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我曾有幸认识南京大学的张宪文先生。张先生曾谈到抗战研究还有很多领域我们还未涉及。比如，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重大影响，又如汉奸现象等等，国内学界研究不多。我记得去年在北京学习的时候，您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党史研究不仅仅要研究党的历次会议、决定，重要的党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还要研究下层社会，因为历史的变动必须有上层与下层的结合。那么，抗战史涉及到对底层社会的研究了吗？“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三次会议的主题是“战时的教育、文化和社会”，是否反映了这种研究趋向？

　　章:抗日战争无疑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重大影响，不过，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的确比较薄弱。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习惯于或偏向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从史学发展的趋势来看，社会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研究还存在不少困难:一是社会学基础薄弱，基本是改革开放后重新建立的新学科，社会史研究也是从那时才起步的。二是社会学和社会史研究难度大，被称为“社会科学里的重工业”。它要靠大量的社会调查、要对资料进行实证分析。这种研究没有钱、没有人、没有资料的积累根本干不了。三是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速度太快，而各个时期留下来的统计资料却很有限，这些有限的数据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不管怎样，开展社会史研究很重要，如果缺了对社会运动和社会底层的研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缺了一大块。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在拓展研究领域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尝试。如第一次在波士顿召开的会议就讨论了战时中国不同地区的情况，其中关于沦陷区就是以往研究得比较少的。再如上次箱根会议就较多地涉及了社会发展问题。此外，还有人物研究问题，包括汉奸也需要研究。总之，中日战争史虽然是个老题目，有关研究已经很多，但仔细想想，还是有很多题目值得我们去做。
    刘:国内史学界关于抗战的时间问题有两种观点，一是“十四年说”，一是“八年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章:这是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过去的说法一直是“八年抗战”，也就是从1937年芦沟桥桥事件至1945年抗战结束。近年一些学者提出“十四年抗战”，主张抗战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因为从那时起中国人就进行了抵抗。我个人还是倾向“八年抗战”的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更准确。一个基本的史实是，直到卢沟桥事件之后，中国才进行战时动员，整个国家才进入对外战争状态。而“九一八”事变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并没有进入对外战争状态。从1931年到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基本态度是“攘外必先安内”，中国两支最重要的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还在打内战。这次会议提到一个概念，即“15年战争时期”，这是就日本讲。因为日本人一直在琢磨怎么侵华，从1931年起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起来。但是，中国人刚开始的抵抗是很被动的，断断续续的，很难被看作是国家行为。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想通过妥协维持现状，推迟战争爆发。中日战争进行了14年，但中国方面前6年只能说是“局部抗战”，转折明显地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后。

    刘:章主任，您的谈话使我们对这次会议和抗战研究的一些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感谢您在繁忙的会议期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