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日战争的研究由来已久，您认为就中日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进行共同研究有什么新意和价值？

　　章:的确，二战和中日战争都不是历史研究的新题目，有关研究在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了。不过，在很长时间，这方面的研究是由各国分别进行的。我们知道，不同国家的学者在看同一段历史时，眼光总会有某种局限性。特别在冷战时代，世界分成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烈，研究所受的局限不免会更大一些。冷战结束后，国际共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各国学者首先在冷战史领域开展合作，随后，其他一些专题史也采纳了这种合作研究的方式。

　　我们这个项目的新意和价值首先在于推动了对中日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通过共同研究这个平台，每个国家的学者都可以向其他国家的学者介绍本国在这方面研究的成果，相互了解对这段历史的认知。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的碰撞、沟通，又有助于新观点的提出和形成。共同研究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我们这个项目是多边的，学者们用一种多国的或全球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这场战争，这就突破了以往分别研究的局限性，有助于求得对这段历史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和解读。

    刘:从这次召开的会议来看，“中日战争国际研究”有什么新成果吗？

　　章:有没有新成果是我们衡量会议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我想，回答是肯定的。概括地说，这次会议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各国学者形成了一些共识。从提交的论文和讨论的情况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宏观的题目不少国家的学者都在做，比如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美国、日本、苏联等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各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谈自己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基本看法里有差异，但也有相当多的共识。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我们就能知道哪些观点可以被称之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看法。

　　第二是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比以前深入了。例如“中国对日宣战问题”，为什么刚开始不宣战，后来才宣战？一位日本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宣战与否是一个基本史实，但史实背后是什么呢？他的文章有两个地方很有意思，首先是他对中国方面的不宣战的理由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中国学术界的传统看法是，国民政府不愿宣战是想搞对日妥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新的研究中注意到，国民政府不宣战主要是担心美国启动“中立法”。因为“中立法”规定美国不介入他国之间的战争，一旦宣战，美国对开战双方都不再进行商业往来，而战时中国，很多物资都需要美国提供。此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再深入，而这次会议有了新进展。这位日本学者根据新史提出，除“中立法”的影响之外，国民政府还考虑了其他几方面因素，如侨民、租界等，宣战以后对这些方面都有不利影响。国民政府判断，宣战实际上对中国不利，而对日本相对有利。这个研究就比我们又深入了一步。同时，这篇文章还分析了中方学者几乎没有涉及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日本为什么也不宣战。按照国际法规定，日方一旦宣战，中国不宣战也得宣战。但事实上，日本因“中立法”的原因也不愿宣战。通过这种国际共同研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深入了、全面了。这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开展共同研究和交流的意义。

　　最后，与会学者也研究了一些新题目，带有开拓性。我注意到刘晓原教授的《重塑中国的形状:二战期间美国的战略思维与中国的少数民族边疆》，这篇文章研究了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看法。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抗日战争对中国边疆的形成起了什么作用？这是以往抗战史研究中很少涉及但却是非常大的问题。从清末开始，中国处在一个从传统的封建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型期，这个过程十分曲折。中国传统的边疆体制——宗藩制度，在清朝末年被西方侵略打破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普遍的边疆危机。在中国边疆趋于固定的过程中，抗日战争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涉及了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和内外蒙地区。这方面研究还有待开拓，有大量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