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县位于川西北高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属岷江上游地区。西部为邛崃山脉，最高峰万年雪峰，海拔5230米。东南部的龙门山脉由东北向西南延伸，海拔4984米的九顶山狮子王峰为最高峰。县境内高山耸立，重峦叠嶂，河谷深邃，悬崖壁立。

    这里，既有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又有灿烂辉煌的羌民族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土著居民在岷江上游高山河谷生息繁衍。到清朝末年，茂州领汶山县及土司12个。民国二年（1913年）改茂州为茂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川军阀实行防区制，在茂县建立四川省松理懋茂汶屯殖办公署，为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兼督办的防区。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挥戈西进，在川西北建立“松理茂赤区”，在茂县建立了“西北联邦政府”及各级红色政权机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红军北上后，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国民政府为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统治，是年12月在茂县建立了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推行“剿匪区域行政制度”，并在全县实行“联保”（即“联保连坐法”，一户“违法”追究十家，强迫羌民互相监视）。

    创建松理茂赤区，为接应中央红军创造条件

   “创建川西北苏区根据地”，曾经一度是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长征中的共同战略行动目标。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刘伯承、聂荣臻同志就曾建议“打过长江去，去川西北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后，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4月下旬起，红四方面军西进的先头部队由李先念指挥三十军所部、四军一部，进占川西北地区的松潘、茂县东部地区，并开始向川军二十八军所称的“屯区后方”前沿阵地发起攻击。

    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总部曾先后在江油和北川治城附近召开两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西进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策应中央红军入川的方针，拟定了“开展与巩固松理茂赤区”的计划。

    5月1日，旨在进占“松理懋茂汶屯区”、突破川军土门封锁线的土门激战正式打响。1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了“屯殖办署”驻地茂县县城凤仪镇。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等党政机关相继移驻这里。至此，创建松理茂赤区（即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开始得到实施。

    7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粉碎土门封锁线，来势勇猛，进攻神速。驻茂县城里的“屯殖督办署”、“屯军”及“茂县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闻风丧胆，逃之夭夭。而早在土门要隘还未失手的5月13日，“茂县国民政府”县长李仁辅早已逃亡汶川县龙溪场（解放后划给灌县）。
5月15日，红军攻克土门要隘。当晚，南路部队进驻茂县城里后，缴获敌人来不及带走的枪械2500余支。红军进驻茂县城后，即兵分南、北、西三路，进占全县，继续挺进岷江流域，建立起松理茂赤区，又称“川西北新苏区”或“川西北苏区根据地”。

    南路，进抵汶川雁门关；北路，进入松坪沟、叠溪海子和镇坪关；西路，挺进曲谷、黑水。

    红四方面军占领茂县后，发出了《进去松理茂的意义和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的指示。政治委员陈昌浩也发表了题为《克服一切困难，百倍坚决战斗，争取更大胜利！》的文章，就“开展与巩固松理茂赤区”的重要意义作了阐述。

    不久，在红四方面军占领的川西北地区形成了以茂县（后转移至理番杂谷脑、卓克基）为中心，控制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万的赤色区域。

    红军在松理茂赤区内组建有省、县、区、乡、村五级革命政权。川陕省委在松理茂赤区内组建了茂县、汶川、理番、懋功、松潘5个县委，若干个区委。此外，川陕省委还辖有北川县委。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1935年7月改称川康省革命委员会）茂县、汶川、理番、懋功、松潘5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此外，还辖有茂县回民苏维埃政府、北川县苏维埃政府。

    军事方面，红军在赤区内组建了省军区、独立师、番民自卫军、县游击队等军事机构和民族革命武装。

    松理茂赤区的建立，为迎接中央红军在川西北地区实现两大主力会师，从军事屏障、政权建设、组织动员人力和后勤补给、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创造了及其有利的必备条件。

    红军宣传形式多样，各族群众喜闻乐见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国民党政府为在北川、安县、茂县一带堵截红军，以配合川军“封锁土门，全力守备北川河谷”的军事部署。这期间，国民党政府不仅进行了“经济封锁”，而且进行了“政治封锁”，妄图借此煽动、迷惑不明真相的群众，实现“分割”、“围剿”、“歼灭”红军的目的。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前，就在江油附近召开的高级干部军事会议上指出：“那带是少数民族杂居区，应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以利开展工作。”

    1935年5月5日，西北特委向全军作出《西北特区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其中，制定了“少数民族政纲”10条也叫“回、番民族工作要点”10条。为做好宣传工作，红四方面军还提出了“对回、番民族中心口号”26条。这些宣传要点规定得很细致，包括尊重民俗习惯、语言文字、公买公平、照货给价，没收帝国主义教堂、国民党官吏、汉官的土地等财产非给回番群众等。

