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上海留俄进修

    正当刘少奇在家苦苦等待而茫然无助之时，他从《大公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组织在湘知识青年赴俄勤工俭学，而且赴俄的费用比较少，刘少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

    刘少奇早就对十月革命的故乡充满了向往。他决定由留法勤工俭学改为到俄国去直接吸取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他来到长沙船山学社湖南自修大学，找到进步人士贺民范校长，贺民范当即介绍刘少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帮助他联系赴俄留学事宜。贺民范校长对勤奋好学、志存高远的刘少奇非常赞赏，亲笔写信推荐他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

    上海外国语学社设立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的一栋两层楼房里。刘少奇到达上海时，外国语学社已经开学。同他一起到上海学习的，还有湖南老乡任弼时、萧劲光以及进步青年罗亦农、柯庆施等。这里设施简陋，没有地方住，就把铺盖摊在地板上挤在一起睡。但这些有志青年们想到自己探寻真理的理想和即将赴俄学习的任务时，面对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毫不在意。

    刘少奇性格深沉文静，对学习抓得很紧，除了规定课程和集体活动外，就是背俄文、看书报和阅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的同学萧劲光后来回忆道：“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中国革命问题”。

    在上海，刘少奇除了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外，还积极参加上海早期组织领导和组织的各种政治斗争和社会实践活动。他每天上午学习俄语，下午则参加社会活动。社长杨明斋利用学员们懂俄语的有利条件，组织大家为华俄通讯社和新青年出版社做翻译、缮写、校对、印刷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既做了革命宣传工作，又锻炼了俄文表达能力。每逢节日、纪念日或声援工人罢工斗争活动时，他们积极参加工人、市民的游行示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机器工会成立后，他们到工会所属的工厂去参加开办工人夜校、发展基层工会、了解工人生活、调查工厂生产和罢工斗争情况等活动。这些社会实践斗争活动，使他们很早就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与工人运动的实际有机结合。

    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进一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做好了赴俄学习的充分准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短短几个月里，刘少奇在迈向革命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六、走向世界

    1、苏俄追求马列

    1921年夏初，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罗亦农、袁达时等十余人一道，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们漫长而艰辛的赴俄留学之旅。他们轮番经过水路和陆路，中途经历了搜查、抓捕、饥饿、寒冷、疾病等困难，行程七千里，历时三个月，于1921年7月9日到达莫斯科。
这时，共产国际正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刘少奇有幸参与了会务工作，并且亲耳聆听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报告。从此，列宁的崇高形象和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家与革命等问题的精辟论述，以及列宁在这次大会上所提出的俄共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方针都深深地铭刻在刘少奇的心里。

    8月，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由于当时苏维埃俄国处于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从中央主席列宁到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一律过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尽管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在俄罗斯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资匮乏，但刘少奇意志坚定、思想乐观、从不叫苦。他只感到时间不够用，总希望在莫斯科短暂的留学期间，能够尽量多学习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在这里，刘少奇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和经典著作，思想政治素质大大提高。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当这个消息传到学校，刘少奇和中国留学生都激动万分、彻夜难眠，用面包作宵夜庆贺。自从到俄国求学以来，刘少奇一直在思考着个人政治前途问题，那就是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一方面主动找负责班上政治思想工作的政治教导员交心，另一方面自觉研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刘少奇经过反复思考，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既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完全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1年冬，刘少奇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多年心愿，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委员。

    刘少奇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光明的追求，从偏僻小山村炭子冲走出来，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奋斗目标，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了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2、回国领导工运

    刘少奇于1922年7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社会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到达上海，又受赤色职工国际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从上海来到湖南。在长沙郭外的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他第一次见到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两位各自有着不同奋斗经历，但有着相同报国理想的年轻共产党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用他们的合力撬动了地球，改造了中国，影响了世界。

    刘少奇与毛泽东，这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见旧故，在清水塘农舍里彻夜长谈，两盏闪烁着火光的油灯把茫茫长夜照明。毛泽东向刘少奇仔细介绍了湖南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及工人运动发展情况，刘少奇也向毛泽东传达了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并把陈独秀委托他的17份文件亲手转交给了毛泽东。眼看蓬勃发展的湖南工人运动如同一堆干柴，即将熊熊燃烧起来，毛泽东正愁缺少领导力量，中共中央适时把刘少奇这位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马列新秀派回湖南，毛泽东得偿所愿，对湖南的工运更加自信。刘少奇遵从马列、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在湖南，刘少奇先后组织领导了湖南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长沙纺织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在工人运动中，刘少奇充分发挥自己掌握了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优势，亲自主笔撰写了各类宣言、协议、传单、通电，旗帜鲜明地宣扬无产阶级思想，积极联合社会各个阶层支持工人罢工斗争，为工人提供了向腐朽势力开战的有力武器。

