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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件事成为段树成反对“三面红旗”的把柄，受到撤职与监督劳动改造的惩罚。说到这里，段树成伤心和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刘少奇轻轻地拍着段树成的肩膀，安慰他：“那都是做的好事嘛，你不要急，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会给你作出公正结论的。停顿片刻又说：“划了‘右倾’，也不要紧，实践证明你不是‘右倾’，何况‘右倾’也可以摘掉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我也戴过，我比你戴的时间还要长，后来证明不是，就取掉了嘛!一个党员，只要忠心为党工作，总会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理解。”
谈话结束时，刘少奇勉励段树成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出来工作。
不久，段树成经群众讨论和公社党委研究，摘掉了 “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恢复了党总支副书记的职务。
2、找支书谈心
刘少奇到天华大队调查的第二天，就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座谈，诚恳地说：“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要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可以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过去宣传上也有一些毛病，对食堂强调得有一点过分了、过厉害了，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了，不是人民公社了，就是资本主义了，实际不是那样。对大家有利，对生产有利可以办，根据情况可以不办，可以大办，可以小办，可以常年办，可以临时办，而这几种都是社会主义。”
当刘少奇讲完这番话后，天华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第一个抢先发言。她说：“刘主席讲得很清楚，我还是赞成办食堂，食堂的好处很多，从前妇女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是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以后，大家都出农业工，部分人进了工厂，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所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
彭梅秀的意思很清楚，天华是省里、县里的先进单位，是有条件办食堂的。见她这样一说，刘少奇顺势追问：“到底是把自愿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
彭梅秀说：“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我们那个食堂8户人家都愿意办。这两天开会讨论‘六十条’，没有找妇女队长参加，她们很有意见。”
对于彭梅秀的话，刘少奇有些将信将疑，便说：“恐怕妇女愿意办食堂的多一些，应该召集她们开会，听听她们的意见。”
彭梅秀是天华大队的党总支书记，又是各级树立起来的典型，她这一表态，其他干部也就纷纷表示食堂要坚持办下去，主张办小食堂，并列举了办食堂的种种优越性。
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调查时，刘少奇对公共食堂的利弊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隐隐约约感觉到这里的干部还是没有讲实话，要是食堂真有那么多的优越性，为什么总办不好呢?对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王光美回忆说：“在天华大队住下来后，少奇
同志先听彭梅秀同志的汇报。她讲得头头是道：田地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社员生活怎么怎么好，总之样样都说到了。但对于民情、灾情、退赔等等，她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子不多，已经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她还坚决主张继续办公共食堂。中间少奇问她一句：‘队里有没有得浮肿病的?’彭梅秀回答说：‘没有，天华没有人得这个病。’少奇本来是随便问问。我们在宁乡、韶山一带看到不少社员因为吃不饱、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就在天华大队我们住的王家塘，也有一户人家得了这个病，我们一起来的同志已经到他家看望过了。现在彭梅秀竟然否认这一点，这引起了少奇同志的疑心。”
彭梅秀听说刘少奇找段树成谈话后，很不高兴。站在村部前面的大路上骂街，称刘少奇为“刘胡子”，说“刘胡子”一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贫子的，他竞敢启用右倾分子。”刘少奇并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上，彭梅秀是基层干部，又是个女同志，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这件事使刘少奇深感了解真实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多次讲：“她骂我‘刘胡子’，其实我没有胡子，她是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还有公安厅长带人保护着，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刁难。这说明听到真话、调查真实情况是多么不容易!”
在作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策后，刘少奇便派省委的一位处长找彭梅秀商量工作，但彭梅秀牢骚满腹、避而不见。在刘少奇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后的第二天早晨，彭梅秀竞气冲冲地来到刘少奇住处，当着许多出早工的群众，对着正在室内处理文件的刘少奇隔墙发泄，大吵大闹，粗话连篇，经王光美和许多群众劝阻后才离开。
面对彭梅秀这样失去理智的举动，群众议论纷纷，有人劝说她，有人责骂她，更多的人担心她：辱骂国家主席后果多么严重呵!彭梅秀会不会被开除党籍，会不会受到处分，甚至会不会蹲大牢。
彭梅秀撒泼的这天，刘少奇虽然没有同她直接见面，但在室内己耳闻目睹，只是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她不愿意合作，我们耐心等待吧!”
