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贯彻“四面八方”政策,实现发展生产目标。
刘少奇指出,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的目标,必须“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在天津,17页]
公私兼顾,就是在生产上公营、私营都照顾。从原料供给到成品推销都必须公私兼顾。他针对天津在恢复生产中,只顾公营不顾私营的现象说:“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在原料、市场、价格方面都要跟资本家研究,商量出公私兼顾的方法”。“如果我们不同资本家协商,而互相竞争,结果必定公私都吃亏,都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刘少奇在天津》21页]当然,与资本家协商要坚持原则。“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私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在天津》22页]公私兼顾“应是双方的”。不但国家要照顾私人经济,资本家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当然对那些不愿与国家协商的,不顾人民利益只顾自己利益的资本家,我们就要给以适当的打击。
劳资两利,就是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都要考虑。针对解放后天津工人要求长工资、提高待遇,使私营企业负担不起等现象,刘少奇指出,这是只顾劳方不顾资方的错误做法,必须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才能恢复生产,生产发展了工人的利润会高起来的。刘少奇反复强调,实行劳资两利的根本是发展生产,让资本家的生产能力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也能适当地提高,而只顾工人利益,使生产不能继续和发展,是对工人根本不利的。如果劳方一利,“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刘少奇在天津》22页]当然,“要实行劳资两利,那就要有斗争,不然资本家就要一利”。[《刘少奇在天津》47页]刘少奇指示天津军管会,制定并宣布劳资关系处理办法。
城乡互助,就是迅速通畅城乡关系,改变过去城乡隔绝的状态,使工业品下乡农产品入市,沟通城乡贸易,做到物畅其流。刘少奇强调,搞好城乡畅通,对城市、对人民生活、对农村发展副业都有利。他希望城乡干部都好好讨论,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提出了组织交易市场、农民物资交易所和百货商场、推销所等解决城乡产品交流的具体办法。
内外交流,就是切实组织好对外贸易,并把它与对内贸易密切结合起来。刘少奇指出,“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刘少奇在天津》19页]要争取进出口,为了发展生产,必须进口的应尽可能进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刘少奇认为,天津是华北的重要出口基地,一定要搞好对外贸易,这不仅关系天津经济,也关系到华北经济。他还要求改善对外贸易的管理、体制、税收、海关等工作。
三、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深远影响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主要目的是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使刚解放的大城市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
1.安抚了民心,发展了生产,保障了就业。
刘少奇的讲话,使天津市的资本家了解了党的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打消了他们害怕“共产”心理,稳定了人心,减少了阻力,使他们愿意与共产党一道发展生产、共度难关。刘少奇在与工商业者的座谈会上对天津东亚毛纺厂经理宋裴卿说:“你现在只办一个厂子,将来可以办两个、三个……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厂子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刘少奇接着说:“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刘少奇在天津》,第57-58页]刘少奇这种通俗易懂的政策宣传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在场的资本家“吃了定心丸”,一下子与共产党拉近了距离,从对立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许多资本家感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下定决心“和共产党一起干”,“再不怕共产党了”认为“共产党还是有人情味的”,“既不能不顾工人死活,也不能不给资本家出路。”所以不少人决心“留在大陆办厂,为建设新中国出力”。
2.恢复了经济,稳定了天津,影响了全国
刘少奇视察天津后,天津市委经过两次讨论,一致同意刘少奇讲话中的意见,并于1949年6月作出《讨论少奇同志指示的决定》。根据《决定》,天津市委重新部署了工作,改变了过去那种对私营经济的回避态度,采取积极的扶助政策,鼓励发展生产和扩大就业,并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据统计,贯彻《天津讲话》后,到6月底,天津市工商企业的开工户数已达到1143户,一些已经停业的企业,又重新开工。外贸经营户数从3月份的83户增加到7月份的340户。主要的生产行业在6、7月以后即恢复到接收前的生产水平。9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4月份的293户增加到3800户,有些厂家还准备扩大营业。天津市东亚公司经理宋裴卿就准备增设新厂,他写信向刘少奇谈了他的打算。刘少奇十分支持,复信说:“宋裴卿先生大鉴:接4月30日来函,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刘少奇传》636页]《天津日报》将此信公布后,全市工商界人士欢欣鼓舞。在刘少奇的指导和各级党组织共同努力下,天津市的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以工业、商业迅速复苏为标志,天津的经济建设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3.启用了民主人士,扩大了统一战线,调动了积极因素。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到:“将来我们要建立人民代表会制度,……在这过渡时期里,我想,不妨在华北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下面分几个部门,……产业界人士、工程师和专家都可以参加”。[《刘少奇在天津》55]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党外人士担任了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例如,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天津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轻工业部部长;周叔弢(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朱继圣(天津仁立毛呢厂总经理),曾任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范例,也是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延伸。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26人代表中,有民主人士558人,占代表总额45、5%。在新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和国务院各部领导中,党外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四、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重温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革命党过渡到执政党以后,应该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中心,而不能再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中,这是被实践检验的真理。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心、关键是发展工业”他在天津的活动,也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刘少奇说,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基本解决后,“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在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历史的经验。
2.搞经济建设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靠行政命令,这与邓小平强调的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是一致的。刘少奇在讲话中回答外贸、贷款、公司法等等具体问题时,反复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在用人问题上,不搞宗派主义,量才录用。他认为在生产建设中,要用懂经济会管理的专门人才,搞“专家治厂”,而不是考虑出身、成分、党与非党或论资排辈。
3.正确地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现在,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模式生机勃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
4.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不断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发展与变革的非均衡性,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困难性,新生事物的不确定性,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难免失衡,必须通过政策调整和资源配置来协调各种关系,以便在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兼顾了“四面八方”关系的均衡,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对于今天实施“五个统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光添彩。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纪念馆馆长、教授级高级政工师、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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