工人利益，为工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安源工人武装与矿警队等，被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武装的重要力量。）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千方百计给工人办实事，在全路矿开办了七所工人学校、五个工人读书处、一个工人图书馆、两个消费合作社，并动员工人从罢工斗争得到的年终夹薪中捐出一半修建了一座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礼堂。
    1924年秋天，刘少奇在安源创办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主要培训工人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1927年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安源的党组织依然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达250余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4，安源赢得了“小莫斯科”的称号。
刘少奇在安源期间，遇到了人生知己——何宝珍，并于1923年4月与她喜结良缘。
    安源工人俱乐部在革命形势恶劣的情况下“一枝独秀”，为全国工人运动树立了一面鲜红的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士气。刘少奇也凭着其卓越的领导才华成为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
    1924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参加大会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并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刘少奇从地方工运领导向全国工运领袖转变的标志。
    3、坚持反帝运动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不久，上海工人阶层爆发大规模的反帝大罢工，刚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担负起了直接领导和组织这场伟大运动的重任。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受全国总工会委托，刘少奇于6月初赶到上海，负责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和上海总工会，并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和全总上海办事处主任，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有条不紊地组织工人罢工，在争取资方接受经济要求和政治条件后，有条件、分步骤地组织复工。刘少奇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会议和各工厂代表会议，向工人阐明复工的原因及策略思想，并亲手写出一张张宣言和通电，争取社会各界的联合力量，体现了他对工人斗争的满腔热情！“五卅”大罢工虽然只坚持了两个月，但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势力，使大革命逐步进入高潮。
    9月底，刘少奇因为操劳过度导致肺病复发，无法坚持工作。11月，经党组织安排，刘少奇回湖南长沙治病和休养，经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安排，住在长沙城北贡院西街的长沙文化书社。当时，湖南的群众运动正在高潮，湖南省长、反动军阀赵恒惕为防止刘少奇发动工潮、学潮，12月16日，在文化书社悄悄逮捕刘少奇。刘少奇被捕的第二天，长沙《大公报》就公开披露了这件事。因刘少奇是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湖南省委以及刘少奇的亲友奋力营救。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26年2月上旬，刘少奇获得释放。
    刘少奇被释放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被捕前后的情况，并赶赴上海。随后，又从上海乘船于2月19日到达广州，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由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患病不能工作，由刘少奇代理全总委员长，负责主持将于5月1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工作，并和邓中夏、苏兆征等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开幕式，并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报告。刘少奇在会议上当选为全总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挥师北伐，9月初，攻占汉口、汉阳。这时，全国总工会决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10月21日，刘少奇到达武汉，开始组建全总汉口办事处并为全总机关迁往武汉做准备。10月28日，全总汉口办事处成立，刘少奇兼任秘书长。
    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把新发展起来的工会建设好，刘少奇根据几个月来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撰写了三本指导工会工作的小册子：《工会代表会》、《工会组织法》、《工会经济问题》，这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制造杀害我无辜同胞的惨案。1月5日，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武汉30万群众举行反帝大会和示威游行。在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下，工人群众一举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了60多年的汉口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1927年2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广州迁往武汉办公，刘少奇集全总秘书长、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等多职于一身，成为众所瞩目的工运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转入地下，由此，共产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斗争：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即白区开展秘密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土地革命斗争。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派遣，开始了他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北方军阀的心脏地域进行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刘少奇在白区工作这条战线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别贡献，他坚持“防御为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有效指导了恢复党在白区的组织和活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在白区的代表”。

    孔子有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俗语所谓“而立之年”就是指人到三十岁这个年龄，就该立人、立事、立业、立言。当时“而立之年”的刘少奇，从走出刘家、走出炭子冲、走出宁乡、走出湖南、走向世界，走向了辉煌，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工人领袖、一名优秀的职业革命家。他坚定理想信念，在崎岖、坎坷、曲折、泥泞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为当代青年树立了光辉榜样！

    迎难而上 走向辉煌——刘少奇的人生信念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共和国主席，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呕心沥血，奉献了毕生精力。是什么支撑他总是在艰难曲折的环境中迎难而上，走向辉煌的呢？我想通过以一些真实的故事讲述刘少奇的人生信念。

    一、锲而不舍，留法不成求学莫斯科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于湖南长沙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刘少奇自幼好学上进、嗜书如命，普通农家的书籍已不能满足少年刘少奇对知识的渴望。为了获取新知识，他经常跑到同学周祖三家看书。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个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化人，曾留学日本，是中国同盟会的成员，从国内外带回了许多有益的报刊和书籍。刘少奇经常找机会到他家串门，一进门就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读书看报，有一次痴迷到鞋子被炭火烧着了也毫不知觉，让在场的人捧腹大笑。因此，他被乡亲们戏称为“刘九书柜”。
    1913年，刘少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玉潭学校。玉潭学校的三年学习生活，使刘少奇既丰富了文化知识，还受到了维新思想的熏陶。1915年5月，17岁的刘少奇毅然参加了学校师生自发组织的护国讨袁游行活动，如潮的口号点燃了他的爱国热情，汹涌澎湃的人流激发了他的革命激情。
    1916年夏，刘少奇在玉潭高小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毕业后，刘少奇为了追寻心中的偶像黄兴的足迹，来到省城长沙，考入驻省宁乡中学继续学习。在这里，他积极参加了驱逐镇压学生运动的湖南都督汤芗铭的群众运动。
    1916年秋，受武力救国思想的影响，刘少奇投笔从戎，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因为没有校舍，直至1917年3月才正式开学。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年10月，讲武堂因军阀混战被迫解散。刘少奇从军报国的梦想破灭后，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到老家炭子冲自修中学课程，等待求学机会。
    1919年初，刘少奇不顾家人的反对，再次来到省城长沙报考育才中学，因考期已过，只好顶替益阳农村交不起学费而弃学的贫困学生“刘士奇”的名额入学。就在他面临毕业考试时，五四运动爆发，刘少奇未等到毕业典礼，与长沙的热血青年以及爱国学生一道立即奔赴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刘少奇来到北京，深切感受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浓厚氛围，亲身体验到了大都市的文化环境，刘少奇决定留下来继续深造，报考大学。当时正值学校暑假，各所大学都在招考新生，通过几次应试，刘少奇先后收到了北京大学、陆军兽医学校等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北京大学是刘少奇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经打听，该校学制长达四年，学费也很昂贵，远远超出了自己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而军校的兽医班虽然学费不多，但不合他的心意，经再三考虑，刘少奇只得同时放弃在北京大学和陆军兽医学校上大学的机会。
    此时的北京，又兴起了新一轮学潮。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风起云涌，反抗军阀马良镇压群众和声援济南惨案死难同胞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刘少奇参加了此次请愿活动后，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斗争的胜利使得深处困境的刘少奇精神振奋，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更加坚定了刘少奇克服困难、追求进步的决心。正在这时，有个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他闻讯后立即找到赴法勤工俭学发起人李石曾和范静生，并被推荐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这个预备班半工半读，不收学费，学制一年，可以一面学习一面等侯安排留法。
    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期学习。育德中学是一所进步学校，在辛亥革命中，它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河北一带的秘密活动场所，该校许多师生都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刘少奇在这里读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了解到了国内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留法预备班的教学方式也别具一格，均采用半工半读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习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木工、钳工、锻工、翻砂工等技术。刘少奇在这里学习的职业技术，为后来从事工人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0年6月，刘少奇从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始料不及的是留法费用比一年前翻番，刘少奇使出全身解数，也没有筹措到留法经费。正当他准备回湖南老家举债，皖系军阀混战，南下火车停开。刘少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滞留北京，寄居在同学家里等候京汉铁路恢复通车。因为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他只能靠吃三元钱一月的包饭打发时光。在成天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坚持每天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读书看报，参加学生团体活动。好不容易等到八月，京汉铁路恢复通车，刘少奇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赴法勤工俭学严重受阻，留学遥遥无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军人大批转业，军工生产萎缩，劳动力过剩，法国当局不但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很多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找不到工作做，而且有几百名中国驻法留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华法教育会因此停止办理学生赴法手续，给刘少奇赴法勤工俭学的满腔热情泼了一瓢冷水。
    正当刘少奇在家苦苦等待而茫然无助之时，他从《大公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组织在湘知识青年赴俄勤工俭学，而且赴俄的费用比较少，刘少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
    刘少奇来到长沙船山学社湖南自修大学，找到进步人士贺民范校长，贺民范当即介绍刘少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帮助他联系赴俄留学事宜。贺民范校长对勤奋好学、志存高远的刘少奇非常赏识，亲笔写信推荐他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
    在上海，刘少奇除了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外，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同他一起学习的，还有湖南老乡任弼时、萧劲光以及进步青年罗亦农、柯庆施等。刘少奇性格深沉文静，对学习抓得很紧，除了规定课程和集体活动外，就是背俄文、看书报和阅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的留俄同学萧劲光后来回忆道：“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中国革命问题”。
    1921年夏初，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等一道，从上海出发，轮番经过水路和陆路，行程七千多里，历时三个月，于1921年7月9日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这时，共产国际正在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刘少奇有幸参与了会务工作，并且亲耳聆听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报告。8月，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这里，刘少奇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和经典著作，思想境界和政治素质大大提高。
    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学校，刘少奇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决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1年冬，刘少奇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委员。
    这样，刘少奇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光明的追求，从偏僻小山村炭子冲走了出来，历经艰辛与挫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那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二、处变不惊，长沙蒙难意志更坚强
    刘少奇于1922年7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受赤色职工国际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从上海来到湖南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与毛泽东第一次握手之后，同李立三一道，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刘少奇经毛泽东、杨开慧介绍，在长沙认识了何宝珍，在安源结成革命伴侣，并生育大儿子刘允斌。1925年4月，党组织安排他到广州筹备全国第二届劳动大会和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副委员长，随后辗转青岛，到达上海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和上海总工会，担任全总上海办事处主任和总务主任。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他病倒在工作岗位上。1925年10月16日《上海总工会三日刊》一则消息说，刘少奇“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当时刘少奇害的是肺结核病，党组织决定让他回湖南治病。
    1925年11月中旬，刘少奇偕妻子何宝珍由上海回到了长沙，借住在长沙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这个书社是毛泽东、蔡和森、易礼容等人于1920年7月创办的，这里既经营进步书刊，也是早期共产党人的秘密机关。书社经理易容礼与刘少奇曾经都是中共湘区委员会成员，是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刘少奇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在文化书社住下后，刘少奇除了了解情况，看望少年好友洪赓扬等故旧外，就是到附近的湘雅医院治病。他还把寄居在老家刚满周岁的儿子允斌接到身边团聚。在友情和亲情的氛围之中，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休养，刘少奇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刘少奇准备返回上海时，被省主席赵恒惕悄悄盯住。
    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英勇无畏的长沙人民敢于担当，多次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矛头直指湖南当局首脑赵恒惕。与此同时，赵恒惕也接到密报，工运领袖刘少奇回到了长沙。刘少奇在全国工运中的影响力，令赵恒惕坐立不安，视刘少奇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预防湖南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赵恒惕指示缉拿刘少奇。
    12月16日中午，刘少奇从湘雅医院返回书社时，发现气氛异常，书店里有几个鬼头鬼脑的陌生人东张西望，正当决定转身离开时，却被便衣特务拦住，不由申辩地把他带到了长沙警备司令部。
    刘少奇被捕后，为了避免引起群众公愤，赵恒惕严密封锁了消息。消息灵通的长沙《大公报》顶住压力，于12月17日最先把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主张得到了国人的普遍认同。赵恒惕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逮捕共产党工运领袖刘少奇，舆论一片哗然，各地工会组织、青年社团、进步人士纷纷通电全国声援，一天竟有几十份抗议书和救援信投递到湖南省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向全国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刘少奇。
    刘少奇不幸蒙难，妻子何宝珍强忍惊慌、沉着思考应对之策，为刘少奇四处奔走呼号。她和闻讯赶来长沙的二哥刘云庭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出力营救。经过多方联络，营救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少时同学洪赓扬，湖南省议会会长欧阳振声等人就是其中的主力。
    赵恒惕逮捕刘少奇的做法，使自己作茧自缚、陷于被动，不但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湖南统治集团内部不满。为了避免惹出更大麻烦，赵恒惕只好吩咐下属叶开鑫以联名担保的形式将刘少奇释放，给自己找了个体面的理由。
    1926年1月26日，刘少奇被拘禁一个月之后，终于恢复了自由。赵恒惕为了顾全面子，将一册古装书《四书》托叶开鑫转赠给刘少奇，意思是叫他多读圣贤之书，少去惹是生非。当时的《工人之路》刊物，讥讽这是“最滑稽”的事情。叶开鑫因收受了洪赓飏和刘云庭的财礼，为了给自己在国共合作后预留一条出路，也送给刘少奇200块大洋作为拘留期间的补偿和离开湖南的差旅费用。刘少奇出狱回到上海后，立即通过组织托人如数奉还了叶开鑫的礼金。
    刘少奇长沙被捕，使他年过花甲的母亲鲁氏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突如其来的不幸，让她寝食难安。刘少奇获释后，母亲特地从老家炭子冲赶到长沙，泪流满面地跪在儿子面前，恳求儿子不要再做这种冒险的事情。刘少奇从小对母亲的要求百依百顺，但这件事情却违背了母命。他顺势跪下来扶起母亲说：“娘啊，请饶恕儿子的不孝！别的事，儿子都可以答应你，唯独这件事，不行！儿子的一生，已经交给了党组织，除了报效党和国家，别无选择。”他在宽慰母亲之后的第二天，就含泪告别母亲，离开长沙奔赴上海。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少奇于1926年2月19日从长沙来广州，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召开了欢迎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邓中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少奇同志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被捕的。经过各方努力，各地打电报，才迫使赵恒惕放他出来。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发奋最勇敢的一位战土……”