    1922年9月，江西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在酝酿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在安源和粤汉铁路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毛泽东经中央同意派刘少奇前往安源路矿协助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9月11日,刘少奇到达安源，和李立三一道经过周密准备，9月13日午夜十二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向全路矿各处工会组织发出罢工命令，次日罢工正式开始。俱乐部代表工人向路矿当局明确提出，要求切实保障工人的政治权利、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等十七项复工条件。路矿当局在收买工人领袖、派人刺杀李立三等阴谋破产后，勾结当地军阀在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企图用武力解散工人俱乐部，镇压罢工运动、抓捕工会头目。由于安源一万多工人罢工组织严密、安排周到，路矿当局的破坏手段没能奏效。9月16日，刘少奇作为工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只身进入杀气腾腾的戒严司令部，与路矿当局进行唇枪舌剑的谈判。在戒严司令部，刘少奇英勇无畏，沉着机智，被工人称为“浑身是胆的刘代表”。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寒光闪闪的刺刀，刘少奇义正词严，坚持以十七项复工条件为基础，声色俱厉地说：“如果不能达到万余工友的要求，就是把我剁成肉泥也解决不了问题。”这时，数千工人包围了司令部，声言谁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就要把路矿当局打得片瓦不留。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部不得不败下阵来。

    最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路矿当局承认工人提出的十三项复工条件而赢得胜利。这样，连续坚持五天五夜的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工人俱乐部名声大振，广大路矿工人争先恐后地加入了俱乐部。俱乐部成员迅速增加，由罢工前的七百人剧增至一万人。

    1923年2月，“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这紧要关头，李立三调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刘少奇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俱乐部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大力整顿组织机构，精心制定斗争策略，成立工人纠察队，还向矿警队派遣党员，组织力量保护工人利益，为工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安源工人武装与矿警队等，被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武装的重要力量。）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千方百计给工人办实事，在全路矿开办了七所工人学校、五个工人读书处、一个工人图书馆、两个消费合作社，并动员工人从罢工斗争得到的年终夹薪中捐出一半修建了一座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礼堂。

    1924年秋天，刘少奇在安源创办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主要培训工人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1927年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安源的党组织依然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达250余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4，安源赢得了“小莫斯科”的称号。

    刘少奇在安源期间，遇到了人生知己——何宝珍，并于1923年4月与她喜结良缘。

    安源工人俱乐部在革命形势恶劣的情况下“一枝独秀”，为全国工人运动树立了一面鲜红的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士气。刘少奇也凭着其卓越的领导才华成为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

    1924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参加大会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并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刘少奇从地方工运领导向全国工运领袖转变的标志。

    3、坚持反帝运动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不久，上海工人阶层爆发大规模的反帝大罢工，刚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担负起了直接领导和组织这场伟大运动的重任。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受全国总工会委托，刘少奇于6月初赶到上海，负责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和上海总工会，并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和全总上海办事处主任，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有条不紊地组织工人罢工，在争取资方接受经济要求和政治条件后，有条件、分步骤地组织复工。刘少奇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会议和各工厂代表会议，向工人阐明复工的原因及策略思想，并亲手写出一张张宣言和通电，争取社会各界的联合力量，体现了他对工人斗争的满腔热情！“五卅”大罢工虽然只坚持了两个月，但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势力，使大革命逐步进入高潮。

    9月底，刘少奇因为操劳过度导致肺病复发，无法坚持工作。11月，经党组织安排，刘少奇回湖南长沙治病和休养，经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安排，住在长沙城北贡院西街的长沙文化书社。当时，湖南的群众运动正在高潮，湖南省长、反动军阀赵恒惕为防止刘少奇发动工潮、学潮，12月16日，在文化书社悄悄逮捕刘少奇。刘少奇被捕的第二天，长沙《大公报》就公开披露了这件事。因刘少奇是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湖南省委以及刘少奇的亲友奋力营救。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26年2月上旬，刘少奇获得释放。

    刘少奇被释放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被捕前后的情况，并赶赴上海。随后，又从上海乘船于2月19日到达广州，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由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患病不能工作，由刘少奇代理全总委员长，负责主持将于5月1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工作，并和邓中夏、苏兆征等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开幕式，并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报告。刘少奇在会议上当选为全总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挥师北伐，9月初，攻占汉口、汉阳。这时，全国总工会决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10月21日，刘少奇到达武汉，开始组建全总汉口办事处并为全总机关迁往武汉做准备。10月28日，全总汉口办事处成立，刘少奇兼任秘书长。

    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把新发展起来的工会建设好，刘少奇根据几个月来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撰写了三本指导工会工作的小册子：《工会代表会》、《工会组织法》、《工会经济问题》，这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制造杀害我无辜同胞的惨案。1月5日，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武汉30万群众举行反帝大会和示威游行。在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下，工人群众一举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了60多年的汉口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1927年2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广州迁往武汉办公，刘少奇集全总秘书长、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等多职于一身，成为众所瞩目的工运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转入地下，由此，共产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斗争：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即白区开展秘密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土地革命斗争。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派遣，开始了他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北方军阀的心脏地域进行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刘少奇在白区工作这条战线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别贡献，他坚持“防御为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有效指导了恢复党在白区的组织和活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在白区的代表”。

    孔子有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俗语所谓“而立之年”就是指人到三十岁这个年龄，就该立人、立事、立业、立言。当时“而立之年”的刘少奇，从走出刘家、走出炭子冲、走出宁乡、走出湖南、走向世界，走向了辉煌，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工人领袖、一名优秀的职业革命家。他坚定理想信念，在崎岖、坎坷、曲折、泥泞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为当代青年树立了光辉榜样！

    二〇一三年二月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