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永远不落的无名星——读董天祥撰写的红色家史
    段存章

    天上一颗星。
    地上一个人。
    一个人就是一颗星。

    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拜读董天祥撰写的《太行山上一颗永远不落的星——我的烈士父亲董艾珠》一书，她父亲不是“流星”，是一颗永远不落的无名星。她的革命家庭，几代人默默无闻为国家为民族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天祥的过继父亲董艾珠牺牲在解放战争最前线。“时年二十岁，他牺牲时部队的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当时职位是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五师作战参谋。”

    天祥的生父董玉定在社会主义建设工地负重伤。“他于1962年在本县石匣水库修建时因公致残，双目失明( 山西省水利厅档案中记载“立一等功”）”。

    天祥的祖母为保护八路军后代被敌人杀害了两个儿子。“1941年至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岁月，日军一年扫荡好几次 ，每次我祖母都是怀抱理华（奶孩）手拉着自己的孩子，有次返回家中，得知我三叔董小三和四叔董小四已被日本鬼子杀害。”

    天祥的祖父也为抗日出过力。“抗战时在桐峪三民校当厨师，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召开时，抽调他为会议做饭 40多天。他还先后为八路军首长做过饭，细心照顾伤病员，帮助代管前线作战指挥员的孩子……小小厨房里有大贡献！”

    董氏家族是在清代末期从河北省涉县更乐村逃荒落脚在辽县麻田镇南会村后的大塔沟。天祥的太祖父起早贪黑开荒多打粮，太祖母给富人家缝补衣服，节衣缩食，艰难度日，养成良好的家风。

    董天祥15岁时，“农历1976年3月14日祖父离世前把我叫到了炕前，郑重告诫我：“咱家的祖训是先国后家，不讲个人得失，宁愿天下人负我，决不允许我的子孙做损人利己的事。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相信党”。”

    董天祥是一名革命烈士的女儿。她说：“把那段红色历史传之后代，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为此，她多年走千山万水，进千家万户，用千辛万苦，收集千枝万叶，记录老一辈的革命足迹，编写文集出版，实属是一件太行精神的义举，可敬，可赞，可学！

    2012年11月28日

    写于北京春燕泥屋

    自序
 
    我名董天祥，饮着太行山的清漳河水长大，为自己生于左权，长于左权而骄傲。
    左权是一位八路军名将的名字，公元1942年9月18日，才改辽县为这个县名的。左权县原名辽县，地处太行山主脉西侧，位置独特，居险扼要，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辽县这个山区小县应历史之选择，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腹心，成为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
    八年抗战铸忠魂，名彪青史耀千秋。在那抗击外族侵略的岁月里，左权县是华北抗日指挥中枢的长期驻地，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
    仇恨可以忘记，历史却不能忘记。我作为一名革命烈士的女儿（过房的）把那段红色历史，传之后代，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
    我是一个写作还不入门的新手，我如实记述了一段革命史料，希望有关部门把我所写的能够当做纪念性文集出版，我感激不尽！

    2015年6月于麻田

    一 红色的家乡
 
    在太行山的中南段、山西省的东南部，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英雄县——左权县，她就是我的家乡。

    太行山巍峨挺拔，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这里将抗日游击战发展到了极致；以其为中心和依托的晋冀鲁豫和晋察冀根据地，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太行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解放区，在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1937年11月8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38年1月邓小平继任）的率领下进驻辽县西河头村，同时李箐玉、李雪峰、徐子荣领导的中共冀豫晋省委（ 后改为晋冀豫省委、晋冀豫区党委、太行区党委）也到达。1940年11月7日彭德怀副司令员，左权副参谋长率领八路军总部到达大林口村、武军寺村、上麻田村一带，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后任彭德怀，邓小平）带队到达下武村、上口村、上麻田村一带。                          

    左权县原名辽县。1942年5月25日在反抗日军大“扫荡”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因率部掩护总部和北方局首脑机关撤退时，不幸被日寇炮弹击中头部，壮烈地牺牲在辽县麻田镇十字岭上。7月八路军总部在麻田隆重召开了“左权将军追悼大会”，全区人民深深地为左权将军抗日救国的精神所感动，十万人民自发签名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以示纪念。后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9月18日县委、县政府在其驻地西黄漳村召开党政军民五千余人大会，纪念“九一八”十一周年暨辽县易名左权县典礼。从此《左权将军之歌》就传播开来，响彻太行。

