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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期间，党中央在政治、经济、工商业、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均作调整和改变，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政策的调整，都适应了新的形势的要求。此外，在保持原则的前提下，我党还主动向国民党做出一系列的重大让步。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决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1936年4 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明确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5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红军回师河西，主动放弃“反蒋”的口号;8月12日，中央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之建议》中，提出“请蒋抗日”的口号;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9月1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发布及10月15日毛泽东宣布红军单方面实行停战，这些均感召了国民党，使其政策也有所变化。
第三，以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党就是以西北地区为出发点，向全国扩大的。当时在西北地区“剿共”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又称西北军)。由于这两支军队，一方面属于地方实力派的军队，是奉命“剿共”的，而且又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实力损失相当大;一方面又受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直接影响，加上他们的爱国心情，己感到“剿共”既不可能，对自己也无出路。所以，瓦窑堡会议后，党便把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同红军联合抗日救国，以西北地区的统-战线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为逼蒋抗日的中心环节。因为，这个环节是整个国民党的薄弱环节，可以影响全国。
争取十七路军的工作，首先从做杨虎城的工作开始。早在1935年秋党在北方局工作的南汉宸委托杨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于11月到南京见杨虎城，建议双方合作;12月5日，毛泽东给杨虎城、杜斌丞等分别写信，派汪锋赴西安与之会见;1936年2月党派王世英从天津到西安与杨进行了商谈，初步达成四项协议;3月王炳南奉党的指示从德国回到西安做争取杨的工作;8月毛泽东又派张文彬驻西安同杨联系。经过多方努力，杨完全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并与我党商定：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为了争取东北军，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联合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抗日反蒋的主张;3月，党中央派李克农到洛川会见了张学良和王以哲，双方初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党还派刘鼎从上海到西安做争取张的工作;4月9日周恩来偕李克农到达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对张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有决定意义。同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我党争取东北军抗日,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为此，中央指示在红军和地方党政机关中设立了争取东北军的专门工作机构，周恩来任东北军工委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当时陕北、陕甘省委也设东北军工委，共同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在此前后,在东北军工作的共产党员还对广大中下层军官和战士广泛地进行了“团结抗日”的宣传教育，特别是红军对在陕北作战中俘虏的几千名东北军执行了优待的政策,还有张寒晖创作的《松花江上》的动人歌曲，打动了东北军战士的心。这样，东北军的官兵就逐步认识到：应该联合红军共同抗日。1936年下半年西征的红军对争取东北军还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当时在前线上，双方之间曾出现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白天两军对垒，晚上则互相串门，互通情报;东北军柴草、副食发生困难，红军主动发动群众，帮助解决，东北军也帮助红军解决一些实际困难。通过上述工作，东北军终于走上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八、九月间党派叶剑英作为红军的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抗日。至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首先取得了胜利，通过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有效的工作，形成了“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格局，以此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建立，也为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之便爆发了著名的“双十二事变”，我党本着用西北的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方针，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协助张杨用和平的方式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和联共抗日的条件，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从此国内和平实现,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因而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还在1935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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