    番民，是藏羌民族的总称。红军进入川西北后，国民党政府妄图借此“仇汉”心理，不惜运用藏汉文字印刷大量宣传品，派员或触动飞机四处投撒，煽动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进行武装抵抗。

    红军进驻茂县后，针对反动派制造的种种谣言和欺骗宣传，于5月20日立即发出了《红军对番民十大约法》的布告。该布告明确宣布：1、消灭贼娃子邓锡侯；2、红军不杀一个番民；3、取消一切捐税款子；4、一不拉夫二部抽丁；5、开仓分粮分给穷人；6、增加工钱改良待遇；7、番民自己武装自己；8、番民自己组织政府；9、买卖自由公买公卖；10、番民自己信教自由。

    同时，西北军区政治部还告黑水的藏族人民：“黑水芦花番民老庚：解放番民的红军打到茂县来了，赶快起来！没收汉官军阀土地财产分给番民穷人！”等等。这些政策主张，在羌藏民族地区对民族上层人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6年6月初，红四方面军进驻沙坝及黑不寨赤不苏地区。红军先后派出熊国炳、曾传六等代表与黑水上层人士苏永和会晤，讲明红军的主张、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红军仅为借路（不占你们的土地）而过去打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等。这一政策主张对消除国民党的造谣破坏，争取减少过境中的阻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组织机构上，西北军区政治部要求，军、师政治部之下立刻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政治处设立少数民族组。同时，还在各级政治部、处设立专门学习番、回文字语言的学校，选择年轻活跃的青年人进校学习。这样，番、回、夷少数民族问题就在组织工作上有了保证。

    红军还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内容，有所侧重地发布了《共产党对番人的主张》、《告回番民众》、《回民斗争纲领》《穷人不是命该穷》、《告贫民书》等文告。特别是《共产党对番人的主张》、中，还进一步阐明了“反对汉官坐番人江山压迫番人”、要“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茶叶、布匹给番人“等等内容。

    红军除发布重要文告，还印发、张贴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针对性强的标语、口号，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红军的革命宗旨、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

    红军在茂县期间，向番民讲明革命道理的标语、口号有：“共产党是为番民族找饭吃找衣穿的政党”、“共产党是解放回番民族痛苦的政党”、“苏维埃是为回番穷人谋利益的政府”、“红军是保护回番人民的军队”等。揭露蒋介石卖国卖川行径的标语“蒋介石令邓锡侯屠杀松理茂的番民夷民”，号召回番民众斗争的标语有“消灭蒋介石才好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消灭蒋介石 中国和四川才保得住，穷人才不当亡国奴！”、“打到国民党！”、“推翻屠杀压迫回番民族的国民党军阀统治！”、“消灭蒋介石永远不出款不完粮不还租不还债！”、“消灭蒋介石穷人翻身出头分田分地有吃有穿！”、“番人自动反对帮着汉官振（整）番人的大土司、老拉麻（喇嘛）”等。

    红军所到之处，普遍向群众散发油印传单、标语，并在建筑物的墙壁、门板、板壁等处张贴或书写标语，有的标语则錾刻在岩壁、石板、石墙、石碑上。

    在石鼓乡乐都村，红军油印的“约法十章”（《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政治部布告》）内容十分具体。其中，就有“不乱杀人”、“不振（整）穷人”、“打到款子”、“开仓分粮”、“平分土地”、“增加工资”、“优待士兵”、“买卖自由”、“焚毁契约”、“创建苏维埃”。

    在松坪沟，红军在醒目的大树上剥下部分树皮，将标语刻在树上，称为“树标”。这些标语文字简短，内容广泛，很有鼓动性。

    红军在茂县錾刻的标语，保留下来的很少。在县城保留下来的仅有几处：

    城门南门洞的红军标语有“蒋介石命令邓锡侯屠杀松理茂的番民夷民！消灭蒋介石救活全川全西北穷人！”、“回番民都是我们一家人！共产党是解放回番民族痛苦的政党！共产党是解救中国穷苦人的政党！取消高利贷，穷人不还富人债！”

    县城北门、东门原有石刻标语分别是“赤化全川！苏维埃是穷人的政府！”；“实行土地革命！”

    县城“无影塔”（原治平寺内经幢上）錾刻有6幅红军标语。现在，标语内容能够清晰看到的还有2幅，它们分别是：“共产党是推反（翻）帝国主义的政党！反对国民党亡国灭种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是麻醉青年的毒酒！”

