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作并践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四篇理论著作，被称为党建“四论”，是中国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座不朽的党建理论丰碑，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特别是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改为《论党》），成为党建理论的巅峰之作，永远闪耀着思想火花与真理光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党建四论”在抗日战争年代应运而生，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组织基础和实践基础，重温“党建四论”，有利于新形势下增强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从1928年6月18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到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举行，中间隔断了整整17年，在这17年中，因为中国共产党起步艰难，缺乏科学的理论体系、统一的指导思想、成熟的斗争经验，长期在困惑、徘徊、曲折中摸索前进，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17年，是大浪淘沙、拨敌反正的17年。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的思想理论熠熠生辉，他的“党建四论”伴随着共产党人勇往直前的脚步走向“七大”、走向光明，既是中共“七大”召开的思想基础，又是党的建设的理论成果，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决了思想建设问题，是“加强自身修养、发挥带头作用”的教科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以卓越胆识和非凡担当的精神，站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为了发展壮大党员队伍，1938年3月又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至1940年，中共党员人数突破50万，两年增加10多倍。1938年9月2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能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会上，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在延安去河南确山竹沟赴任途中，完成了《论共产党的修养》的写作。

    1、弘扬中华文化。
    2、倡导修身养性。
    3、践行党员标准。

    二、《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解决了组织建设问题，是“凝聚集体力量、保持先进本色”的发动机。

    刘少奇从1938年底开始主政中原到1942年3月离开盐城回延安，功盖中原、名震华夏，正如陈毅元帅评价：“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三年，但这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一时期，也是刘少奇党建理论的辉煌时期；1941年11月4日至6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演讲，产生了强烈反响，对于抗战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加强纪律约束。
    2、坚持民主集中。
    3、反对官僚主义。

    三、《论党内斗争》解决了作风建设问题，是“维护党的团结、坚定理想信念”的警示钟。

    1941年7月2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了题为《论党内斗争》演讲；1942年6月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刊物《斗争生活》第十五期发表，要求各级党委作为整顿作风重要文件、列入各级党校训练班党建课程基本内容；1942年10月9日刊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6月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起编入解放出版社《整风文件》，向全党敲响了左倾错误的警钟，成为党员干部整治“三风”必读书目，引导党员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坚定理想信念。

    1、总结历史教训。
    2、纠正不良倾向。
    3、主张以理服人。

    四、《论党》解决了指导思想问题，是“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航标灯。

    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在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与任弼时一道协助毛泽东主席处理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1945年4月23日在中共“七大”发表演讲，5月14日至15日在“七大”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首次全面、系统、科学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刘少奇倾注半个世纪的心血、汗水和智慧，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三论”精华于一体，成就了《论党》这部光辉著作，具有里程碑意义超时空作用。

    1、阐述党的性质。
    2、确立指导思想。
    3、指明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