    三、披荆斩棘，满洲赴任功盖东三省
    大革命失败后，东北地区党的组织遭受严重摧残。1927年七八月间，大连、奉天等地党的领导人和党员连续被捕入狱，党的力量大幅度削减，群众斗争只能逐渐由公开转向隐蔽。由于党的领导机关受挫，党内出现消极情绪，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在东北巡视的中央特派员刘少猷受命组成临时省委；但这届省委由于组织不健全，领导力量薄弱，党员思想涣散，不但没有扭转危险局面，反而加剧了困难程度。另一位在东北巡视的中央特派员谢觉哉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央写了一份汇报材料，对满洲省委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和分析。谢觉哉指出：“满洲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
    1929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选派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刘少奇出任第五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7月14日，刘少奇和妻子何宝珍来到奉天（今沈阳市）。他到达奉天后，首先住在一家旅馆里。三天之后与省委接头，正式移居到南满铁路南侧的工业区惠字78号（今沈河区惠工街四段宏业南里二号）。刘少奇当时化名为赵子琪，对外以海军司令部某副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刘少奇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为当务之急必须抓紧恢复和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强有力的省委领导班子。他马上召开省委会议，讨论了省委当前的工作以及今后的方针。经过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截至同年8月底，瘫痪的满洲党组织基本恢复，19个党支部与182名党员之间保持了紧密联系。刘少奇还从湖南、湖北、河南抽调了一批党员骨干充实东北党组织，杨靖宇就是这一时期进入东北的。刘少奇还与其他省委负责人分头到奉天、哈尔滨、大连等地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自己则选定了工作难度最大的工业企业奉天纱厂（今沈阳纺织厂）作为工作重点。
    奉天纱厂是素有“东北王”之称的军阀张作霖管辖的企业，兴建于1921年，有三千多工人，大半为童工，工人遭受着厂方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反抗的烈火一触即发。分管奉天市委工作的省委常委孟坚（即孟用潜）向刘少奇汇报：奉天纱厂正在酝酿8月27日罢工，刘少奇决定亲自前往奉天纱厂参加支部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罢工斗争。 
    8月22日下午6时许，在孟坚的陪同下，刘少奇如约来到奉天纱厂，计划找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了解罢工斗争准备情况。奉天纱厂位于奉天市郊，地域比较偏僻，周围是一片坟地和树林。刘少奇到达时，离工人下班时间还差十几分钟。当时的刘少奇、孟坚就隐蔽在纱厂北门外的树林里，等候常宝玉出来。当下班的汽笛拉响，厂门迟迟未开，只见工厂的大门口几个厂警来回走动。刘少奇凭着长期地下工作经验判断，情况可能有变。正当他决定转移时，却被厂警抓住。
    事后得知，刘少奇来厂的两天前，孟坚到纱厂同中共支部商定斗争方案后，常宝玉大张旗鼓地在工人中进行罢工斗争宣传动员，被工人党员崔凤翥叛变告密，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被捕。
　　审讯中，刘少奇沉着机智，顺势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使用了他的一个表哥成秉真的名字，说是从武汉来奉天纱厂找工作的失业工人。审讯人员经过几番折腾还是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把常宝玉押来对质。而常宝玉之前没见过刘少奇，也说不出什么证据，厂警只得大失所望地将他们移交到奉天警察局商埠三分局临时看守所关押。
　　8月24日，警察局开始对刘少奇、孟坚的所谓“煽动工潮案”进行审讯。在审讯中，刘少奇仍然坚持原来的口供，审讯毫无结果。
    8月26日，警察局便将刘少奇、孟坚、常宝玉3人一起押解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一次，刘少奇利用看守所放风的机会，机警地走到孟坚身边悄悄说： “既然将我们从高等法院移交到地方法院，案情就不太严重了。关键是那个工人不能出问题（指常宝玉），要做好他的工作，说明大家都是为工人做好事。现在是奉天纱厂把我们送进监狱的，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要说服他矢口否认煽动工潮之事，案子就比较容易解决。”
    孟坚和常宝玉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他对常宝玉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将其说服。当中共满洲省委获得刘少奇被捕的消息后，一面向中央报告，一面设法营救。　
    9月上旬，奉天高等法院开庭，对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进行审讯。由于刘少奇、孟坚沉着应付，奉天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刘少奇回到中共满洲省委后，马上向中央报告了出狱的经过。随后，中央回电，由刘少奇继续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任宣传部长。　　
    刘少奇的被捕，既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也没有使满洲党组织遭到任何牵连和破坏。1929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刘少奇出狱后立即写报告给中央，介绍刘少奇、孟坚被捕的情况。报告说：“少、孟（刘少奇、孟坚）被捕事在工作情绪上虽然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方面，没有多大的影响。”当时在满洲省委工作的杨一辰写材料说：“刘少奇被捕后，省委机关没遭到破坏。省委机关一直还在原来的地方。”由此可见，多年以后“四人帮”以刘少奇此次被捕认定他叛变的说法无中生有。相反，少奇同志的沉着机智，为保护中共满洲省委，保存党的有生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激流勇进，坚持真理白区举红旗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前往国民党统治区（也称白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对白区斗争的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29年10月，他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会议，通过《满洲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指出：“必须坚决的尽可能的采用公开活动的策略，同时与党的秘密工作发生很好的联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要很艺术地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刘少奇虽然在满洲省委工作只有八个月，但很快打开了局面，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而且为党在白区工作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6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发言，并当选为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关于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问题，刘少奇与“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不顾他国实际情况，盲目推行当时德国职工运动的经验，要求其他国家一律在“黄色工会”里面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而刘少奇认为：中国情况与德国不同，“黄色工会”力量强大而且合法存在，“赤色工会”力量弱小而且不能合法存在，在“黄色工会”里面搞赤色反对派不现实，也不可能。他主张“赤色工会”的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存在来进行“赤色工会”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黄色工会”中的下层工人群众支持。但是，刘少奇的正确主张却被“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指责为“反决议”，并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仍坚持自己的主张。1931年夏，他在给“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中，再次表述了他对中国职工运动策略问题的看法。
　　当年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杨尚昆在回忆中指出：“少奇同志对扣给他的‘帽子’，一直胸怀坦然，从不放在心上。这显示了少奇同志具有不迷信权威，不畏惧压力，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因为当时刘少奇身在莫斯科，没有回国参加“六届四中全会”，但在会上还是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秋，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这时正值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也是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盛行时期。在实际工作中，刘少奇同与“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临时中央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1932年1月底，为反抗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支援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抗战，上海市总工会组织全市工人进行总罢工。在关于工人罢工斗争的方针问题上，临时中央认为当时工人斗争形势是进攻的，提出将这次沪西工人罢工斗争发展成“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刘少奇在组织罢工的实际工作中看到，工人既没有武装力量，也没有可以举行总同盟武装暴动的条件，因而提出工人斗争形势应该是防御性的反攻。对此，临时中央认为刘少奇提出的方针是“消极派的罢工斗争方针”，从而遭到临时中央的坚决反对。但是刘少奇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沪西工人罢工斗争，并亲自予以指导。在这期间，刘少奇还撰写了《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等多篇文章，阐述了他对于国统区开展工人运动的策略和思想。
    遗憾的是，刘少奇提出的正确策略方针，却遭到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和批判，于1932年3月14日被撤销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1936年初，刘少奇抵达天津，开始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由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现政治策略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阐明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策略思想。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强调要转变党在国统区内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首先要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明确提出华北党组织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
    二是在实际斗争中，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积极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给以正确的指导。例如，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党团组织为悼念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并折磨致死的爱国学生郭清，举行“抬棺游行”活动，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刘少奇得知此事后，于1936年4月5日撰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冒险主义的行动，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方式，团结更多的群众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这封信对纠正学生运动中“左”倾错误起了很大作用。
    三是积极进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
    四是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长期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薄一波回忆：刘少奇在北方局两年多的时间里，“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
　　对于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1941年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正确的领袖人物”，“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对于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路线的正确主张，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的杨尚昆后来这样评论：“刘少奇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开展活动，以便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使党的组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刘少奇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国统区斗争的策略，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1945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五、迎难而上，历尽艰险筹粮保长征
    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秘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既领导全国的工运工作，又领导苏区的工运工作。他在苏区组织工人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开展同白区的贸易工作，为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少奇还主持筹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全师1.28万人，分编成3个主力团和1个预备团，后命名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支以“工人”命名的正规武装，在历次战争中表现了很强的战斗力。1933年10月，蒋介石调动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对中央苏区开始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这支部队为加强红军中的工人阶级骨干力量，武力抵御国民党的“围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7月，刘少奇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到任后，采取征粮、借谷、开展节约运动等办法收集粮食支持红军战略转移。据《红色中华》报道：福建长汀县完成30954担，兆征县完成20504担，汀东县完成16259担、上杭县完成5141担，新泉县完成3010担，全部都超额完成征粮计划，全省共超过原定计划1万多担。宁化县从8月7日开始动员，半个月时间就征集了34000余担粮食。福建苏区人民还组织了运输队，将征集到的粮食运送到指定的地点支援红军。
    在筹粮的同时，刘少奇还领导发动福建苏区人民积极筹款，收集军工生产原料，编织草鞋等。兆征县在7月份便筹款17000余元；长汀县的赤男区一次就编织了1700余双草鞋；福建苏区各地的工厂也加紧生产，日夜赶制军需用品；长汀红军斗笠厂9月份产量超过了20万顶，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5月底以后，工人们每天加班2个小时，生产了大批军用被服，确保红军战略转移需要。其他如宁化被服厂、长汀硝盐厂、四都兵工厂均夜以继日地开足马力生产，为红军提供了大量军需用品。长征前夜，红九军团在汀州休整时，领取了大批军用物资，保证每个红军指战员领到一套斜纹布漕棉衣、夹被、鞋子等，使红军部队面貌整装待发。
    刘少奇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期间，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了紧急动员群众筹借24万担粮食支援红军，他号召后方机关工作人员每月节省三升米。他倡议省委机关将大锅饭改用布包蒸饭，“包包饭”的推行，极大地减少锅巴造成的浪费。一次，机关工作人员在吃午饭时不见刘书记的踪影。大家以为他有事先吃了饭，一问炊事员，才知道刘书记为了节约粮食，一天三餐改为两餐。消息传开，机关反响强烈，不仅推动了全省用实际行动节约粮食支援前线，还给红军将士克服困难、英勇作战增添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1934年10月初，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0月10日，刘少奇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瑞金，先后担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任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
    中央红军主力进入贵州后，1935年1月13日，随红五军团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收到周恩来的电报，通知他和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刘少奇和李卓然准时赶到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集中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主张，结束了王明“左”倾冒犯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揭露和批评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遵义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和军团长董振堂一起到三十七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毛泽东多次感慨的说：“在遵义会议上，少奇同志给了我最关键的支持。”邓小平同志后来评价说：“1935年1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935年7月中旬，红军到达四川松潘地区，大草原和茫茫湿地上荒无人烟，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果给养跟不上，红军就会活活饿死在草地。过草地之前筹备足够的粮食，是摆在红军面前最艰巨的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把筹粮的任务交给红三军团，同时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任命刘少奇为主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为副主任。
    刘少奇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红三军团指战员四处筹粮。刘少奇对民运部的同志们说：“过草地，走七八天不见人烟，粮食就是我们红军的生命。要尽量多筹一些粮食，要节约每一粒粮食支持我们走过草地，要互助友爱。”他针对当地情况，亲自制订了筹粮政策，组织红军干部战士在藏族同胞帮助下，深入到群众中去筹粮，有针对地对当地上层人士做宣传工作，为红军排忧解难。当地人烟稀少，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只筹到了少量的青稞。刘少奇根据红军部队人员数量和过草地时的起码需求，按人头把青稞分配给各部队。
    8月21日，刘少奇随右路军踏进大草地。大草地一望无边，到处是沼泽地，稍有不慎跌进泥潭，人就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而被草地吞没。刘少奇把身边的警卫员、通信员都派出去，照顾其他体弱多病的战士，他自己则从容组织部队有秩序行进。行军途中，刘少奇不但没有片刻休息机会，还要利用部队休整的间隙找干部了解情况，做深入细致地思想工作，他要比别人多走一些路，多操一些心，多担一分责。长征途中，刘少奇总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勇气，发现战士断粮时，他把有限的青稞让给了伤病员，自己则挖野菜充饥。在长征途中，由于刘少奇有力的后勤保障，才使中央红军胜利走过了雪山草地。

