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张国焘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都。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倾全力对抗。他集中川军80个团在名山及其以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百丈等地区，与红军展开连续激战。薛岳部6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第53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泸定地区，也分别加紧封锁，并准备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此时，红四方面军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原来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由于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稀少，物产不丰，给养发生极大困难，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时，陕北传来了胜利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部在陕北与第15军团会合，并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个师又1个团，陕北根据地发展到20多县，红军亦有壮大。许多指战员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路线胜利了。”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1月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

    2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此时，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部队缩编后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在学校里保存起来。父亲利用这一机会，大力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用中央红军北上发展与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作对比，用红四方面军南下前后的情况作对比，耐心地做说服教育的工作，使许多干部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面前逐渐觉悟起来，感到再这样下去非把部队拖垮不可，要求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

    3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重新北上，再次翻越夹金山。父亲随第31军第93师第24团翻越雪山时对干部战士们说：“若是第一次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草地，别再南下，就不会受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苦了。这次北上，我们将和第2、第6军团会合，再不能重复上次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闹分裂的错误了。”

    6月初，朱德率第32军（原第9军团）到甘孜迎接第2、第6军团后，父亲再次任先遣队司令，与先遣队工作团主任刘志坚一起在前面为部队开路。两人骑马并肩而行，他对刘志坚说；“四方面军南下打了败仗，西边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是不对的，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服他们北上。”

    7月2日，第2、第6军团经过长途跋涉，从湘鄂川黔边界来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第2、第6军团和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第32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然被迫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在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和父亲等人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7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父亲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并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父亲也由此走完了他的长征之路。12月7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中革军委主席。父亲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并被中革军委第三次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

    （本文原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