    麻田镇地处太行根据地腹心，坐落在左权东南的太行峡谷中，频临清漳河畔，环村奇山林立，境内关隘险要，是晋冀豫三省的交界处，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她西依太行，东出平原，可攻可守。自1940年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进驻，近五年多之久。在这里指挥华北军民抗战，直到胜利。

    上口村便是我的出生地。她距上麻田村五里，距武军寺村六里，既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驻地，也是北方局党校、总部军工部的驻地，更是联络首脑的中间站。同时还是领导人居住的主要地方。 

    我的家乡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特别是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偏僻的小山城，就这样成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发祥地，就这样成了指挥华北军民坚持抗战的指挥中枢，就这样成了英雄的战斗腹心区。

    二  革命的家庭

    （一）贫苦农家

    在左权县麻田镇上口村有一户董姓人家就是我的家。在清代末期，我太爷爷和太奶奶从河北省涉县更乐村逃荒而来，先落脚在辽县麻田镇南会村后的大塔沟里。那个时候，大塔沟住着有六户人家，前沟住着四户，半沟住着一户，我家就只能在后沟找个地方建了个简易的棚子勉强住下来。不久，经山中邻居的介绍到南会村的富户家借下三斗高利贷米，暂时起步生活，实际上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主要依靠野菜来填肚子度日子。从此，就在这里开始了生活。

    我太爷爷是个十分勤劳的人，他起早贪黑，多开荒多耕种，从春天到秋后，逐渐地种上了谷子、玉米、高粱、黄豆、山药蛋、萝卜、菜根等多种农作物。那一年的年景较好，一下子收获了一担余粮。后来，才慢慢地开始自己动手用石头垒成墙，石板做成顶，建起了一处石头新房，由此实现了从简易棚搬出来住进新房子。到了冬天，天寒地冻不能再开荒了，我太爷爷就到山上打柴，到街市去卖柴；我太奶奶就给富人家缝补衣服或做针线女红卖出后添补家用。就这样一年四季忙忙落落，辛辛苦苦干一年的活也只能买回三斤白面，以便在过年、过元宵节时吃上一顿饺子。那一年家中生下一个女孩，便是我的大老姑。

    春节过后春暖花开，又开始了播种，种子下完后，再去开荒种地。与此同时，在山坡上还栽下了花椒树、核桃树、柿子树等。果木树开花结果了，在哪里的日子就此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我太爷爷和太奶奶在哪里生活了十余年，共生育四男两女六个孩子。常言道“好汉难养三张嘴”，而我家又是八口之家，生活就是那样的艰辛啊。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太爷爷由于人多嘴多，长期的艰苦生活，到1901年3月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了，加之缺医少药，无钱救治，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埋葬了太爷爷之后，老家更乐村的族人上来就要卖寡妇，此时沟里的邻居们就私下里给我太奶奶出主意，坚决不能让他（们）卖了，如果让卖了，孩子们可就苦了。于是我太奶奶拿定了主意，坚决不同意，他（们）也没有了办法，只好返回老家把我家的五间房子给便卖了。然而，这个人最后也没什么好结果，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再后来老家来人说，他是坏了良心，动了太岁之土，一命亡也！

    太爷爷去世后剩下了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六、七月里下雨连绵，加之山里虎狼成群，一到日落西山就得紧关房门不敢出入。那时在山里实在是不能住了，便托人在上南会村赁了一处三间旧房子住了下来，晚上住这里，白天照常在大塔沟种地。艰难的生活使孩子们不得不早出嫁早立业，大老姑13岁就嫁到武军寺村寨峪沟；二老姑14岁嫁到老家更乐村赵家（其家是清朝探花之后）。时间不长，太奶奶的娘家亲人（也是从涉县逃荒到上口村落户的人家）看到她们在南会村少依无靠，生活实在艰辛，才又介绍到上口村居住。那时还仍然在大塔沟种地。再后来，两个大点的儿子（我的大爷爷和二爷爷）在14、5岁时就都去给富人家当起了长工。此后不久，我太奶奶年老体弱，于1910年6月去世了。我的家从此也在上口村居住了下来。

