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每一期学习的时间不长，内容又多，所以在教学上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少而精”、“精讲多练”的原则。除平时多组织课外作业外，每期军事课基本学完，学员具有一定军事理论基础之后，学校都要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一两次行军、野营或战斗演习。演习的方式很多，有排、连、营的进攻或防御，有行军、宿营或各种恶劣气候条件下的战斗;特别注重夜间动作的训练与演习，以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1938 年7 月中旬，总校第4 期学员毕业时，校部就利用第l 大队与第2 大队换防的时机，组织了l 次由第l 大队2 支队与第2 大队参加的《 在团的背景下“前卫营的遭遇战斗”》 演习。第2 大队从延安向瓦窑堡进发，称为“南军”。第l 大队2 支队从瓦窑堡向延安进发，称为“北军，。两军在沿途100 多公里的行军途中，演习了行军组织、宿营安排、敌情侦察、战场警戒等课目，最后双方在蟠龙镇遭遇，进行了遭遇战、进攻、防御和撤出战斗，以及各种情况下政治鼓动工作的演习。通过这次1000 多人参加的实兵演习，不仅在近乎实战的情况下检查考核了学员的学习成绩，而且培养提高了军事教员组织教学和实兵演习的能力。

　　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第1 期讲课时就教育大家：“谈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 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川从此，抗大便把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总校及各分校在频繁的反“扫荡”、反磨擦的战斗环境中学习，每次战斗后，都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达到打一仗进一步的目的。有一次，日军“扫荡”太行山区的第6 分校，分校教育长姚继鸣同志和校直党总支部书记邢亦民同志带领l 个排在刘槽沟伏击敌人，掩护分校转移。这个排占领了沟口一处有利地形，当敌人迸人伏击圈时，他们一阵猛打，敌人措手不及，被打得人仰马翻，敌大队长也栽下了马。他们打了20 分钟，给敌人很大杀伤，本应立即撤出阵地，但同志们打得高兴了，都不想撤，把伏击战打成了阵地战，撤晚了一步，结果敌人展开了兵力，包围上来，幸好同志们发觉后，奋力突围，虽然没有大的伤亡，但有几个同志负了伤，才勉强突出包围圈，赶上了队伍。战后，6 分校认真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使大家更深刻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战米的特点，以及严格执行作战命令的重要性。1 940 年4 月，1 分校派出第1 大队几十名教职员，在大队长贾若瑜、政委廖海光同志率领下，挺进胶东创办支校。当通过胶济铁路封锁线时，日军发觉，尾随追击，在高阳附近1 个村庄被日军包围。全体教职员与掩护部队胶东第招团3 营指战员井肩战斗，奋勇抗敌，从上午9 时直打到晚8 时，击退敌人多次进攻，然后乘夜暗突围，经受了挺进胶东的第1 次战斗考验。6 月l 日，胶东支校刚开学不几天，日军就对我大泽山区进行“扫荡，，胶东支校在铁奋寺与敌人遭遇，当时支校的武器很差，有的学员连枪也没有，只有两枚手榴弹，但教职学员临危不惧，由富有战斗经验的军事队阻击敌人，掩护全校安全转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抗大通过教育训练，使学员逐步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运用灵活机动的战路战术，毕业后分赴各个战场，给部队输送了一批具有一定军事素养的战斗骨干。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锻炼的沙场老将罗荣桓、彭雪枫、周建屏、陈光、周士第、陈赓、罗炳辉、王树声等许多同志，毕业后都重上前线，驰骋于抗日战场，屡建战功;有的就牺性在前线，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英雄业绩，为抗大增添了光辉。许多革命知识青年经过杭大培养，从“老百姓”成长为革命军人，又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不少同志成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校风

　　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拨”的校训，为抗大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培养良好的革命校风指明了方向，它也成为抗大师生养成优良作凤、抵制歪风邪气的座右铭.

　　抗大师生来自四面八方，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干部，有本地干邻也有外来干部，但大家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犹如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当时延安机关、学校的同志都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每当晚霞斜照，抗大师生就三五成群地漫步在延水河畔、古城墙边。他们或指点江山;或纵情歌唱，或谈古论今;或研讨切磋，有的还情不自禁地吟诗作赋，抒发革命情怀，互相鼓励，要携手并肩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处充满着战友的情谊，到处是一派盎然的生机。而今，许多住过抗大的同志还经常追忆延水河畔抒发的激扬文字，怀念那豪情满怀的如花年华。

　　抗大有着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有着亲密的内部团结，上下级关系十分融洽。当时各级领导千部经常深人基层，找千部、学员谈话;学员们也经常到领导同志和干部、教员的宿舍串门，大家促膝谈心，谈学习，谈思想，都是赤诚相见，毫无拘束，不存戒.乙，可谓心心相连。在1939 年7月总校挺进敌后的征途上，每当过封锁线时，副校长罗瑞卿同志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亲自指挥，组织人员扶助女同志和生病、体弱的同志。他那种关心群众、身先士卒的精神至今令人难忘。当时机关的作风也很好，基层干部或学员到校部来，无论白天黑夜，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和机关千部们都笑睑相迎，热情接待，倒上一碗开水，请他们坐在炕头上就谈起来，能帮助解决的困难尽快帮助解决，使大家感到象回到家里一样温暖。

　　抗大的团结并不是“一团和气”，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对于一些同志的缺点、错误或不良倾向，大家都能站在党性的立场上，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违法乱纪的行为，更不姑息迁就。1937 年9 月的一天傍晚，第6 队队长黄克功因与陕北公学1 个女学生谈恋爱遭到拒绝，竟开枪把她打死，犯下了杀人罪行。当时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是个红军老干部，长征中立过战功，年轻能干，应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抗大领导和大部分干部都认为，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才能、功劳、地位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校领导当即将案情向毛主庸汇报，毛主席很快作了批示，将黄克功开除出党，井经法庭判决，处以死刑。这件事从延安传到西安、太原等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异口同声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该罪，不枉法，公正无私，纪明法严!抗大为了把学员培养成我军的骨干，模范的军人，从学员入学的第l 天起，就从严格军事生活人手，培养他们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出操、上课、讨论、演习、晚点名，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当时住宿的窑洞虽很简陋，但内务卫生都搞得很好，使来校参观的同志和国际友人都赞叹不已。抗大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抗大师生却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气勃勃，愉快活泼。当时抗大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是闻名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从晨曦初照到星月当空，操场上、课堂里、行军途中、芳动工地，哪里有抗大的队伍，哪里就有僚亮的歌声。每逢集会、上大课的休怠时间，各队拉起歌夹，更是情绪热烈，斗志昂扬。战斗的歌声此伏彼起，叫人热血沸腾。各学员队的“救亡室”〔即俱乐部)经常出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晚会，开展球赛和军事体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热气腾腾。总校文工团和各分校的文工队、剧社，是一支支文艺轻骑队，他们不仅为教学服务，还深人各部队和根据地，创作并演出许多富有战斗性、艺术性的好节目，对普及文化艺术、促进根据地的文艺繁荣起了很好的作用。当年刘伯承同志曾对何长工称赞说：“抗大越抗越大，雄赳赳、气昂昂，又说又唱，歌声燎亮，走到哪里，哪里变了样。”良好的作凤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抗大所以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越抗越大，优良的传统作风确是一股无形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