刘少奇以大海般的胸怀容纳不同意见，目的是使彭梅秀尽快实现转变。如果彭梅秀思想转变过来，则可以使一大批基层干部得到警醒、受到教育，使农民从公共食堂的苦难中解脱出来。
彭梅秀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被扭曲了的基层干部：她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像牛一样干事；同时她也爱表扬、爱鼓励、爱面子、爱虚荣。她个性倔强，做事敢作敢为，从不怕别人事后评头品足，也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在她认为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事，即使是上级领导提出不同的意见她也敢顶，但她又不能容忍下级顶她。正是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态，让她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当她听到刘少奇准备来天华蹲点时，既兴奋又不安，因为国家主席的到来，将使天华这面“红旗”增添光彩。过去，上级领导，包括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人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来到天华，都是按照她的意图参观，听她的汇报，总是对她赞赏加鼓励。久而久之，她便飘飘然、昏昏然、忘乎所以了。这次刘少奇来了，不信任她的汇报，不相信大队干部们统一口径的发言，还背着她单独找干部、群众谈话，这一切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心中有数，多年以来用“红旗”掩盖的矛盾和问题将会逐一暴露，使她大失体面，积蓄在心中的隐痛一触即发，令她又气又恼，“直筒子”性格终于失去理智，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奔跑。她公开辱骂刘少奇，可胸怀海量的刘少奇反而客观公正地认为彭梅秀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干部，发生在她身上的问题上面要负主要责任。为了使彭梅秀能够真正认识天华大队存在的问题，并能实事求是地及时纠正错误，他请省委的革命老大姐易湘苏亲自与她谈心解结。
4月27日这天，彭梅秀的母亲病故，刘少奇嘱咐省委一位领导代他前往悼念，这一切使彭梅秀深受感动。彭梅秀悔恨万分，她无论如何要当面向国家主席认错道歉。
认错的机会终于来了。4月30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刘少奇来天华大队调查的第十八天。这天，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来到天华，专程请刘少奇参加省会“五一”劳动节群众游园活动。 临行前，刘少奇和张平化以及长沙县委的同志商定，让彭梅秀换一个环境工作，调她到福临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天华大队党总支书记由段树成接任。刘少奇当即把彭梅秀、段树成等大队干部和工作组同志召集起来谈心。谈心会上，刘少奇不是以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气，而是以同志式的和言细语与他们谈话。
“在你们这里住了十多天，麻烦了你们。我准备今天回长沙，专门请你们来谈一谈。在这里，我本来是想来了解一些如何制定农村政策的情况，同时针对公共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农民住房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看怎么解决好。中间经过一番波折，不那么顺畅。现在，我看最后还是好。原来我到这里来，也是听同志们讲天华大队好，是一类大队，我到这里来以后，也说过是一类大队。我看，天华大队的确有些工作是做得不错的，是有成绩的。彭梅秀同志，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不是那么很好，就没有缺点了，就没有错误了，什么都是好的，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是不是这样?恐怕也不能这样说嘛!也还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过这方面我还了解得不太清楚。”
“听说彭梅秀同志这几天很着急，着什么急?对就对，不对就不对。成绩就是成绩，不是成绩就不是成绩。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当然，讲好，总舒服一点。但缺点也要让人家讲。如果你是好的，人家说不坏。所以，不要去务那个虚名。过去说得过火，主要不由彭梅秀同志负责。”
刘少奇说到这里，张平化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主要由省委负责。”
刘少奇也认为省委过去长期在这里办点，应该首先对天华大队的困难和问题负责，他毫不客气地说：“恐怕主要责任应由上面负，由省委、县委负。当然彭梅秀同志作为一个党员来讲，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但天华大队的同志们不负主要责任。如果自己要作自我批评的话，自己也可以作一点自我批评，也不是一点责任也没有。即使有缺点有错误，不要紧，有缺点可以改正，有错误可以改正。共产党员总要做事情，做工作，工作做得多，不会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所以，工作中间发生一些缺点，发生一些错误，不要紧。问题是在于改正，如果坚持不改，就变成大错误了，那就不好。有缺点，有错误，要改正，改正过来，就好了。我想，以后很多事情要由社员作主，由社员当家作主。”
“我想是这样，虽然有许多错误、缺点，只要你们努力工作，还是可以改过来。我走了，还会有同志帮助你们，但主要是靠你们，靠天华大队的党员、干部和所有的社员同志。靠你们自己，工作队只是帮助你们。什么事情，都要你们自己主动负责，不要什么事情都是工作队怎么办就怎么办。自己拿出主意，拿出决心，工作队只是帮助你们。要向社员讲这些话，共同把这个工作搞好，把天华大队搞好，有利于所有的社员。”
“在这里住了十几天，要回长沙了，今天同你们讲这么几句，行不行?”刘少奇这翻和风细语、言辞恳切的谈话沁人心脾。
彭梅秀听罢刘少奇的肺腑之言悔恨交加、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天华大队的问题是严重的，我们水平有限，看不到。不是中央这次来，问题发展下去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整个天华大队存在问题不少，这些问题，前一段我认识不够，思想上有毛病，这几天易湘苏大姐、几个(省委)书记对我的教育帮助很大。刘主席很英明，来帮助我们发现了问题。下一次，我向全体党员、干部作检讨，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检查。刘主席、各位书记、易大姐对我的教育帮助很大，我感谢!”