    六、殚精竭虑，身居陋室渑池著宏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奔赴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学生出身的新党员大量增加，一方面壮大了党的队伍，另一方面也使党的成分和思想状况变得复杂起来。如何对广大新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增强抵制资产阶级种种错误思想侵蚀的能力，完成我们党所肩负的民族解放任务，成为巩固党对抗战领导的迫切问题。
    抗战开始后存在的这种情况，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他多次给中共中央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同时强调指出，对这大批新党员要加强教育，使之树立正确的思想是非常必要的。刘少奇深知，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里，很多人都论及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但是，十分明确和全面系统地阐述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专著还没有。他决心攻克这个难题，开始酝酿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提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的命题，这更引起了刘少奇强烈的思想共鸣。他开始思考共产党员怎样才能加强自身的修养，克服各种错误的思想意识，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六届六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党规党法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刘少奇主持起草并在会上作的报告，使他正式产生了写作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想法。
    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率秘书、警卫、机要人员等一行17人，离开延安奔赴河南确山竹沟中原局机关。途中经西安，绕道潼关，改乘火车到河南渑池八路军兵站，在这里停留休整了一段时间。刘少奇在渑池期间，虽然住房非常简陋，但他坚持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根据自己多年以来对党内生活的观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撰写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一共6页，写在粗麻纸上，成为创建马克思主义修养理论的基础
    1939年1月初，刘少奇亲自指导豫西省委在渑池兵站窑洞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训练的对象是各县的县委和区委干部，也有一些基层党支部书记。在第一期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给学员讲授党课，首次宣讲了他的“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刘少奇依据提纲所作的报告指出：一定要建设一个好的党，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加强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提高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的自觉性，更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刘少奇在报告中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和方法。
    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等一行人从渑池出发，经洛阳、南阳到达河南确山竹沟。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原局和鄂豫边省委在竹沟创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区、县级干部。为了加强对这些党员干部进行党性修养教育，刘少奇挑灯夜战，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的基础上精心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稿。讲演稿在“提纲”的题目上加上“论”字，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将“提纲”的内容进一步归纳，作必要的增删。刘少奇在竹沟的每天晚上，都坚持看书学习，常常彻夜不眠地阅读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党建理论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与结论。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初稿），全面形成了党建理论体系。
    1939年3月底，刘少奇回到延安。应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邀请，于7月8日、12日分两次在延安蓝家坪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报告系统论述了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必要性、重要性；党性修养的主要内容，以及进行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和正确途径，并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产生根源。
    刘少奇的报告，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应张闻天要求，刘少奇将报告整理成文后送《解放》周刊总编辑吴黎平。吴黎平又将文章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这是一篇好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该快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于1942年《解放》周刊第81、82、83与1943年第84期连载。随后，又列为延安整风必读文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纯洁党员队伍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在整风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有不少党员认为自己苦大仇深，热爱党，主观上要革命，就是有党性。当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符合，犯了错误，便以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心是好的来原谅自己，要求别人也以此来原谅他。这样，就使一些党员的思想觉悟长期停留在朴素的阶级感情水平上，不能尽快由自发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自觉性高度，使不少党员干部在复杂的斗争中常常迷失方向。
    通过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许多党员不再满足于有个良好的主观愿望，而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毛泽东的有关党建著作被全党肯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代表作，成为批判“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思想武器。经过延安整风的大学习、大讨论，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达到空前统一，为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少奇把党性与党员的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引入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一大贡献，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
    从新中国成立到2008年，人民出版社、新知上海三联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前后27次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国外出版机构也将其翻译成英文、日文、捷文、荷文、西班牙文等几十种译本，在几十个国家发行，被称为“共产党的东方圣经”，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七、审时度势，竹沟历险智勇冠中州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抗日战争的领导，全会决定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原局书记，中原局设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
    1938年冬和1939年秋，刘少奇同志先后两次从延安出发，跋山涉水，冲破敌人重重封锁，来到河南确山县竹沟中原局，领导中原地区抗日运动和党的地下斗争。他遵照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迅速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竹沟先后举办了三期地方和部队教导队员培训班，他亲自讲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先后在这里培训了三千余人，并将学员输送到新四军二、四、五师和鄂豫皖、豫皖苏革命根据地，成为党、政、军的骨干力量。
    1938年以来，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政策，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尽管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国共关系好转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十分嚣张。1939年入夏以来，在山东、河北、湖北和湖南平江等地制造了多起惨案，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
    中共中央在于1939年8月下旬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适时分析局势、研究对策。8月24日，刘少奇在延安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目前时局的危险，包含了突变的可能性。目前要准备力量克服这种危险。为了克服这种危险，我党应该采取政治上进攻的积极方针，必须这样才能有战斗的准备。没有必要的准备将可造成惊慌，过去大革命时期便没有这种准备。”
    9月15日，刘少奇从延安再次南下前往华中，继续执行“发展”华中任务。他到达竹沟后，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日夜找有关干部谈话，全面了解竹沟地区各方面情况。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刘少奇预感国民党的武装反攻很快就会发生，应立刻抓紧部署，战略转移。他在竹沟镇北边的北王庄，召集鄂豫边省、地、县委负责人开会，敏锐地指出国民党反共高潮即将到来，提醒大家尽早做好应付突变的准备。他强调要有备在先，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把竹沟镇中原局机关工作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由他带到豫皖苏边界地区去；大部分如党校、教导队、印刷厂等共计七百余人，由朱理治和任志斌带领南下，与李先念部会合，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又调刘子久主持河南和鄂西北党的秘密工作，隐蔽疏散一部分地方工作骨干，保留少数必要的干部坚守阵地。
    在刘少奇的强而有力指挥下，各机关、部队先后在十月中下旬，有计划有步骤地撤离竹沟。就在中原局机关撤离竹沟十多天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确山惨案”——国民党军队占领竹沟，残杀中共抗日干部、战士及其家属和群众二百多人。如果没有刘少奇的准确预料和及时部署，损失将更加惨重。当时担任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的任质斌后来回忆：“当时，如果不是少奇这样及时督促、部署，那我们到敌后去的自觉性就不会有那么高，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刘少奇在时局变化莫测之际，能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预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与他雄才大略的领导魄力和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八、高瞻远瞩，挥师“东进”华中传捷报
    1939年12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确定新四军“向东发展，向西防御”、“东进，东进，再东进”的战略方针，明确对顽固派实行反磨擦策略，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刘少奇从竹沟向东行进后，一直在考虑新四军发展战略问题。他调查了各地情况，同曾在江苏省委工作过的刘瑞龙多次交谈，了解中原局向东走那条路比较方便，沿途所经过地区的社会关系、物产、交通、民俗以及党的群众基础等情况。他在六支队干部会议上，一再号召“东进，东进，再东进！”他要求六支队越过津浦铁路深入敌后建立苏北根据地。刘少奇的想法与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要广泛猛烈的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绝不停止”的要求不谋而合。
    在1939年12月的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是“向东发展，向西防御”。他缜密分析了华中地区敌我力量分布情况，指出豫皖苏和皖东地区都背靠国民党统治区，向西发展则受国民党限制，且不易受到中间力量同情；向北发展则打不开新局面，而向东发展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有驰骋回旋的地盘。经过刘少奇的认真分析和中原局的充分讨论，会议确定了新四军“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发展方向。
    1940年1月，刘少奇在定远县黄家村主持召开第二次中原局会议，着重讨论了在皖东国共两党军队混杂的情况下，应如何正确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应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以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各级党组织将刘少奇的思想传达下去，振奋了干部和群众的精神。华中各部队纷纷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先后建立了豫皖苏、皖东、皖东北、苏北根据地，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40年春，李品仙受命国民党主政安徽，接二连三地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面对严峻局势，刘少奇于2月下旬在定远大桥集附近的湾杨村主持召开第三次中原局会议，指出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又要对国民党的顽固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40年3月19日，半塔保卫战打响。刘少奇调兵遣将、统筹全局，领导新四军取得以保卫半塔集为中心的反磨擦斗争胜利，创造了在对方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打守卫战的成功战例。正如陈毅后来所说的：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在刘少奇和陈毅的领导下，新四军多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斗争，皖东抗日根据地基本建立。
    打开皖东局面后，发展苏北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半塔保卫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敏锐感觉到蒋介石有意将重心移到华中，企图消灭新四军。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等，指出“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刘少奇的想法与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一致的。他认为发展华中的主要方向是苏北，发展皖东是为了给进军苏北提供一个立足点。
    为了向苏北发展，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出调八路军黄克诚部队从华北南下、江南新四军北上的建议。1940年7月2日，在刘少奇统一指挥下，叶飞率部取得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10月初，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在黄桥歼灭韩德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一万余人，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占领盐城，新四军陈毅部北上进抵东台，两军先头部队在白驹集胜利会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和新四军连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抗日根据地。至此，东进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南北对进共同开辟苏北的任务基本完成。
    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惨遭重创，刘少奇临危受命，兼任新四军政委，重组新四军，重振铁军雄风，再夺抗日战争新胜利，再创人民军队新辉煌。

