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17日，边区政府为贯彻执行中央精兵减政指示精神，把太行抗战建国学院、太行一中、太行二中、太行三中等四所学校合并为太行联中。王振华任校长、李棣华任副校长、赵文敏任教育长、张超、黑丁先后任党总支书记。校部驻涉县悬钟村（原抗战建国学院驻地）。太行一中迁至辽县寺坪村为太行联中一队，主任石蕾、教导员罗非。太行二中为联中二队，仍驻原固新镇，主任周化南。太行三中为联中三队，驻武乡县神南村，主任苏贯之。四校合并不久，王振华调往豫北工作。由李棣华担任校长。

    1943年1月至2月，北方局在涉县温村召开军政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讲话，提出“教育为战争、生产服务，培养大批军事经济干部和技术人才”的要求。太行联中为贯彻这一指示做了大量工作。

    1943年3月27日选举学生会主席任森荣，分会中孔令文、魏无忌、成锐（女），江计才、刘怀钓、张希九等为学生会干部（我父亲的同学回忆说：有的同学说有我父亲，有的记不清）。

    1943年4月底，春季反扫荡联中各队均采取化整为零的分散活动，由教师带部分学生到边缘地区分散隐蔽。

    1943年5月至6月，联中各队集中于涉县悬钟村，采取统一上课的方式进行理论教育。在此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政委到校做青年运动方向报告，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戒伍胜副主席、八路军滕代远前总参谋长及新华报社陈克寒、安岗等也到校做报告。李公朴、茅盾等爱国人士还到校视察并讲话。后因豫北顽军配合日军夹击太行根据地，且当时旱灾严重，所以集训与7月结束，各队返回原驻地学习并参加生产劳动。

    1943年8月，八路军开展林南战役时，学校派出部分学生随军开辟豫北解放区工作（我父亲也在其中）。战役结束后，留在当地七八分区工作，其余人于年底前返校。 

    1943年秋，学校分别派遣伍吉辰、藉茂轩等人在榆武（榆社、武乡）太南地区成立分队。

    1943年底，太行军区派员陪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观察员卡尔逊少校来校参观。

    1944年1月初，太行联中三个队全部集中到涉县悬钟村，暂时中止上文化课，集中进行整风思想教育。太行区党委派宣传部长张盘石带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整风运动。工作组由杨蕉圃抓总并兼管二队，一队由梁虹（女）负责，三队由肖鲁负责。原一、二、三队主任石蕾、周化南、及教育长赵文敏调区党委党校学习，其余教职工集中到涉县温村联合整风班学习。

    1944年1月10日，安岗到校做相信毛泽东、斯大林的报告。

    1944年1月24日，边区政府副主席戒伍胜到校作相信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政府，坚强劳动观念的报告。
    1944年2月中旬，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磐石作整风动员报告。会后学习文件，小组讨论，学生进行思想反省检查。

    1944年春，在边区政府号召和八路军总部《滕杨方案》推动下，联中进一步掀起了大生产运动高潮，保证完成自给三个月粮食和全年菜金的生产任务。联中各队除在黎城县长凝村、辽县小西沟村、武乡县王家庄村等地利用农民荒地种植谷子、玉米、山药蛋、胡萝卜之外，全校师生在悬钟村山坡上、河滩里、公路边到处见缝插针开荒种菜，收获大量南瓜、茄子、西红柿等供应伙房，改善了生活。

    1944年3月，全校学生在悬钟村大庙一队驻地召开恳亲大会。

    1944年3月15日，学习康生的《抢救失足者》，全面开展反敌特、国特抢救运动。由于大搞蹩供信，许多学生挨整，甚至受到严刑拷打，我父亲也在其中蒙受不白之冤遭，受严刑拷打。

    1944年4月，整风运动转入较平稳的政治思想教育阶段，开始上政治、历史课，强调树立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
    1944年5月4日，边区政府副主席戒伍胜作关于阎锡山的报告，对资产阶级进行了透彻剖析。
    1944年5月9日至14日，联中部分学生去辽县小西沟村种山药蛋。6月17日至23日由魏玉高教员带队经西京村去芝麻角村锄地。

    1944年5、6月间，因蝗虫灾害，学校停课数日。全体支援悬钟村、索堡村一带农民打灭蝗虫。

    1944年6月5日，张磐石作时事报告。6月6日召开部分学生座谈会，听取意见。讲了学习的目的、政治形势及前进方向。我父亲在会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受到了好评。

    1944年7月15日，全校去涉县弹音村参加“七七”纪念大会。边区政府副主席戒伍胜、军区司令员李达在大会讲了话。

    1944年7月17日至7月20日，边区政府工商管理局王兴让局长作对敌经济斗争报告。

    1944年8月7日，王兴让局长作工业问题报告。

    1944年9月23日，全校师生到武乡县王家庄村、芝麻角村、四方山村等地收山药蛋、玉米等，秋收劳动约50多天。劳动中开展了争当劳动英雄活动，每人每天进行劳动评分。有的学生和老乡换工，帮村上计算统一累进税。最后全校选出了3个劳动模范出席边区群英大会（据说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人）。

