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抗大的坚强领导

　　抗大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间题是抗大创建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与王明等人的错误主张斗争的焦点。当时，王明等人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妄图取消党的领导，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所谓“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毛泽东同志与主明的错误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1 938 年10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系统而深刻地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刀、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在抗大的建设问题上再三弧调：抗大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抗大的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倾向共产主义的，所以，抗大就比昔日的黄埔军校更革命、更进步，能够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作出更加伟大的贡献。经验证明，党对抗大的坚强领导，是把抗大办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使抗大成为培养锻炼革命青年的大熔炉，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党中央、中央军委把办好抗大作为我党我军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条件之一，十分重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在抗大筹办初期，有些部队的领导干部由于对培养干部的意义认识不足，只着眼于当时工作的需要，不愿意把好的干部送学校培养.毛泽东同志特地在1936 年5 月召开的“大相寺会议”上，反复阐明培养干部的战略意义，动员各部队党委把眼光放远一点，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人学。在抗大创办过程中，党中央对抗大的工作经常给予指导。1939 年l 月，抗大进行工作检查，向党中央写了检查总结报告，中央还就此专门作出了优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对抗大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励。19 39年7月，党中央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任务，适时作出了扰大总校挺进敌后，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分校的决定，并对留在延安的第3 分校进行工作检查，发出了《 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 ，再次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后，中央还经常通过电报、文件，对抗大总校的工作继续进行指导，并要求各中央局、各部队加强对所属抗大分校的领导。1 943 年春，党中央、中央军委又适时地作出抗大总校及第2 、7 分校返回陕甘宁边区办学的决定。这些重要决策，保证了抗大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对抗大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说，抗大是在他亲手创建和直接领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为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从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计划、确定领导班子等重大间题，到参加抗大集会、给教职学员讲演、上课、个别谈话、出版校刊等实际工作，都抓得很紧。现在编人《毛泽东选集》 的不少重要著作，如《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间题》 、《 矛盾论》 、《 实践论》 、《 论持久战》 等，都是毛泽东同志作为演讲或课程讲义在抗大首先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 这篇名著，也是1 937 年10月毛泽东同志应在抗大工作的胡耀邦同志的特约而为抗大校刊《思想战线》 第1 期撰写的文章。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洛甫(张闻天)、陈云、博古〔 秦邦宪)、王稼祥、罗迈(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抗大也十分关怀。每期开学、毕业典礼和重要集会，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尽可能参加，而且担任抗大的兼职教员，经常给抗大作报告、演讲或上课。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大部分时间在重庆、西安等地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大部分时间在前线，但他们每次回延安，都到抗大演讲或作报告。每当中央领导同志到抗大演讲或作根告时，全校教职学员在露天会场集合，背包一放，席地而坐，首长站在讲台上，也没有扩音器，亮开嗓子就讲起来。听众有什么问题，写张条子递上去，请求解答;首长侃侃而谈，讲到兴奋处，嗓门一提高，加上有力的手势，全场几千人，个个屏息聆听，鸦雀无声，专心致志地记笔记，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有时还夹杂着口号声，会场气氛是那么热烈，那么令人振奋!

　　1938 年9 月，刘少奇同志到抗大作了题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 的演讲。他谈到了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描绘了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他还勉励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伟大而崇高的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后来，他整理、补充了这个讲稿，作为《论共产党员修养》 中的一个部分，流传至今，成为共产党员必读的教材。当时，陈云同志是党中央的组织部长，经常应邀到抗大演讲或上“党的建设”课程。1938 年9 月，他到抗大作过一次《 论干部政策》 的报告，精辟地讲述了我们党的“用人之道”。他用“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12 个字概括了我们党的干部政策。他说，每个干部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只有了解干部，才能用好干部，扬长避短。他特别强调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对有缺点错误的干部多教育帮助，不要戴大帽子，使人敢于说话，敢于做事。他的讲话是那么亲切，那么沁人肺腑，使千部打心眼里感到党的温暖。