    九、 跋山涉水，突破封锁负重回延安
    1941年，中共中央正酝酿开展全党范围的整风，重点检查十年内战后期党的领导路线问题，为召开党的七大作思想准备。毛泽东需要刘少奇回中央分担重任。1941年10月3日，远在苏北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收到中央的电报，通知他速返延安，并负责筹备党的七大。中央还交给刘少奇一项重要任务，要他代表中央到山东根据地指导工作，解决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
    从苏北到延安，路隔数千里，很多地区都控制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的手中，刘少奇回延安的行程安全成了大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1942年2月13日，毛泽东电令陈毅和刘少奇，指出：“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2月20日，毛泽东又来电要求：“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100余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回延安的漫漫征途。
    刘少奇一行昼伏夜行、披星戴月、风雨兼程。他和大家一样，随身带着铁铲，逢山开路，遇水游泳。3月下旬，他们穿越日伪军封锁严密的陇海铁路；进入鲁南抗日根据地后，刘少奇一边走，一边调查了解沿途情况。4月下旬，他们到达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驻地山东东海县（今临沭县）朱樊村。
    刘少奇来到山东分局，顾不上休息，先后找山东分局书记朱瑞，115师代理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谈话，并仔细翻阅了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刘少奇基本上找准了山东问题的症结。4月 26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山东分局在坚持敌后抗战中取得的成绩，接着指出了目前根据地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随后，刘少奇又召开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明确了今后的目标和任务，并决定山东分局为山东政治军事领导核心，在分局下设一个军政委员会，师部、山东纵队和分局合署办公，精简机关人员，朱瑞、黎玉均驻115师师部与罗荣桓、陈光一起办公。在解决了山东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之后，刘少奇又抓住实行减租减息、切实改善农民生活这个关键问题，充分发动各阶层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使山东的工作很快有了好转。在刘少奇的帮助下，山东根据地不仅胜利度过了最艰苦的1942年，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局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工作需要，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所在地停留了近四个月。当时，日军刚刚在华北进行“扫荡”，行程充满危险。
    7月下旬，刘少奇又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程。从滨海到鲁西，千里路程，还要穿越日军数道封锁线。为了便于隐蔽，刘少奇化名许行仁，剃了光头，换上便衣，打扮成生意人，只带几名工作人员和十几名警卫组成小分队继续前进。他们渡过沭河、沂河、费县、滕县，在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护送下，惊险不断地穿过津浦铁路。
    8月下旬，刘少奇从河南进入河北冀中平原。这里不仅有平汉铁路，而且是华北、华中和华南抗日根据地同延安联系的必经之路。日军在这里防范特别严密，在“五一大扫荡”时，曾在8000多个村庄密布了1500个据点，700多辆汽车经常巡逻在公路上。刘少奇化装成商人，在地下工作者的精心安排下，通过利用伪军关系，乘坐小汽车在白天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
    9月上旬，刘少奇到达129师所在地河北涉县赤岸村。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盛情接待了刘少奇，品味了当地特色小吃干羊肉。邓小平后来说：“那是当时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很久没有吃肉了，借招待少奇同志饱吃了一顿。”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得知刘少奇安全到达了129师部，立即复电：“少奇同志：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刘少奇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停留一个月后，继续向太岳山区行进。11月初，来到日军封锁严密的同蒲铁路和晋中平原。毛泽东得到消息，特通知第120师负责人林枫、周士弟和甘泗淇：“少奇路过，你们的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为了顺利通过敌占区，刘少奇和负责护送任务的晋西南工委书记解学恭研究，停止部队护送，由敌占区干部依靠群众悄悄护送。经过三天的紧张行军，刘少奇一行基本走出了晋中敌占区。但根据侦察人员汇报，日军发现有中共“大人物”在行动，不但在许多地方设了埋伏，而且还在后面派兵追赶。刘少奇一行加快了夜行军的速度，于1942年12月底，安全穿过晋中平原最后一道难关后到达延安。这一路，历时九个多月，穿越敌人103道封锁线，行程3000多里。在一次会上，刘少奇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经历了一个‘小长征’，这是一次很好的考验。”

    十、临危受命，运筹帷幄神速占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难抗战终于取得胜利。蒋介石为了巩固政权，赢得备战时间，抛出和平建国的幌子，邀请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留在延安主持全面工作，明确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被国民党占领东北，那就能够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与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反之，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抗战胜利时，其精锐主力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相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东北坚持了14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有着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与东北相连、相望，这些都是我们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为抢占东北，夺取全国胜利，1945年9月，刘少奇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作出了一系列调兵遣将重要战略部署。为实施这一方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陈云等人为委员，并从华北、华中、山东、浙东、苏南、皖南、冀东等各解放区调遣部队十一万人，干部两万多人进入东北，其中包括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5名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10名中央候补委员。这一重大战略调动，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扎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的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后来在苏军撤离东北，国民党军抢占山海关、锦州、沈阳等地的严峻形势下，刘少奇根据形势变化，急速调整战略部署，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部队迅速从大城市和铁路沿线退出，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展开，逐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未来三大战役首先从东北发动准备了条件。人民军队进入东北后，获得了很大发展，对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十一、深谋远虑，天津调查躬身问国策
    1949 年春,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后, 刘少奇负责指导城市工作。当时,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已基本完成, 社会秩序大体安定，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肃清封建残余、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
    如何恢复生产和发展城市经济？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道难题。在当时新解放的城市中，天津的问题尤为突出。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于1949年1月15日解放，解放后社会秩序稳定，但生产恢复却很缓慢，新接收的私营企业一时难以复工。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左”的倾向，私营企业普遍停产关门，开工不足30%，大批工人失业，上百万城市人口生活无着落。天津存在的问题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刘少奇于1949年4 月 10 日晚抵达天津，第二天上午就开始深入天津各主要工厂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在初步掌握情况的基础上, 刘少奇从18 日起开始同各界人士座谈。刘少奇先后召集天津市干部会议、职工代表大会、工商企业家座谈会，并在会议上作重要讲话。通过同 10 多个行业的代表以及天津著名的工业资本家李烛尘、周叔弢、宋棐卿等座谈, 刘少奇感觉到天津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在资本家和工人群众中有许多模糊认识。他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并针对工人和资本家思想中存在的问题，通俗地说明了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剥削问题。刘少奇为解除资本家存在的“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的顾虑，借用天津市领导人在汇报中提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解释说：“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
    他还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他说:毛主席说过, 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 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 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 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 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只有都照顾到才叫全面照顾。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同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密切相连；在天津调研中,他又进一步充实发展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对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他还提出组织交易市场, 搞活城乡物资流通, 支持贸易部门提出的由政府设立纱布和证券交易所的想法。不久, 天津市委就按照刘少奇的指示, 办起了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和在几个行业初步实行了按合同加工订货。他在同资本家的谈话中, 提出和平赎买, 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些思想和实践是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宝贵探索。刘少奇的这些讲话, 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资产阶级, 社会各界情绪出现团结、向上的气氛, 促进了天津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全市的工商业迅速恢复,主要生产行业 6、7 月以后就恢复到解放前的正常水平。9 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 4 月份的 293 户增加到 3800户, 职工人数增加近 20%。以工业、商业迅速复苏为标志, 天津的经济建设呈现生机蓬勃的兴旺景象。
    天津恢复发展生产的成效和经验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各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积极性, 防止了将解放的南方各大城市的资金外流。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当时深有感慨地说:“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向私人资本家明确地解释了四面八方政策, 在解除私人资本家的思想顾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 针对高岗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攻击, 公道地指出：“据我所听到的, 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