    红军在茂县区乡錾刻的标语有几处：土门乡复缘桥（即三元桥）约有10 幅红军标语，如“打到卖国卖川的蒋介石！蒋介石是屠杀抗日工人的凶手！”；曲谷乡赤不寨曾是红军西路军司令部驻地，除了在墙壁建筑物上多处书写标语外，刻在岩石上的标语就有10余处；此外，在茂县凤仪镇水西村，渭门乡的渭门、习林沟，黑虎乡的葛子关，石鼓乡的宗渠等地，都留下了当年红军錾刻的标语。

    当然，召开会议，组织宣传队也是当时红军的宣传形式之一。红军抵达茂县后，为搞好有效的群众宣传鼓动工作，红军指战员每到一处都很注重运用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宣传效果。

    红军进驻县城后，陆续召开了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如军民联欢会、节日欢庆会、镇压反革命和土豪劣绅大会、茂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和茂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会等等，向番民、回民、汉民宣讲革命道理。文艺宣传队还在街上演出《活捉刘湘邓猴子》等活报剧，在城隍庙、海会寺演出《活捉蒋介石》《送郎当红军》等文艺节目。红军乐队在县城街头教唱红军歌曲《红军歌》《红军三大任务歌》《红军作战歌》《下操歌》《我们红军满天下》《消灭刘湘三字经》《卫生歌》等。

    由于红军所开展的各种宣传活动形式多样，各组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难怪，每当宣传员、宣传队、剧团进村寨、上街头演出时，每到一处，哪里都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竞相观看。特别是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的茂县城及附近村寨，更为热闹。

    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

    红四方面军到达茂县后，迅速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各族劳苦大众积极支援红军，踊跃参加红军，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为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

    红军每驻一地，一方面宣传建立苏维埃的目的和意义，发动穷苦的工农群众建立自己的政府；一方面，调查了解情况，物色苏维埃干部人选，让穷人当委员，而“不让一个发财人混进苏维埃“，以充分体现苏维埃的阶级性和纯洁性。然后，由红军提出苏维埃主席、委员组成人选名单，由群众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各级基层政权。

    到1935年6月初，茂县全境除松坪沟外，全县普遍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其中，县级为茂县苏维埃、茂县回民区苏维埃；县直属苏维埃4个（县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苏维埃）,区级苏维埃13个，乡级苏维埃30个，村级苏维埃61个。

    当时，各级苏维埃一般设有主席、秘书和土地、经济、粮食、妇女委员，县城和部分区、乡还设有内务、生产、劳工、交通、宣传等委员和副主席。在区、乡基层组织中还组建了游击队、少先队、儿童团、童子团等组织。

    为了团结人民、分化瓦解敌人，鼓励和打击最反动的敌人，茂县各级苏维埃实行了一系列肃反政策。苏维埃发动羌、回、汉各族穷苦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把那些压在人民头上的团总、土豪劣绅等反革命分子抓起来，然后由苏维埃政府、人民革命政府依法惩处。对其中民愤极大的首恶分子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土地财产，分给穷苦群众。同时，由游击队、童子团和广大群众严格监督地主、富农和其它无公民权的分子。

    在镇压反革命中，茂县苏维埃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处决的有恶霸古瑞生、反动资本家胥相臣（县商会会长）、资本家兼工头赵子腾、团总李绍彬。同时，镇压的还有黑虎恶霸地主孙万志、杨团总，三溪恶霸地主何朝云，白溪破坏索桥的反革命杜成友，安乡羌族群众还揪斗了当地团总蔡充国。愤怒的较场群众依法处决了上善与红军顽抗、烧毁叠溪海子渡船，妄图阻止红军渡海的较场团总余成忠、沙湾团总马金刚两个罪恶滔天的反动分子。

    为满足各族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苏维埃政府、人民革命政府在打击恶霸地主、镇压反革命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革命。

    1935年6月初，茂县各地以村寨为单位，召集群众，组织临时土地委员会，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具体开展土地革命工作。他们首先没收一切团总、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椒山、水磨及粮食、衣物、耕牛、农具等财产，没收富农的好地，不动中农的土地财产，保护和团结中农。同时，也保护正当的商业。当时规定：凡服从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不参加任何反革命活动的商人，可在苏区自由营业，不得没收财产。

    在土地革命中，红军和苏维埃也没收了从县城逃跑的官僚和资本家的工商业归人民政权。红军没收了张家的“易生庆”货栈以及拥有300余名工人、数十台机器的民生工厂。不久，红军动员动员30多名工人复工，仅仅50多天就为红军生产毛袜4000余双、绑腿1600余双。