　　党中央重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为各级党委作了表率。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央局、军分会和领导同志也都把办好抗大分校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陈毅、彭雪枫、李先念、陈赓、粟裕、黄克诚、张爱萍等同志都曾兼任过分校的校长，亲自抓抗大的工作。第1 分校在太行山区时，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曾到分校作过报告和指导工作。1 939 年9 月，抗大总校挺进敌后进入晋察冀边区时，聂荣臻同志亲自指挥部队掩护抗大通过敌人封锁线，井给抗大师生作过报告。11 月初，贺龙同志率部正在晋察冀边区作战，见扰大师生还身着单衣，马上决定把准备发给第[2O 师部队的棉衣先拨给抗大。当抗大师生穿上崭新的棉衣时，都从心底里感念贺老总的一片深情。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认为要办好抗大，选配好一套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个关键，一定要配好配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事实正是这样，抗大历任的领导千部，诸如刘伯承、徐向前、杨尚昆、罗瑞卿、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和许光达、莫文弊等同志，都是建党初期、北伐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不仅久经斗争考验，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而且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和领导水平;政治思想敏锐，接受新鲜事物快，民主作风好，善于联系群众，办学经验也比较丰富，深受教积学员的爱戴。

　　要办好抗大，还需要一支坚强的、有较高水平的教职员队伍。建校之初，第1 、2 科的工作人员只有14 人，专职教员仅3 人，面对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千部都积极前来兼课。这个办法对解决当时教员缺乏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但终非长久之计，所以，从第2 期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养比较好的干部，到抗大担任教职员。第3 期之后，每期又从学员队中抽调一批优秀毕业生，经过各种训练班培训后，充实教职员队伍，逐步建立起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丰富的军事、政治理论知识的教学队伍。例如老干部中，徐向前、罗瑞卿、李逸民、冯达飞等同志都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大都担任过高级指挥员，王智涛同志1925 年就到苏联军事院校留学和工作，1933 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可谓军事教育方面的专家;谢翰文、张如心、吴亮平等同志，也是长期从事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有较深造诣的老教育家。七七事变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中，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如总校的艾思奇、任白戈、徐誉庸、张庆孚;分校的冯定、薛暮桥、江隆基、张力之等同志，都是20 年代或30 年代初在理论界、教育界就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这两部分同志是抗大教员队伍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培养下，教学队伍逐渐扩大，到1 938 年4 月第4 期开学时，全校教职员队伍就已发展到1386 人，比第1期全校总人数还多。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抗大的教员十分关怀，除加强思想教育外，很重视提高教员的政治地位，树立教员的威信，照顾教员的生活。1937 年，延安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除粮食外，每人每天的菜金才3 分钱，小米饭、熬白菜是全校同志的共同伙食。为了表示对教员的尊敬，规定给每个教员每月补助两斤大米(j 亏增加到10 斤)、l 斤鸡蛋和几斤面粉，会抽烟的同志还发给4 包“风车牌”纸烟。到了1938年，延安的生活略有好转，开始发津贴费，学员每月l 元，学校领导干部最高是5 元，一般是3 元半，只有从外地请来的教员是10 元，高出1 倍以上。钱虽然不多，但在那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它却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党注重教育事业、尊重知识、关怀知识分子的原则。

　　充分发挥墓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抗大实现党的领导的基础。打仗时，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就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产生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团结了周围的群众，去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总校第6 期女生连连长程克、指导员王修竹刚20 出头，副指导员郝治平才18 岁，1940 年反“扫荡”斗争中，一天晚上，她们带领全连100 多人翻越一座大山，突然下起大雨，为甩掉敌人，她们冒雨踩着泥泞的山路往上爬。背包、粮食袋被雨水打湿越来越沉。这几个女干部的体质都较差，每向上爬一步，都要费很大劲，但她们想到自己是共产党的干部，强烈的责任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她们有的背着几个背包或几条粮袅，有的搀扶着走不动的同志，以顽强的毅力冒雨向顶峰攀登。在她们的带动下，在频繁的反“扫荡”中全连没有掉队的。抗大的党组织就是许许多多象女生连这样的战斗集体，所以，它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带领群众去战胜一切困难，挫败一切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