    十二、实事求是，解散食堂决策得民心
    由于 “大跃进”的失误, 1959年至1961年间, 我国国民经济连续三年遭受严重困难, 特别是出现了粮食危机，造成了数千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为了尽快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 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率先垂范,来到了湖南农村蹲点调查，踏上了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回乡之旅。
    1961年4月1日, 刘少奇来到湖南长沙农村进行蹲点调查。到达湖南的第一天, 刘少奇向省委负责同志指出: “这次是蹲点调查, 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这次调查, 先秘密, 后公开, 先找人个别谈话, 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 深入民间,深入实际, 既是私访, 又是公访。”他还说:“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 直接到老乡家, 睡门板, 铺禾草, 既不扰民, 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 一切轻装简从, 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住在老百姓家里, 他们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 给你反映你想了解都了解不到的问题。”刘少奇湖南之行的第一站，是距他家里炭子冲十多里的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从4月 2日到8日，刘少奇在这里住了6天，初步了解到了农村普遍存在的粮食饥荒情况。
    4月12日, 刘少奇在省委书记张平化的推荐下，来到了长沙县天华大队蹲点调查，在王家塘生产队一栋三开间的阴暗、潮湿、破旧的土砖房里，刘少奇和王光美住了18天。刘少奇叮嘱调查组成员说: “搞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 不要说假话。我们是为解决问题做调查, 要照毛主席讲的办, 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带框框, 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 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4 月 13 日和 14 日，刘少奇连续召开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在征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时，干部们一致表示，食堂有优越性，应当继续办下去，只是可以划小一点。刘少奇从他们的言谈中感到，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这些干部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刘少奇没有责怪他们。15 日，他去察看天华大队施家冲生产队公共食堂，当天下午他又邀请施家冲生产队部分社员座谈。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感动了与会群众，打消了顾虑，大家纷纷诉说了公共食堂的副作用。接下来, 刘少奇以食堂问题为中心, 引导大家讨论了供给制、山林、住房,以及民主与法制等平日议论最多的热门话题，还给大家描绘了农民兴家立业“十个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蓝图。会场上, 大家讨论活跃, 坦诚谏言, 使刘少奇获得了从队级到社级、县级、地级直至省级干部那里都听不到的真情实况。刘少奇还走访社员家庭，把群众对食堂的批评归纳为8条，讲给社员听，大家都很赞成。
    4月15日晚, 刘少奇回到长沙市,同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4月17日, 刘少奇再次回到天华大队, 先后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大队总支委员会、大队干部会、生产队干部会、工作组会等, 研究解散公共食堂、做好退赔工作的一些问题。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 解决问题, 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从实际出发,真正按照群众的意愿办；必须遵循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方针。在具体操作中, 必须坚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千万注意不要造成‘新的破坏’。”直至4月30日，刘少奇才结束了天华大队蹲点调查。
    5月3日，刘少奇踏上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他谢绝了县里为他安排的招待所，住进炭子冲旧居（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在炭子冲，刘少奇继续进行农村调查研究。他察看炭子冲的农田，走访社员家庭，先后同农民兄弟、基层干部和儿时伙伴促膝长谈。他对农民说：“这几年，听说工作搞得很不好，社员吃不饱，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地荒了不少。我是早就想回来看看，回来得晚了，对不起大家。现在的政策还没有制定好，政策要大家来讨论。”在家里的6天，他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农民的疾苦以及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了准确的答案。
    5月7日下午，刘少奇邀请炭子冲部分农民和基层干部到旧居座谈。在谈话中，他首先对这几年的困难承担了责任：“我将近 40 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你们。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接着，他针对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淘米，一个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利用工作间隙，刘少奇祭扫了母亲的坟墓，并看望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六姐刘绍德。5月9日，他没有惊动父老乡亲，在午夜时分悄悄离开了炭子冲。在长沙停留几天后，于16日返回北京。
    刘少奇的故乡之行，给乡亲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位真正共产党人体恤民情、心系百姓的精神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襟怀。他在湖南农村共调查了44天,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 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 走访了10多个生产队, 对6个生产队做了详细解剖, 找三百余名干部、农民谈话, 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 获得了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 为当时党中央调整农村政策，解决与农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人民群众心坎上, 把党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十三、坚定信仰，书写历史公道在人心
    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更是首当其冲，造反派的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1966年8月，由于“四人帮”兴风作浪，刘少奇被迫停止工作。“文革”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神州大地疯狂践踏真理和正义，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等罪名强加给刘少奇。
    据刘少奇儿子刘源回忆，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污蔑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看到党的组织生活遭到破坏而痛心疾首。
    面对“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刘少奇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据刘少奇的卫士长贾兰勋回忆：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的一次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拿出195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在人妖颠倒的年代，一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也没能保住共和国主席的人身不受侵犯。
    1968年10月，在党的组织生活极不正常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错误地扣上：“叛徒、内奸、工贼”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
    “四人帮”对刘少奇不断地实施迫害，他们利用“王光美专案组”对刘少奇进行调查，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捏造伪证，罗织罪名。他们不仅剥夺了刘少奇的工作权力，而且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被秘密押往河南开封，关押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大院原“同和裕银号”旧址，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7天。1969年11月12日清晨6时45分，刘少奇在得不到医疗救治的情况下停止了呼吸，享年71岁。当时,他身边不但没有一个亲人，更没有鲜花和党旗。14日凌晨，专案组为掩盖罪行，把刘少奇的遗体当作“烈性传染病人”在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在冒称他儿子刘源填写的火葬申请单上，“死者职业”一栏中填写的是“无业”。堂堂一位七亿人口大国主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操劳了一辈子，竟然换来“无业”二字！
    刘少奇即使处在最危难时刻，始终相信人民群众。他向夫人王光美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真理不可欺，民心不可辱。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刘少奇光辉而伟大的一生，并恢复了他生前的名誉。邓小平说：“刘少奇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紧紧地握着王光美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三十多年以来，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缅怀一代伟人刘少奇，1998年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6000多人参加了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对刘少奇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刘少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他的名字永垂史册。”2008年11月11日，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业绩、崇高风范和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回顾刘少奇同志的一生，让我们深受启发和教育，刘少奇同志在任何时候都能坚守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时刻心系国家和人民，他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海纳百川的胸怀、无私无畏的胆量、德行天下的境界，他在困境中迎难而上，他在顺境中居安思危，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精彩华章，他用一个大写的人字撑起了历史的天空！

    共产党员典范 人民公仆楷模——刘少奇的历史贡献和精神品格

    湖湘文化的沃土，孕育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刘少奇！
　　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刘少奇！
　　文化革命的阴风，湮没了一位赤胆忠心的刘少奇！
　　实事求是的思想，还原了一位光明磊落的刘少奇！
　　在科学发展的春天里，刘少奇的足迹在延伸！
　　在伟大复兴的旗帜上，刘少奇的声音在回响！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刘少奇的光辉一生！
    2008年1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业绩、崇高风范和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同志出生于湖南宁乡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刘少奇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远大志向，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1919,革命的滚滚洪流，把他推向了北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当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河北保定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因为没能筹集到路费，只好与任弼时、萧劲光一道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1921年冬天，他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我们党为数不多的早期党员之一。从此，刘少奇同志就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一样，刘少奇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所作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几乎涉及各个历史时期和所有领域。纵观刘少奇的奋斗历程，今天主要从六个方面来学习和研究他的卓越贡献和光辉思想。

    一、工人运动领袖，白区斗争旗帜
    1、领导安源工人运动。
　　1922年春，刘少奇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回国后，即到赤色职工国际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直至1927年夏，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刘少奇都在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1）浑身是胆的刘代表。
　　1922年9月，刘少奇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派遣，来到湖南长沙郊外的清水塘，在一栋普通的农舍里，与毛泽东第一次会面，两位青年才俊一见如故，彻夜长谈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思想。随后，刘少奇同李立三一起在江西萍乡，领导一场影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一位莘莘学子，让全副武装的路矿当局闻风丧胆，成论文威震一方的“刘代表”。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冲锋陷阵，冒着生命危险亲往戒严司令部谈判。他从容不迫、唇枪舌剑、有礼有节，使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罢工之一，也是中国工运史上最成功的罢工范例。
　　（2）精明能干的总主任。
　　从1923年4月起，刘少奇接替李立三，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即工会）、总主任。到1924年5月，安源已有共产党员60多人。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党员人数达150多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有“小莫斯科”之称。安源工会领导的工人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并成为井冈山早期红军重要来源。
　　（3）联合工会的领头雁。
    1924年，在刘少奇的领导下，由汉冶萍公司所属汉阳、大冶、安源三个厂矿企业工会组成的汉治萍总工会，
    拥有会员3万多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联合工会，刘少奇担任委员长。
    2、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
    （1）首创总工会。
    刘少奇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5年1月，刘少奇到广州主持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主持起草大会的主要文件，并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当时，由工人出身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领导人林伟民任担委员长，不久因病不能工作，于1927年9月去世。刘少奇于1926年2月起代理委员长。
　　（2）掀起工运潮。
    1925至5月30日，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爆发，6月上旬，刘少奇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委托来到上海，负责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和上海总工会，兼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随后又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粤、港、沪工运高潮，影响和指导了全国工人运动健康发展。
　　（3）收回英租界。
    1927年1月，刘少奇兼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参与领导了武汉工人维护国权斗争，一举收回了被英国占领60多年的汉口英租界，让国人扬眉吐气。
    3、认真总结白区工作经验。
    1927年“4.12”反革命武装政变爆发，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春，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赴天津参与指导中共顺直省委工作；1929年春，刘少奇赴沈阳担任第五届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了“奉天纱厂”和“中东铁路”斗争；刘少奇在奉天纱厂不幸被捕，但由于他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不久获得“无理由羁押”释放。1930年8月，刘少奇出席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并留任莫斯科工作至1931年秋回国。
    刘少奇有没有参加红军长征？长征途中刘少奇在干什么？这是后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我今天确切的告诉大家，刘少奇走完了长征全部行程。
    1934年10月10日，刘少奇随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直至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保安县吴起镇，全部行程25000里，纵横十一个省。长征途中，刘少奇先后担任红五军团、红八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感慨地说，在遵义会议上，少奇同志给了我重要的支持。1935年12月，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去华北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统一全党认识，粉碎日本侵略者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
    1936年春，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化名胡服，赴北平、天津、河北、山西、东北等地领导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1）端正北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
    当时的北方局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  刘少奇来到天津后，做了艰苦深入的工作。这段时间，刘少奇在党内外刊物上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等不少文章，清算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统治北方局多年的“左”的一套，大力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同时，他还通过采取改组北方局领导班子、向地方党组织委派干部等措施，有效改变了长期以来北方党组织同中央比较疏远的状况，从思想上政治上将北方党组织和党员带到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旗帜下。
　　（2）抓住时机发展壮大党员队伍。
    刘少奇到北方局后，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建立了在内战时期遭到破坏的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刘少奇不失时机地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一批党的高级干部营救出狱，并将他们派往各地党组织担任领导职务。在北方局大力批判关门主义的形势下，各地党组织发展了大批新党员。特别是将活跃在北平、天津等地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会、学生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组织中来，为开展华北抗日战争积蓄了干部力量。
　　（3）认真总结白区斗争的经验教训。
    1936年前后，刘少奇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写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多篇文章，提出了一整套策略方针。特别是1936年4月，刘少奇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阐明了白区斗争中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中共关于白区工作的第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件，是指导白区斗争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共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随后，刘少奇还在1937年2、3月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4封长信，总结中共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导“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刘少奇的这一举动，是我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的先声。刘少奇在北方局的工作得到了中央充分肯定，被称为“我党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白区工作一针见血的医生”。