    1944年11月3日，敌人扫荡到左权县桐峪一带，学生分散备战及生产活动，11月13日重新集中返校。

    1944年11月，美军一架B—25型远程轰炸机在轰炸东北鞍山后，返航途中燃料耗尽，飞临黎城县长凝村一带山区迫降。飞机坠毁，飞行员约七八人全部被当地军民所救。李棣华校长应军区邀请前往当翻译。

    1944年11月13日，学校选派梁富文、连立民、徐怀中、秦理、程永芳等40余名学生到黎城县南委泉村当太行区群英大会担任招待员、展览馆讲解员等服务工作。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参观大会举办的战绩和农业生产展览馆，并观看文艺演出，受到很大鼓舞与教育。12月中旬返回悬钟村。

    1944年12月23日至1945年1月9日，学校放寒假，当地学生回家探亲。

    1945年1月21日至27日，选举边区参议员进行了竞选和整理提案等广泛的民主活动。选举结果，李棣华校长和三队学生牛炳炫得票最多并当选。

    1945年2月，学校派二十余名学生参加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服务工作。

    1945年2月4日，梁虹教导员布置总反省工作。学生开始进行总反省和民主鉴定，做毕业准备。

    1945年2月27日，太行联中举行毕业典礼，边区政府教育厅李一清厅长等领导到会并讲话，肖鲁同志作了整风思想教育的回顾。毕业典礼后300余名学生分配到太行各军分区军政机关工作。当时边区政府及太行各分区军政机关都找我父亲谈话，要求到他们的单位工作。我父亲坚决回答：“我一定要上前线战斗，为争取早日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终身”。就这样我父亲随50余名学生先调抗大军事学院轮训后再分配到军队工作。

    五、烈士的追寻

    回想起我与祖父的老同志及父亲老师、战友、同学联系的时候，真是千辛万苦、一言难尽！我家人与首长失去联系是在干部南下的时候。全国解放后，他们多次寻找我家，都未能如愿，黄明和彭总夫人浦安修80年代还到我村寻找我的家人，可惜阴差阳错没有找到。

    我家是先联系上冯瑞如（冯廷章）爷爷的，记得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祖父从左权中学校长刘运炎（本村人，那时是被下放回村了）口中得知冯瑞如爷爷正在受冲击，全家人因为让他去大同，可那时正有病在身，没有去成，所以就把他全家人的太原市户口注销了，我祖父听说后，就经常去麻田粮站兑换全国粮票。因那时的粮票非常紧俏不好兑换，就更不用说全国粮票了，我就和我的爷爷说要不我们就兑换山西省粮票吧，爷爷告我：“不行，那样他们一家没有油吃了，他们的身体重要。全国粮票里面有半斤油。”，于是乎，我爷爷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为冯瑞如爷爷兑换粮票。虽然那时我们这里生活非常艰辛，粮食也非常紧张，而爷爷却告我：“就是我们每人少吃一口，也要帮他们全家渡过难关！”。也常带领我全家人去太原看望他们。看得出来我爷爷非常挂念和担忧冯爷爷，怕他想不开，直到第二年冯爷爷到太谷县任县长，我家才不给他们兑换粮票。后来冯爷爷返太原任省政协秘书长。1985年病逝……。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非常时期，好多人都怕牵连自己，但的爷爷告我：“我们不怕，身正不怕影子斜！”

    1980年我家与黄俊爷爷取得了联系，并于同年到北京看望郑思远爷爷（我应该叫伯父）。那时，我家三口人在北京市的马路上渡过三个晚上，爬马路的艰辛，我不言而喻！因为国务院在中南海，是全国人民的心脏，警卫员不让我们进去，一连三天我们好话说尽，就是不让我们进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全家人只好去找皇甫束玉爷爷。他和我的祖父是老同志、当年我祖父给三民校做饭，他是那里的校长；他还是我父亲的老师。皇甫爷爷看到我们时，非常热情，把我全家人收留在他家，并帮我们联系皇甫苏明爷爷 ，让他想方设法联系郑思远。第五天我全家人才顺利地进入国务院，见到了郑思远！

    1981年，土地已下户，因我高中毕业不久，郑思远爷爷怕我种不了地就把我接到他家，他们全家人待我非常好！且郑爷爷待我视为眼中宝！郑爷爷每当谈到我父亲的牺牲，眼里就满含泪水说：“你知道我们两家的关系吗？”，我告他：“您和我父亲非常要好。”他说：“不仅仅如此，我是你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你父亲的牺牲真是可惜；你父亲是不可多得的将才！现在是否运回来你父亲的遗骸？我当时曾经派人往回来运，出发的人员途中听说，敌人又占领了火车站，此事就不了了之……”