    （二）首长勤务员的祖父（爷爷）

    我祖父（爷爷）董兴旺在董家里排行老三，生于1896年正月初十。因他从小在家经常帮助母亲做饭有了一定基础，后经人介绍到了辽县城石柱街的一所贫民学校做饭。那时，我四爷爷则是给富人家赶牲口跑运输。一家兄弟四人就此各奔前程了。我祖父在城里的贫民学校做了六年多的饭有了一点点积蓄，经人介绍于1920年3月与邻村（距上口村六里）的小目口村山上的赵家之女赵引弟结为夫妻。我祖母是她家一母所生的两儿四女中的第二个女儿。

    1924年9月1日，在上口村张来顺家住着董兴旺和赵引弟一对贫苦农家夫妻，在全家人的期盼之中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我的父亲——董艾珠。他也是我家来到辽县的董氏家的第三代传人。在生下我父亲后不久，我祖父怕我祖母一人带孩子又下地干活实在太劳累了，身体也吃不消，于是乎就辞去了贫民学校的工作，到离家15里路的桐峪村的三民学校当厨师，那时正好是为黄明、皇甫束玉、牛子谦等领导人服务。

    后来，我祖父由时任路东干校负责人冯廷章（冯瑞如）同志的介绍到泽城的叉峧村为左今夫（李伟）、侯长顺（侯步云）两位首长服务。但当左今夫负重伤后，冯廷章要抽调早已是路东干校厨师的我祖父去专门为左、侯（当时患有重病）及警卫员许太三人服务时，我祖父当时就想不通，主要原因是我祖父和我父亲共用着一条被子，他们一分开，一人就没被子盖了。他就说：“艾珠到哪念书，我就到哪做饭。”，冯廷章则说：“让老左给你一条被子，你就安心给老左他们做饭，好好伺候他两人吧。”，就这样我祖父就开始了给他们的后勤服务。在这期间，冯廷章也把他自己的儿子冯有生交给了我祖父，收养在那里。那个时侯很艰苦，我祖父既是厨师，还得为首长的安危负责！由于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一日三餐都是黑豆瓣，菜是几颗黑豆芽（到1943年就是以野菜当饭吃）。因为左、侯二位既是首长还是重伤重病人，边区政府给的最高待遇就是一天一人2斤小麦，4人共8斤小麦，（冯有生不在供应范围）发下来仍须自己加工。那时是用人力用碾子碾(由圆柱形的碾砣和承担碾砣的碾盘组成的)。领下小麦后都得由我祖父自己来加工。

    在反扫荡中我祖父肩负着重大使命，日夜为首长的安全着想。因警卫员许太刚16岁，首长不太放心，我祖父白天做饭、喂马、喂奶羊，还得在生产季节不失时地开荒、播种、收获，他在那里为了给首长增加营养还自己种了菜园；晚上还得给首长站岗，与日寇周旋，消息不好还得把首长安全转移到山洞，同时把两匹马、奶羊都要隐蔽好。尽管抗战时期形势非常恶劣，但党的领导人也常来看望。当时，敌人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冯廷章怕左今夫、侯长顺二位首长身体不能早日康复，一再叮嘱祖父“一定要伺候好、保护好首长，这二位同志是国家的栋梁，他们有大用是国家不可缺少的将才。将来你家有困难，他们是会帮助解决特大困难的”。祖父当时并未多想也不求有什么回报，只想共产党、八路军是穷人的大救星，就这样祖父夜以继日不分白昼地悉心照顾着首长。

    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召开时，临时抽调我祖父在那里做饭40多天，左、侯二首长暂由他人代做饭，一直到8月15日结束。这期间，我祖父一直挂念着左、侯二人和冯廷章的儿子冯有生的安危、生活起居等。那时冯廷章的儿子还很小，确实需要大人照顾。我祖父一返回，左今夫就紧紧握住我祖父的手不放，一边不住的说：“我和老侯已经请示上级了，以后无论有什么事情，也不让您离开咱们这里”。并让我祖父掌管钱财、处理一切后勤事务。事后，警卫员许太和我祖父谈：“这40多天，首长免了好多个做饭的，都不满意。听左、侯二位首长常常交谈说老董是在用心照管着咱二位和冯廷章的儿子啊，这样的好厨师咱可离不开啊！”当时，冯有生在那里睡觉所盖的被子，正中间有锅盖大的窟窿，每到晚上睡觉时我祖父就逗他玩：“有生败你冯廷章兴哩，这被子我要不给你盖衣服，不冻死你才怪哩。”，有生总是笑嘻嘻地回答说：“大爷我家现在的经济困难，咱两彼此彼此，您不是盖的老左大伯给你的被子吗？要不咱俩一起睡就冻不死了”。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最艰难的日子里，祖父担起了艰巨的任务。直到一九四三年春，首长养好伤后，把他们送到涉县赤岸村才知道“左今夫是李伟，侯长顺是侯步云”，他们到那里是和杨秀峰、李雪峰一块办公。虽然他们一致要带我祖父继续在那里做厨师工作，但是由于祖父身体不好积劳成疾，实在无法继续工作了，就申请回到了家，暂时与首长们停止了联系。