    二、抗日战争先锋，中华民族脊梁
    1、巩固华北根据地。
　　（1）积蓄抗日武装力量。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三个师开往华北前线。此时华北地区在刘少奇领导下，中共组织已经普遍重建和恢复，党员人数大量增加，两支队伍、两股力量汇合起来，迅速打开了华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到1938年10月，八路军由原来的4.4万人增至15.6万人，1939年夏，中共领导下组建起来的山西新军已有50个团7万余人投入抗日斗争。
    （2）组建晋察冀边区政府。
    刘少奇抓住由于日军侵占造成敌后政权空虚的薄弱环节，委派党员干部出任专员、县长，第一个由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是刘少奇1937年11月16日指示聂荣臻筹备建立的。后来，八路军又陆续开辟了晋西南、晋东南、晋冀豫等党政军齐备的抗日根据地。
    （3）建立爱国统一战线。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以后，我党确立了动员全民族全面抗战的路线，刘少奇在华北建立起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鼓励青年学生成立抗日武装组织，指示薄一波在山西创建山西牺牲同盟会和青年决死队，在华北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发展华中大本营。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党在敌后武装斗争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委派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执行发展华中的重任。刘少奇主政华中全面工作后，审时度势，力排众议，确定了开辟苏北的战略发展方向。
    （1）中原局机关竹沟历险。
    抗战初期，由于华中地区犯右倾错误，国民党节节败退，我军势单力薄。1939年1月，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来到河南竹沟作为驻地，不到一年时间，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壮大，有“小延安”之称。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首选目标是血洗中原局机关，凶残制造了血溅中原的“竹沟惨案”。由于刘少奇很有预见性，提前部署反击，极大地减少了人员伤亡。1939年12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从竹沟转战皖东。
    （2）“三大战役”威振中原。
    这里所指的“三大战役”，是在刘少奇、陈毅指挥下的半塔战役、郭村战役、黄桥战役。
    在刘少奇领导下，我军华中各部队纷纷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先后建立了豫皖苏、皖东、皖东北、苏北根据地，先后在皖东、津浦路东半塔集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取得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经刘少奇提议，中共中央调八路军黄克诚部从华北挥师南下，皖南新四军陈毅部也从苏南渡江北上。
    1940年6月，在刘少奇的统一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半塔集、郭村、黄桥等地形成南北夹击的攻势，一举歼灭了不断进攻新四军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主力12个团共1.1万余人，取得了黄桥决战胜利，使苏北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大运河以东直到黄海边的广大地区，都被共产党控制。至此，中共中央确定的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变为现实，正如陈毅所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3）直取苏北重镇盐城。
    1941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苏北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直到黄海边的广大地区，都被我军控制。在打响黄桥战役的同时，八路军第五纵队也南下东进，一路冲破敌军抵抗，直取苏北重镇盐城，南北两师在东台以北的白驹集会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南北对进共同开辟大苏北战区的任务基本完成。
    3、盐城重组新四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新四军的图谋，刘少奇于1月17、18日两次向中共中央提议，重新“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代军长”。中央同意刘少奇的提议。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向全国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兼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以崭新的面貌纵横驰骋在华中苏、皖、鲁、鄂、豫5省的抗日战场，成为继八路军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抗日劲旅。
    （1）重组后新四军建制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刘少奇开始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局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此前，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他一直隐姓埋名，先后使用 “胡服”和40余个化名。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设5个师”。刘少奇针对 “皖南事变”后出现的部队官兵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了战斗需要，新四军最后编为7个师，计9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粟裕为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委；张云逸兼任第2师师长，郑位三为政委；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兼政委；张鼎丞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委。
    （2）重组后新四军力量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总量已达到30多万人。刘少奇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有利时机，把“皖南事变”这一坏事，变成了发展、扩大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好事，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过去新四军的军长、副军长由蒋介石任命，现在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新四军军师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刘少奇果断抓住这个大好机会，把新四军真正建成中国共产党的铁军。刘少奇下大力抓好军队各级党的建设，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新四军整编后，部队数量急剧扩大，驻防范围北至陇海铁路，南至皖南和苏南，活动区域远远超出中原局的管辖。而东南局因项英遇难，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新的华中局，相应地成立中共新四军分会，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兼任新四军分会书记。
    （3）重组后新四军战绩
    新四军重组后，在反对日伪军的“扫荡”中锻炼摔打部队。5月下旬，日军发动了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的大“扫荡”。刘少奇同陈毅领导新四军的三个师及地方部队互相配合，“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至8月20日，在3个月反“扫荡”中，新四军共进行重要战斗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俘虏日伪军1089人。通过反“扫荡”的锻炼，新四军越战越勇，具有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　　　　　　　　
    刘少奇在新四军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但他在处理“皖南事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对于重振铁军雄风作出了特殊贡献，新四军也走出了两主席，一元帅，三大将。

    三、致力党的建设，创造修养理论
    1、创立共产党员修养理论
    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对党的建设有过大量论述，但主要是从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而很少从加强共产党员自身修养和党性锻炼的角度论述党的建设。刘少奇于1939年1月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全面系统地阐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党性锻炼和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这篇著作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对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1）“修养”的历史背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了极大创伤，为了壮大党员队伍，从陕甘宁边区、国统区和从大城市来延安的青年学生中发展了大批新党员，虽然党员总量增大，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良莠不齐、思想复杂，难以形成战斗力。刘少奇在北方局和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共产党员修养和党性锻炼，多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宣部长张闻天写信，说出自己的看法。1939年1月下旬，刘少奇利用自己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首次在中共豫西特委举办的党员培训班上作了专题辅导报告。
    （2）“修养”的主要内容。
    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宣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的邀请，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作了两场三个小时的演讲，从九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首次提出了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重要意义。
    （3）“修养”的深远影响。
    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演讲特别重视，认为切中时弊地解决了共产党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请刘少奇整理成文后，立即转《解放周刊》总编吴黎平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给吴黎平回信：“少奇同志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好的文章，应该快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连续在1939年8月20日、30日和9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81至84期全文连载；1942年又被列入延安《整风文件》作为干部必读教材，后在解放区多次出版发行单行本；新中国成立后，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3000多万册，被西方学者誉为“东方圣经”，是党的先进性建设教科书。
    2、潜心研究执政党建设
    （1）思想建设
    刘少奇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概括为“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路线的基础。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建党路线……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刘少奇基于对毛泽东建党思想、建党路线的准确把握，结合他本人的丰富实践经验，于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建党路线，并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路线的根据、内容和方法。正是在这条建党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且始终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
    （2）群众路线
    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完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刘少奇对群众路线的内容作了准确界定，认为“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他指出，贯彻群众路线必须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3）民主集中制
    刘少奇提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基本规律，并对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了全面论述。他指出，共产党不是党员人数的总和，而是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刘少奇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他还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对“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含义作了具体阐述。
    （4）党内斗争
    刘少奇在总结党内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共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错误的党内斗争，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刘少奇在1941年7月《论党内斗争》讲演中指出：“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而没有思想原则分歧的斗争，就是一种无原则无内容的斗争，是完全不必要的、有害的。党内斗争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与团结，提高党的纪律与威信，推动党的工作来进行”，“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只能允许合法的斗争，只能允许思想斗争，一切违犯党章党纪的斗争方式，都是不允许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论党内斗争》一文也被收入《整风文献》，对于领导干部学习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被毛泽东誉为“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
    3、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在江苏盐城泰山庙新四军军部，封封加急电报雪片似的飞来，催促刘少奇火速赶回延安。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局100多名干部奉命奔赴延安。他们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途经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六省，穿越103道封锁线，步行3000多公里，于1943年元月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兴高采烈，命令将延安杨家岭的团年饭改成欢迎宴，为少奇的归来接风洗尘。
    《铁道游击队》护送零号首长过封锁线，就是讲述刘少奇回延安的这一段传奇经历。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次会议实际上组成了以毛泽东为第一把手、刘少奇为第二把手的新的领导格局，标志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毛泽东思想的起源。
　　中国革命发展，迫切需要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刘少奇自觉担当起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重任，为此作了巨大努力。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撰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这篇文章把认识、宣传毛泽东及其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毛泽东思想的定义。
　　刘少奇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准确、科学的定义。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列主义”。这一经典性的表述几十年不变，充分显示了它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刘少奇的报告从9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当时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在毛泽东思想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它为干部群众理解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统一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几十年来，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不断深化，新的论著层出不穷，但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仍未过时。
    （3）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1945年5月14、15日两天，刘少奇向中共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写入党章的必要性和权威性。他指出，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工作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他同时说明，这一条已经成为党规党法，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循。他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四、临危受命延安，成功抢占东北。
　　1945年8月26日，中中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和周恩来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与朱德、任弼时、陈云、彭真一道，以运筹帷幄之中的雄才大略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英雄气概，成功指挥了抢占东北的战斗，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1、指挥调动10万军队抢先进入东北。
    （1）华东调兵
    9月7日，刘少奇召开紧急会议，指示华东局立即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火速派往东北。
    （2）山东调兵
    9月11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命令：山东分局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经海道进入东北。
    （3）华中调兵
     9月15日刘少奇又下达命令：从华北、华中选调100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日夜兼程赶往东北。
    在半个月之内，中共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水陆共进，挺进东北。
     2.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1）电告重庆。
     9月17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控制冀东、热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回电完全同意。
    （2）指示全党。
     9月19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给全党的指示，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同时命令：山东部队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3万兵力到冀东，3万兵力进入东北；新四军除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部队撤向苏南，苏南、皖南主力撒返江北；晋冀鲁豫军区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3）占据东北。
    随后，刘少奇从各单位抽调大批政治、军事干部派往东北。先后开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达11万人，干部2万余名，其中包括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5名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10名中央候补委员。
    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期间实施的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扎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我军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的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3、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因劳累过度住院治疗。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指挥东北战场。
    （1）调整战术，撤离锦州。
    11月，有美式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共7万余人，通过海运从秦皇岛登陆，向装备落后的中共军队大举进攻，16日占领山海关。刘少奇适时调整战术，命令我军于11月底主动撤离锦州、沈阳。
    （2）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1月20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局：“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刘少奇把这种策略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3日，刘少奇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说：“已去电要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3）立足东北，解放全国。
    12月下旬，毛泽东病情稍有好转，在仔细研究了东北局势后，写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一指示同刘少奇近月来指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部署完全一致。到12月底，东北我军扩编至22万人，部队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展开，逐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未来三大战役的打响和解放全中国首先从东北发动准备了条件。