    茂县实行土地革命的胜利，使各族人民欢欣鼓舞，生产积极性高涨。那时，茂县农民起早贪黑地位自己的庄稼追肥蓐草，争取多打粮食支援红军。苏维埃干部和群众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一方面彻底搜查地主豪绅隐藏的粮食，一方面动员群众卖粮支援红军，还积极帮助红军解决吃盐问题。

    当年，赤不苏河边共有17座水磨房，全部日夜为红军磨面，历时一个多月，为红军加工粮食15万斤。据估计，茂县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的粮食约有300余万斤。二木若乡苏维埃组织羌族皮匠30余人，为红军缝制羊皮褂1000余件。此外，光明乡马蹄溪的羌民上山为红军兵工厂烧制木炭，使该厂能够不断生产处刀矛、子弹、手榴弹。水西村、渭门、石大关、小北乡的各族群众数百人上山看竹、削蔑、锯板、抬运竹木，帮助红军抢修索桥，让红军西进、南下、北上部队迅速通过岷江，到达理番、汶川、黑水、松潘一带。

    苏维埃政府还规定，凡参加红军与游击队的农民，应分得最好的土地，五耕种能力者由苏维埃负责安排人代耕。分田地后，在每块田地里插上牌子，标注新主人的姓名。茂县苏维埃政府每十天派出人员下乡，给缺吃少穿的穷人救济衣服和食物，使他们生活有保障。

    茂县羌、回、汉等各族人民在热情支援红军的同时，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为穷苦大众彻底翻身解放，踊跃参加红军。当时，青壮年相互邀约，动员亲友参加红军，羌山村寨嫌弃了热军热潮，到处都是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加红军的动人情景。茂县县城内的第一高等小学就有100多人报名参加红军。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茂县总人口仅35000人，就有2000人参加红军，绝大多数为羌族儿女。参加红军的区乡，至今能够列出红军姓名的近500人，其中，土门区250余人、较场区100余人、凤仪镇130余人。他们大多英勇牺牲在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疆场上。如今，茂县参加红军且已查明下落的仅40余人，职务最高的三人分别是何雨农（副兵团级）、李凤友（正军级）、苏新（正师级）、曾福生（正师级）。

    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彻底摧毁了封建统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随着红军领导穷苦人民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胜利，茂县羌族地区残存的封建土司世袭制度得以彻底崩溃。从此，土司世袭特权永远废除。

    研究民族自治，作出迎接中央红军决策

    按照有关规定、指示和决议，红军在茂县西路的羌民族聚居区曲谷乡黑不寨地区建立了河西乡番（羌）民人民革命政府、河东乡番（羌）民人民革命政府，并建立了茂县西特一区人民革命政府，管辖茂县西部地区。

    1935年6月25日，红军在茂县沙坝（今回龙乡）成立黑水（沙坝）特一区番（羌）民人民革命政府，并决定将辖区内的区、乡、村苏维埃改造为番（羌）民区、乡、村人民革命政府，管辖茂县西部地区和黑水瓦钵梁子地区，辖5个区。

    红军在茂县沙坝组建的黑水特一区番（羌）民人民革命政府，是实行民族自决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尝试，在我党红军史上应是首次。

    1935年5月15日，中央红军从川南的会理出发了。这支于崇山峻岭和激流险滩中艰难辗转的队伍终于有了明确的前行目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就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的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茂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八十八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接应中央红军。会上引发争论的是关于欢迎中央红军的口号。方面军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不赞同陈昌浩提出的“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虽然当时红四方面军官兵认为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但至少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已经知道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茂县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尽管张国焘说西北联邦政府“遵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但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批准成立西北联邦政府。

    红四方面军开始为迎接中央红军大量地筹集物资，并号召每人都要给中央红军的官兵准备一个礼物。张国焘给毛泽东准备的“礼物”是一个“联邦政府”。

    张国焘回到了他在抚边北端的住处。他的秘书长黄超拿来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黄超说，规定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张国焘很是奇怪。但他拿过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报上的文章出自宣传部部长凯丰，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北联邦政府，说这样一个“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凯丰的文章被登在《布尔什维克报》上，说明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的“联邦政府”即使没有政治野心，名称也是令人疑窦丛生的：既然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惯例，可以叫“川康苏维埃政府”，弄出个说不明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那时，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基点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张国焘却反道而行，极力主张向西发展，企图实现其“川康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