刘少奇对彭梅秀的转变很满意，接着说：
“你这个态度很好。作个共产党员，到底是作一年还是作两年?作两年就不作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嘛!而是一辈子作下去嘛!作到死嘛!如果是自己的缺点、错误，存侥幸心理，人家不知道，瞒着，也不行，瞒一年，瞒两年，可能瞒着，瞒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不行。二十年、三十年后还得讲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员要下定一条决心，明明知道是坏事，不要去作。至于当好事去作，事作坏了，这个事情不仅是你们负责，中央也要负责，虽然如此，这样的事情还是要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不行。这样的事情，承认错误，人民是会原谅的。问题是明明知道是坏事，还要去作，那就不可原谅了。刚才彭梅秀同志这个态度是好的。”
谈心会结束，刘少奇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共产党员再一次握着彭梅秀这位年轻共产党员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我作为国家主席，是你的领导，作为共产党员，我们是同志，天华大队工作，有一些好的经验，但问题也不少，要总结，你们要作真正的红旗，向前发展。”
刘少奇的话像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天华人的心田。1961年4月30日下午，彭梅秀和天华大队的党员干部，饱含热泪目送刘少奇乘座的吉普车在茫茫夜色中驶出天华。
3、为法治奠基
当刘少奇在家乡调查时，了解到社会治安混乱，冤假错案不断，农民上诉艰难的现状，于1961年4月18日开始，同湖南省政法机关和公安厅负责人多次交流意见，提出了在区乡一级设立派出所和人民法庭的想法。
刘少奇认为，依法办事难，其主要原因，一是法制还不健全，有些事还无法可依，这是要由中央研究的。二是我们的执法机关都设在城里，群众要告状，就要跑到城里去，不但路远，而且交通不便，还要花去不少路费，去一次很难。就是去了城里，东南西北那么大，也很难找到。因此，我建议你们，省、市、县考虑研究一下，以区乡设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这样路近易找，群众告状就方便多了。司法机关办案查明情况、处理案件也及时了。
调查组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及时同有关部门研究落实。1961年5月8日，省委批转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设置区法庭的报告，要求一区一庭，方便群众，有利生产。
长沙县于4月底5月初建立了13个区法庭。6月9日，长沙县人民法院写了关于建立区人民法庭的工作报告，并报送刘少奇审阅。刘少奇对报告几乎逐段作了批示，并转彭真、谢觉哉阅。不久全国各地推介长沙县的经验，普遍建立起区人民法庭，这对于调解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农村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增强干群法纪观念，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都起了重要极作用。
4、给农民指路
公共食堂解散之后，刘少奇及时在天华大队提出了农民兴家立业“十个一”的指导思想，即：“一栋好房屋，开门亮窗粉壁墙；一套好用具，农具、炊具、副业工具样样俱全；一栏好猪，自养、自繁、自食，又有卖；一群好家畜，有鸡、有鸭、有狗、有猫；一园好蔬菜，大蒜、韭菜、香葱，品种多样化；一塘好鱼，鲢鱼、鲤鱼、鲭鱼、鳙鱼、草鱼水中游；一块好柴山，树大柴多，用柴自给；一天三餐好饭菜，饭甜菜香、讲究营养；一人有几套好衣服，床单、被帐换洗不愁；房前屋后一片好风景林，棕、竹、桃、李样样有，春温冬暧夏天凉。”刘少奇“十个一”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描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蓝图。
刘少奇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调查研究成果，专门作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克服的办法》讲话，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的办法；毛泽东在会上专门向与会者介绍了少奇同志的湖南调查，并表示要向少奇同志学习。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态，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从来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刘少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刘少奇一生心系百姓，广开言路、从善如流；他躬身实践，深入基层，注重调查；他求真务实，敢于担当，雷厉风行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他把“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作为自已终身的行为准则，不愧为共产党员典范，人民公仆楷模。
在当前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中，学习和弘扬少奇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作风，对于践行党的“为民务实清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有益处。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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