    五、转移河北平山，领导土地改革。
    1、起草“五四”指示。
    国民党围剿延安，共产党战略转移。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破裂。1947年3月，国民党出重兵“围剿”延安，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实施战略转移，由刘少奇任书记，朱德任副书记，率领中直机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建立中国革命指挥所，完成中央委托的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军队协调三大任务。
    （1）“五四”指示的来源。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战胜利后，这一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中共必须调整自己的策略，以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1946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商量起草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随后，刘少奇又同任弼时、薄一波、邓子恢等人逐条研究修改，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史称《五四指示》。
    （2）“五四”指示的内容。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指示还具体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
    （3）“五四”指示的意义。
    《五四指示》出台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大举措，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已经从实行减租减息转变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新跨越。当时，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多人口。《五四指示》的贯彻，使大多数解放区农民获得了土地，广大农民坚定地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2、酝酿“中国土地法大纲”。
　　（1）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这一新形势的出现，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月至9月，刘少奇作为中央工委书记，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部署解放区土改工作。
　　（2）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
同《五四指示》相比，《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更加彻底的反封建土地革命纲领，它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对所有土地实施平均分配。
    （3）指导老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
     1947年10月，《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布施行。随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连国民党统治区也受到极大震撼。
    3、解放战争胜利保障。
　　（1）土改赢得民心。
    到1948年秋，在拥有1亿多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各阶层占有的土地大体平均，亿万翻身农民阶级觉悟和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保家乡成为解放区的一道风景，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有力支持了全国解放战争，陈毅元帅说：“三大战役的胜利，是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2）酝酿新解放区土改。
    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老解放区已经按照《土地法大纲》完成了土地改革，但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1950年1月4日，分管土改工作的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2月12日又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主张。　　 
    （3）指导全国土改。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提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方针和关于富农土地问题等方面的政策。全会通过刘少奇的报告，同时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彭德怀、习仲勋等参加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审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4）用法律的形式推进土改。
    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一届三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论述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目的、历史经验和方针政策。他还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的起草修改情况向会议作了说明。
　　解放前后的土地改革，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法》是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文件，它总结了建国前制定《五四指示》、《土地法大纲》及其施行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切合建国初期所实行的新政策。它明确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规定保存富农经济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到1952年冬和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土地改革的工作在全国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中国共产党经过制定和贯彻《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三个里程碑式的文件，一步一步领导中国农民改革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刘少奇在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六、致力兴党强国，践行勤政爱民
    1.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方针。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1949年3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领袖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与此同时，筹备建立全国政权、研究制订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也提上了党的工作日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1）研究过渡问题。
    刘少奇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长篇发言，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合作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未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设想。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认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他进而委托刘少奇：“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2）提出建设方针。
     9月13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发言之后，9月15日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并于9月30日上报中共中央。刘少奇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对张闻天撰写的提纲作了两次大修改，文字从8000字增加到1.7万字，其中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基本方针作了更为准确、详尽的阐述。毛泽东读后认为“此件修改得很好”，指示“将这个提纲注明为中央批准的，作为党内文件印发”。1948年底至1949年初，刘少奇又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等党内报告，并在有关会议上讲话，更加明确、完整地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所做的这些工作，为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理论准备。
　　（3）论述经济成分。
    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要点是：全国解放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①国营经济；②合作社经济；③国家资本主义经济；④私人资本主义经济；⑤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使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国家争取用10到15年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在一系列讲话、文稿中，对这些基本原则作了详尽的阐述。
　　（4）主张“公私兼顾”。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把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作为中心任务来抓。1949 年4月10日，受中央委托，刘少奇亲赴刚刚获得解放的天津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提出，“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的目标，必须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什么是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就是在生产上公营私营都照顾。劳资两利，就是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都要考虑。刘少奇特别强调：“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国民经济向前发展”。“我们不能过早消灭资本主义，如果现在消灭了，将来还得请回来”。1949年5月5日，刘少奇又从天津赶赴开滦煤矿，深入井下看望工人，果断解决工人的诉求和企业的危机。
    毛泽东在人民解放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委托刘少奇提前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事实证明是极富远见的。刘少奇的论述，对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起草八大报告。
     为了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1956年6月底，中共中央成立由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刘少奇作为具体主持人，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从内容到文字，对报告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2）分析主要矛盾。
    刘少奇在报告中，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明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报告确定“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提出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一系列改进国家工作的目标，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并规定了相应的措施。
　 （3）指明发展方向。
    刘少奇在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3、主持国民经济调整。
　　从1960年冬开始，中共中央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在整个调整时期，刘少奇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一线主持工作，对此作出杰出贡献。
　　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政策。为了了解农村实情，刘少奇带头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中央会议结束后，于4月1日至5月15日，与夫人王光美同志一道回到湖南长沙，开始了他改变亿万中国人民命运的回乡之旅。
    （1）解剖万头猪场。
     1961年4月2日，刘少奇与王光美乘坐的吉普车在回乡途中经过东湖塘公社时，一幅“万头猪场”的标语映入眼帘，他立即叫司机停车，当他饶有兴趣地走进“万头猪场”一看，空空的猪舍里，只有两头骨瘦如柴的病猪，马上意识到了浮夸风的严重性，决定亲自“解剖麻雀”。他利用土砖架起门板作床铺，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他用七天时间深入调查，透过“万头猪场”的假象，看到了全国“名副其实”的真相。
    （2）解散公共食堂。
     为了解实情，1961年4月12日，经中共湖南省委推荐，刘少奇来到了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他在这里进行了为期18天的蹲点调查，在天华大队智办“耕牛案”的同时，果断宣布解散公共食堂，使天华大队成为全国解散食堂第一村。
    （3）主动承担责任。
    1961年 5月3日，刘少奇正式回到了阔别近40年的家，在旧居的横堂屋里，他找来乡亲们座谈，面对父老乡亲，年过花甲的国家主席站起身来，取下蓝布帽，恭恭敬敬的三鞠躬，重复了在天华大队那段感人肺腑的话：“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今天回来看到乡亲们受苦了，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我作为国家主席有责任，对不起大家。为了扭转困难局面共度难关，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乡亲们被国家主席的真情所感动，纷纷说出了心里话。刘少奇在家住了6天，临走时交待当地政府停止旧居对外开放，将房子全部分给六户无房农民居住。 
    通过在家乡44天的实地考察，他发现了农村中存在的大量问题，看清了造成农村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不是自然灾害。
    1961年7至8月，刘少奇又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到大小兴安岭、长白山林区和内蒙古地区考察，完成了他永载史册的“南北大调查”。
    在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公开谈到，造成农业减产、经济萧条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必须调整农村政策，要缩短工业战线、减少城市人口、加强农业和轻工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有所进展，但成效不大。根本原因是领导干部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已成为贯彻调整方针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七千人大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并按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口头讲话。这个报告和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析经济形势和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则措施。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刘少奇特别讲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到处套，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三个指头，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刘少奇指出，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中的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观点鲜明，论证充分，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为动员全党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起了重要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南方视察，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了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刘少奇于2月下旬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当前国民经济正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会议同意陈云在会上所作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并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陈云出任组长，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讨论通过《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会上确定了几项重大举措：
    （1）坚决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在1961年已经下放1000万城市人口的基础上，1962年再下放1200万人。
    （2）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为67亿元，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
    （3）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一大批高能耗、低效益企业。1962年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20％。
    （4）调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增加粮食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铺开，并且初见成效。当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复苏，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6.2％，刹住了3年连续下跌的势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消灭了连续4年的赤字。
　　1963年7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国民经济全面好转，但在农村等方面仍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还要花很大的力量解决吃穿用问题，必须用一段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确认了这一方针，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调整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迟3年。
　　从196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成效显著，1965年初，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
    从以上六个方面概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刘少奇同志说：“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有了这个崇高追求和强大精神支柱，就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多次临危受命，在最艰险的地方挑最重的担子，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少奇同志还说：“人民信任你，你就绝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利，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刘少奇尽管在遭受文革磨难时仍然告诫对子女们：“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一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二）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刘少奇同志说：“应该好好工作，好好地钻研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采取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他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通过几十年的不断思考和总结，他锻炼出非凡的理论思维能力，观察问题深刻透彻，分析事物鞭辟入里，揭露矛盾尖锐泼辣。他善于总结经验，善于进行理论思考，把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并用来指导实践。
    （三）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品格。
    刘少奇同志为人忠诚坦荡、光明磊落，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同时他也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鼓励别人讲真话，坚决反对弄虚作假。他说，共产党员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这是他一生为真理而奋斗的真实写照。刘少奇同志在病中向家人交代：“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撒向大海，象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到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四）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共产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忠诚于党，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一日。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把党和人民放在第一位，无条件服从党和人民安排。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和人民公仆本色。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他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经常强调“不能乱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他教育子女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外出工作时，他总是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任何礼物。这些平凡的生活细节充分反映出刘少奇同志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五）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是刘少奇同志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让人民尽快过上“富裕和有文化的生活”是刘少奇同志念念不忘的挂虑。他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还说：“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们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他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人民公仆的丰碑！
    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我们要永远铭记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的伟大贡献。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刘少奇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事业焕发出更加蓬勃的活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我们肩负的使命神圣而重大，我们承担的任务光荣而艰巨。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永远铭记少奇功德，学习少奇品格，弘扬少奇风范，宣传少奇精神，真正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称职的人民公仆，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尽职尽责。
    刘少奇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没有走远，刘少奇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我用刘少奇的一段话，作为今天讲课的结束语，与大家共勉。
    “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党员，为了党，为了社会净化与人类解放，为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长远利益而奋斗到底，直至终身，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最引起人民敬仰、最为万世子孙所怀念所歌颂，这在我们的党内已有无数的先烈，他们就是最值得、最为大众敬仰的人”。——摘自刘少奇1940年7月1日《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讲话。
    刘少奇用自己的一生的言行，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敬仰，人民永远怀念他!