    1982年春，告别郑爷爷返乡。83年到太原矿棉厂打工，左权县与太原保温公司签约了合同，从左权老区招了一批工人，按现在的话，就是打工仔，我就在其中。同年秋我受原省委书记李修仁及左权保温公司经理苏万里、矿棉厂厂长徐秉泉的委派，和苏、徐一起去北京出差，是找郑思远爷爷办事。我曾经先后四次到北京为李修仁及矿棉厂办事。因我家生活特别困难，加上我全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郑爷爷经过组织批准，给我安排了工作，这样一来我能自食其力了，同时也为国家减轻了负担。1987年在左权县委书记陈厚裕的过问下，安排在麻田供销社工作。1988年到京出差，为麻田供销社卖金杯客货两用车。同年我第一次到黄俊爷爷家，秦静珍奶奶一见我，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她不停地说：“我和她的性格一样。”她问我：“现在是否就业？”。当她得知我参加了工作，来京是出差的，她表示：“这就好、这就好！你家在抗战期间为国家做出了大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从奶奶口中才得知黄俊爷爷已去世了。走时奶奶送我一张她和黄俊爷爷的双人照片，当做永久留念。奶奶得知我与爱人赵计廷（退伍军人）结婚三年未生育，就让黄理华奶叔带我去北京市妇产科医院，找最好的专家为我检查是什么原因不怀孕。并看望了我父亲的同学：常守真（工人日报社秘书长）、赵培蓝（人民日报报社编辑）、孙锁昌（原任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经理）。在与他们见面后才从他们口中得知李校长一直在关心我父亲。但他们并没敢和李校长谈我父亲光荣牺牲的事情。为此他们都向我道歉并解释，并不是他们知情不言，实因李校长年迈不敢谈及此事。现如今与我家仍有联系的父亲的同学还有贾爱昌（原任郑州铁路局新乡分局副局长）、李佩文（原武汉军区军医学校副校长）、乔廷晋（成都市冶金工业局副局长）。1990年7月18日我生下第一胎，女孩董宇，她是我父亲董爱珠（董艾珠）名下又一代开门立户之人！虽然我本人1991年在供销社进货途中不慎造成腰椎骨折，畸形愈合，但我学习我家先辈，决定走自食其力的路，没有上报工伤。至今25年了，我一直坚持走自食其力的路，为国家减轻负担！

    父亲您放心吧，您的老师、战友、同学没有忘记您，至从80年与我家有了联系，他们一直都在默默无闻地、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爱护着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对我的生父更是关怀备至！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家人，国家的访贫问苦来我们村，到家里就要求看看部队给家里颁发的牺牲证。看后对陪同人员说：“一定要照顾好烈士家人。如果烈士现在健在的话，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如果慢待了他的家人，不要说你们村里和县里了，就是省里也不给发放救济款了”。

    值得高兴的是，我的小女、您的外孙女今年该升大三了，她在北京财贸学院上学，她很争气，过五关斩六将，进入北京会计队（全北京市只有4人参加)，代表北京队参加国赛！她表示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学好文化知识，继承您未完成的事业，将来学业有成，一定要为国家多做贡献！ 

    正是这样我祖孙两人的千辛万苦寻找、千家万户访问，在1983年收到了写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烈士证书”——我父亲董艾珠。找到的英魂，找到了父亲，爷爷有了纸上的儿，我更有了“太行精神”。我的一家人将永远铭记这一精神，既是国魂，也是我的家训。                         

    后记

    我家原在上口村窜房住，直至土改后才分到了房子，结束了长久以来的窜房生活。

    初级社，我生父担任小队会计，高级社担任大队会计。60年至61年在太原化铜，还兼大队会计。60年12月15日（农历）生下我，经当时村委会与我祖父共同决定将我过房在董艾珠名下。从此我祖父就把对我父亲的思念都转在我的身上，对我关怀备至。走到哪都带着我，就连当时县领导刘宪云、赵代江、张生江、原民政局局长都认为我是我祖父的女儿，他是把双重爱都给予我了。我祖父1976年3月14日（农历）去世，享年80岁。生父董玉定于1962年在本县石匣水库修建时因公致残、双目失明（山西省水利档案中立一等功）。

    我作为一个女儿，很想写一写父亲，既记录一段历史，也传承一份家族情感。出于对父亲的敬仰和爱戴，真想好好写写父亲。当真正动笔写起来，困难比我想象的要大的多。写父亲的过程也是了解父亲的过程，越深入了解越是感觉到父亲的事迹伟大。虽然我尽了最大努力，但终因能力有限，浅思拙笔，仅能把父亲的点滴经历和我所知道的父亲，题粗线条地写出来，没有能力更全面地把立体、丰满、生动的父亲表现出来，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最后我想说，我写这本书受到了县统计局局长何君兰的大力支持，她所领导的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余，加班加点为我打印。还有对我写作加以指导和帮助的有（原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委员）张基祥、县老促会会长皇甫建伟、辽县抗战纪念馆馆长王艾甫等同志。我衷心邀请父亲的老师、同学、战友，能为老区建设指点一二，在您当年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再作贡献，老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丰功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