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把西康、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区当作革命运动中心，不是偶然的。早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前，1935年5月18日，张国焘在茂州擅自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区委员会”（即“西北特委”）；5月30日，又宣布组成以他为主席的“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标榜中国革命进入了“最后的新阶段”。 张国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

    2001年《支部建设》（第二期）刊载张国焘警卫排长何福圣回忆，文章中特别提到：

    “1935年 3月底，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后，一个月之内连克昭化、剑门关、梓桐、青川、江油、北川等地，打通了西进的道路。此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无日不战。5月中旬，红军解放了羌族同胞聚居的茂县、汶川地区，并发动群众建立起一个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尚在江油地区时，张国焘就以中央红军已遭惨重失败、存亡未定、中央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领导职权和能力为由，提出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取代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独立地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职责。在汶川召开的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张国焘的意见被通过了。 5月 18日，西北联邦政府在茂县宣布成立，由四军政治委员周纯全出任这个政府的主席，并且制定了政府纲领，布告各地。 30日，张国焘又发表了《西北联邦政府宣言》。这件事，很快给张国焘带来了麻烦，也成为后来他与中央分裂的一个重要发端。这时，总部和西北联邦政府均已移到了北川县城，在这里住了十来天。 5月底，张国焘接到了中央红军偷渡金沙江成功的电报，即派余天云、李先念率红三十军一部西进迎接。总部也离开北川县城，移往杂谷脑。”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第四团，越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在懋功达维一侧的木城沟磨盘石胜利会师。两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在岷江以东的土门至北川一线正在进行的阻击战十分关切。

    7月初，为加强部队间的通讯联络，便于作战指挥，周恩来副主席特调军委三局电台一部，派出由袁邦光任政委、刘俊英（马来西亚归国华侨）为台长的无线电小分队100余人前往茂县，受到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热烈欢迎。

    红军在茂县土门及其以东的佛泉山、千佛山、大垭口、观音梁、横梁子、老君山一线阻击川军的战斗中，羌、回、汉等各族人民为前沿阵地的红军运送了大量的弹药、粮食，为红军砍柴、磨面、送水、狐狸伤病员，每天触动人员千余人次以上，给英勇善战的红军成功地阻击川军以强有力的支援。

    7月13日、14日，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部队陆续撤离佛泉山、千佛山、观音梁一线阵地。战役从5月1日占领北川墩上开始，前后历时73天，对封锁土门要隘和疯狂反扑的川军给予了沉重而有力打击，确保了红四方面军10万大军顺利穿越狭长的北川河谷西进岷江流域，对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懋功和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召开祈祷了重要的东线屏障作用。据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统计，红四方面军在千佛山战役（包括土门激战）中共歼灭敌人一万余人，前后吸引川军32个旅、88个团，总兵力在15万人以上。

    红军撤离茂县西进的时候，军民互叙难舍的离别之情，有的互赠纪念品，有的相互勉励坚持革命斗争。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扑。他们绞尽脑汁地采取各种办法，妄图消除红军长征对茂县各族人民的革命影响。

    那时，反动武装四处进行“清剿”、“搜查”，通令“缉拿”所谓的“奸匪”、“奸民”，被冠以“赤匪”、“通匪”罪名横加迫害。国民党政府实施“联保联坐”，“一家违法追究十家”，妄图借以“完成清剿清乡工作”。同时，他们还限期严令铲除红军錾刻的标语，涂毁红军张贴书写的布告、标语，上缴所有红军散发的宣传品或遗物。

    茂县东一区三合乡团总康大鹏纠结地方反动势力，肆意杀害红军伤病员、眷属和地方苏维埃干部、游击队成员竟达200余人，为此而备受川军第二十一军独立第一旅旅长章竭诚的“嘉许”。懋功县美沃沟大坪村苏维埃主席唐志安、土地委员唐志全弟兄两家老少14人，全部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汶川县孔山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陈志高全家老幼12口人，也无一人幸免。茂县城西水洗村的何思敬、何思茂弟兄两人因曾任县苏维埃委员、城西区苏维埃秘书，均遭反动团总和川军旅长的杀害。

    红军北上后，在百色恐怖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疯狂反扑的屠刀枪口，松理茂赤区各族群众英勇顽强，坚贞不屈，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各族群众向往着共产党，思念着红军。各地反抗活动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红军撤离后不久，茂县黑虎乡和理番县中古子都相继发生了贫苦羌民自行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打击屠杀苏维埃干部的侩子手，铲除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和家财的斗争。

    1942年，茂县北部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当局使用暴力铲烟的武装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羌、汉各族群众1000余人高呼“打到贪官污吏！”、“杀绝土豪劣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国救民，解放夷人痛苦！”。他们进攻国民党专署驻地茂县城，消灭了保安处的一个中队，击毙了专署视察员秦朝富、保安中队长江得伦、第三区区长高钟等人。

    此后的1947年，茂县又爆发了“龙坪事件”，各族群众拿起武器，以“赶走国民党滥兵”为行动口号，把斗争矛头直指专署反动当局，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迎接川西北地区的解放。

    川西北苏区，绝非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产物

    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由机会主义发展到分裂党、分裂红军，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最后又称为可耻的叛徒。对此，历史早已作出了明确的结论。

    以茂县为中心的川西北苏区诞生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夕，延续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之后，这就不可避免地留有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痕迹。

    史实表明，川西北苏区形成于1935年6月，而不是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之后。最先提出建立这一苏区的是中共中央；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的一贯主张是巩固这一区域，使之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长征在四川阿坝期间，张国焘的逃跑、分裂是他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而广大红军指战员及革命群众的流血牺牲和英勇奋斗，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而否定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川西北各族人民为建立和巩固苏区而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

    我们知道，在张国焘1938年脱党之前，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仍是党内斗争。广大红军指战员们建立和巩固川西北苏区的实践，虽然受到张国焘错误的影响，但在各个主要方面仍体现了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和主张。

    主力红军离开根据地实行战略退却，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准备新的反攻。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茂县为中心的川西北苏区的建立，就是局部失败转向胜利的开始。川西北苏区的建立，首先实现了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之后又实现了红二、四方面军的会师，让红军获得了长征以来最长时间的休整。

    革命斗争在川西北的迅速崛起，红色政权和地方革命武装的产生，赤区的创建，这一系列行动均体现出红军在战略退却中的进攻。

    如果把川西北苏区的形成看成是局部的胜利，那么，这一胜利就意味着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国革命“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开始受到控制，革命形势即将向前发展。虽然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的原因（即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致使中央计划未能实现，革命斗争错过了一次发展良机。但是，从宏观上来看，就中国革命的进程而言，川西北苏区这一赤区的产生，已经拉开了红军由战略退却转入反攻的序幕。

    以茂县为中心的川西北苏区，首次为中国共产党输入了藏羌血液，给川西北带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从而将这里的藏、羌、回、汉各族人民推入了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

    川西北苏区是红军长征史和川西北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川西北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产物。

    古羌胜地，赤色茂县。川西北苏区将青史永存！

    2015年2月18日-19日于都江堰紫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