    伟人风范 公仆情怀——学习和弘扬刘少奇同志勤政爱民的公仆精神

    刘少奇同志用自己一生的艰辛探索和无私奉献，为党和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那实事求是的思想，敢于负重的勇气，脚踏实地的作风，勤政廉洁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
    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是少奇同志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1949年3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城市工作的设想，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少奇同志讲的很好，全部意见我都同意。”并委托刘少奇“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一个月后，刘少奇到达刚刚获得解放的天津，开始了指导城市工作的实践，他听汇报、搞调查、召开工商企业界座谈会，在著名的天津讲话中提出：“为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全面关系都必须很好地照顾到，否则就会犯严重错误。”“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剥削与被剥削，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条件下有其进步性。”“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的。”刘少奇在天津反复讲“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政策，明确了党的城市工作基本方针，解除了资本家和工人两方面的思想顾虑，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一旦被群众所掌握，便会产生无穷的力量。从此天津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天津的经济建设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为指导全国解放初期城市经济工作积累了经验。
    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之初，少奇同志实事求是地主持制定了“五四指示”（1946年5月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指导土改的纲领性文件，领导开展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使穷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土地改革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建国前后，少奇同志考虑得最多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49年初，他根据中国的现状，实事求是地撰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构想，“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一）国营经济;（二）合作社经济;（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一般说来，前述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不难看出，少奇同志50多年前提出的经济理论，除表述方式不尽相同外，与现时的经济成分如出一辙，我们不得不为少奇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水平和战略眼光所折服!
    少奇同志曾说过：“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和立党为公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力量源泉，也是少奇同志的一生追求。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主要工作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发展工人运动。他同工人打成一片，把党的政治任务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他组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在“二七”罢工失败后的低潮中，安源地区仍然是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其党员人数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小小的安源成了我党早期革命的摇篮，少奇同志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少奇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经过切实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凡属符合实际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他就坚持;凡属经过实践检验不符合实际的，他就勇于在工作中加以改正。在白区工作时期，少奇同志曾长期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他从不退缩，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发表自己对白区工作的意见，坚决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在遵义会议上，他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少奇同志一生的工作方法和执政理念，始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二、敢于负重的勇气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少奇同志敢于负重，为革命的需要，承受着党内的种种误解甚至批判，相当长的时期头上戴着“右倾”的帽子，肩上扛着“起死回生”的担子，胸有成竹地提出并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不放弃斗争而又不盲目斗争，使白区党组织得以保存力量、稳步开展工作。他尊重实际，勇于独立思考，同“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及时总结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对遵义会议后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起了重大指导作用。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少奇同志是“党在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
    在解放战争年代，少奇同志敢于负重，多次临危受命。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根据地——华北、华中、东北都是刘少奇在一线亲自指挥、开创局面、奠定基础、发展壮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少奇同志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斗争，外抗日寇、内敌顽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皖南事变后，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委，与陈毅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迅速改变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发展壮大了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少奇同志临危受命，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果断地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适时地指导在东北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顺利“抢占东北”。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少奇同志临难受命担任国家主席职务，全面实施国民经济大调整。他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科学论述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果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构想，为我国经济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少奇同志临危受命、敢于负重的勇气，来自于对祖国无限热爱，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工作，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在处境异常艰难的时候，仍坚持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毫不动摇。
    少奇同志在《同朱理治的谈话》中讲道：“从一九二九年起，直到延安整风，我才讲清楚。十几年受压，并未泄气，而是写出了东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白区经验总结》，都是在受打击时写的。越打击越钻马克思主义，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好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同时要守纪律，不讲闲话，越受打击越守纪律，背后不讲，当面讲。”
    少奇同志始终把人民的信任视为最高荣誉，他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文革大难当头，少奇同志对家人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民本思想是少奇同志执政为民、敢于负重的精神支柱。

    三、脚踏实地的作风
    建国后，少奇同志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和两任国家主席、毛选编委主任等重要职务，他虽身居高位，但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
    处处倾听人民的呼声。刘少奇曾说过：“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在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期间，他身居高位，心忧天下，时刻将人民群众记挂在心，时刻注意履行“人民的勤务员”职责;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利用开会、调查、视察、参加劳动和休假的机会，深入人民群众中间，了解人民的困难和疾苦。1961年4月1日至5月14日，在人民生活最困难的时刻，少奇同志回到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他不顾年事已高，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养猪场的饲料房里一住就是六天六夜;他在渴别了四十年的旧居，一住就是七天七夜;他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部一住就是十八天……他不顾风吹雨打，行走在田间地头，与老百姓席地而谈，调查了解真实情况;面对农村饥饿灾荒，他脱下蓝布帽对乡亲们鞠躬，代表中央承担责任，请求大家都讲实话;他走村串户，在老百姓家里揭开锅盖、检查油盐坛子，躬身农村屋檐下拨开风干的人粪，去卫生院看望住院的浮肿病人，并坚决作出处理公共食堂的指示：“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一语惊人为非正常死亡的农民大声疾呼：“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一句大实话，使广大党员干部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之后，少奇同志开始主持国民经济大调整，使国民经济迅速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使我国平稳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精心谋划人民的福祉。少奇同志通过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形成了符合国情的治国理念，“我们要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为了让人民感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小日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解放初期，他主张在天津恢复证券交易所;五十年代中期，他提议与苏联合作联合在新疆开采石油;五十年代末期他提出试办托拉斯、辛迪加的主张等，这一系列的社会实践都成了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曲。六十年代初期，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政府工作部门不能插手经济只能服务经济。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变革单一的计划体制，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流通体制，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改革分配体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他提出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决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奇同志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先驱。
    1965年底，少奇同志患病住院，深有感慨地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时间工作，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和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时刻挂记人民的安危。天津讲话之后，少奇同志奉命来到开滦煤矿平息罢工风波。开滦煤矿是一家百年老矿，是洋务运动时期开办的中英合资企业，当时因劳资纠纷导致煤矿停产，几万产业工人失业，煤炭运不出去，生活物资运不进来，情况十分危急。他到达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下矿井看望工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安全为由劝阻下井，少奇同志严肃指出：“工人每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工作，我去看看也不行?”他在井下与工人亲切交谈，并一再嘱咐矿主，在抓好生产是同时，一定要兼顾工人的利益。工人生活有保障，就不会闹事，就不会罢工。在与当地政府和矿山军管会座谈时，反复强调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资方的利益，资方有利可图，才会积极生产，工人才不会失业。少奇同志通过调研，以银行增加贷款、政府增加采购的形式，支持企业恢复生产和发放工资，及时化解了罢工风波和经营危机。
    在刘少奇纪念馆的展厅里，还陈列着一幅名为《“救人要紧”》的油画，讲述了另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1960年4月的一天，少奇同志乘船前往葛洲坝视察，当晚乘船赶往武汉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船员们马上意识到龙卷风即将来临，决定紧急靠岸避险。危急关头航道上隐约看见几只小木船在巨浪中飘荡，随时都有翻覆的危险。正在船员们为是否营救犹豫不决的时候，少奇同志走出船舱，立即命令船长救援。船长犯难了：“您是国家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呀!现在去救援，恐怕自身难保……”少奇同志坚决命令道：“救人要紧!不能因为我个人安全就不顾群众。正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保护群众的安全!”在他的指挥下，船员们全力以赴，终于用绳索把几个小木船拴在了轮船上，避免了一场船覆人亡的灾难。群众安全了，少奇同志才放心地回到了船舱。

    四、勤政廉洁的品德
    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的修养》一书中曾这样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他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共产党员的标准，而且付诸实践、率先垂范。
    新中国成立后，少奇同志虽然身居高位，却从来都是以“人民的勤务员”自居。他提倡：除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这些习惯称呼外，“党内一律称同志”。因此，“少奇同志”这个亲切的称呼被人们沿用至今。在个人生活方面，少奇同志历来提倡勤俭节约。在白区工作时期，少奇同志经常选择住进私人医院，这并不是因为他经常生病，而是住私人医院比住旅馆更便宜，这样可以节约使用党的经费;从华北到华中，少奇同志一双布鞋竟然穿了五年，鞋面破烂不堪，鞋子前面还开了一个大口子，被同志们称为“狮子大开口”，但他仍坚持穿着，把新鞋子留给前线的战士们穿。少奇同志的穿着总是十分朴素、甚至破旧，仅有的几套好点的衣服也只在重大会议或外交场合中穿着;一日三餐也吃得非常的简单，甚至经常剩饭剩菜“烩”在一起就算是一餐，以至于夫人王光美有了“烩菜厨师”的别称。到地方或基层考察时，少奇同志更是注意不搞特殊化，他制定了一个“四不准”——不准铺张浪费，不准请客吃饭，不准收礼物，参观时不准搞前呼后拥的陪同，自己带头严格执行。他还十分注意听取群众意见，指出要“慎独”，要虚心向群众学习，要勇于承担责任，杜绝“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一切不良作风。在面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选择时，少奇同志从来都是选择前者，关于他的勤政廉政佳话有口皆碑。
    1962年4月1日至5月14日，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回家乡调查，看望阔别40年的姐姐刘绍德，带的礼品是5斤大米，2斤红糖，9个盐蛋，2斤饼干。
    “朝里有人好做官”、“朝里有官好办事”的旧思想无孔不入。刘少奇有些亲戚、老乡也认为，刘少奇在京城做了大官，找他办事容易。特别是1959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为了不徇私情，秉公办事，有一天晚上刘少奇召集全家人和找上门来的亲戚开了个家庭会。会上，刘少奇坦诚相待地说：“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随随便便，不好好工作。我的权力不能乱用，决不能用它为个人谋私利”。在坐的亲戚听了，虽然觉得不讲情面，但因句句在理，无言以答。
    有一年夏天，刘少奇有个儿子初中毕业考高中，报了几个学校都没录取，孩子闷闷不乐。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国家主席的孩子还能上不了高中吗?只要少奇同志说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刘少奇为此又专门召开了一个家庭会，会上严肃地对大家说：“孩子能不能上高中，应该由学校根据他的成绩决定”。“自己是国家主席，是为国家、人民办事的，没有权力为自己的孩子办私事，更不应该为了孩子的升学问题徇私舞弊”。后来，这个孩子被半工半读的农业中专——北京农机学校录取。
    少奇同志一生勤政廉洁、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始终践行“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准则，他是当之无愧的共产党员的楷模和人民公仆的典范。他那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一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缩影。
    在改革开发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缅怀少奇同志的丰功伟绩，学习少奇同志勤政为民的公仆精神，弘扬少奇同志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新阶段，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强化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尽职尽责，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