    解放后一着无法联想到，直到1980年取得联系后，李伟给我家的信中还多次提到：“如果没有你祖父的精心照顾，我就不能再多次为党和国家做贡献了”。并告知：“侯步云同志因久病不愈，早早就病故了”。

    （三）太行奶娘般的祖母(奶奶）

    我祖母（奶奶）赵引弟生于农历1905年8月，她一生育有五男一女，六个孩子。大儿子是我过房父亲董艾珠；二儿子是我生父董玉定；三儿子叫董小三；四儿子叫董小四；五儿子出生后便不幸夭折；女儿董先云仅有短短的八年生命就因生病(因当时医疗不先进加之家境贫寒耽误)匆匆辞世。

    我祖母赵引弟和我祖父有着同样的经历和太行奶娘一样的伟大。抗战时期，我家住在上口村张玉锁家的南房，赖政委住在张玉锁的西房，郑思远、武光汤、石师长（据村里老人说是刘伯承师长）住在王占元家的东房。他们对我家非常了解，知道我祖父和我父亲都是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人，于是对我祖母很是放心。当时赖政委就亲自交给我家一个女娃名叫福贞（名字现在不知道是否有变），让我家扶养。1941年冬天，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俊（总部在麻田镇时，他是八路军总部总政治部卫生处副处长）把他的长子黄理华，从武军寺的山上接到我家，让我祖母继续奶理华。1941至1943 年是抗战最艰难的岁月，日军一年扫荡好几次，每次来扫荡我祖母都是怀抱着理华，和我生父（他是1936年8月初九生）二人手拉我的三叔、四叔、养姑跑往山上隐藏 。好在消息都是赖政委通知我家，因为我祖父常年不在家中，能让我祖母早一点带领孩子们逃到她娘家小目口村附近的大山沟里。

    我祖母是公认的好人才，人长得端正，个子高挑，然而一双小脚走起路来却非常困难，可以想到她怀抱一个手拉一个在逃难的山路上会是多么的艰难。有一次鬼子不知道接到什么汉奸的报告，对我上口村突然扫荡，可是这次赖政委他们没赶上提前通知我奶奶，看来敌人这次可是有备而来，我奶奶真是急坏了，叫上福贞和我生父抱着理华就要跑，福贞比我生父大2岁就要去招呼我的另两个叔叔，我奶奶急坏了，就是大叫“都来不及了”。她告我养姑福贞说：“就让他们俩在家吧，不然咱娘三谁也跑不了，我不能没有理华和你啊”。趁着夜色他们躲进了小目口村的深沟。她背着我养姑手脚并用，趴着来回上了三次山峰。 原来我生父、我奶叔是用一根长带子绑在她的背上了，一着背过了天明。她回头一看，吓出一身冷汗，那山峰太陡峭了，她两腿打颤不敢下来。就是这样，为了八路军的后代，为了福贞、小理华，她真是豁出命来啊！当返回家中，得知我三叔董小三和四叔董小四皆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此乃悲痛欲绝啊！随即，赖政委跑过来，看到我养姑和理华很安全，就几次连声说：“你太伟大了，一个弱女子在痛失两个爱子的情况下能如此坚强，真不简单”。后来我养姑福贞就被接走了。但是，我养姑在我家奶养期间，从没见她家人来看过，一直是赖政委和石师长在关心着。我现在猜想可能是烈士遗孤吧。

    在抗战艰难的日子里，我祖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坚强地挺着，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奶儿黄理华。黄俊的爱人和我祖母最要好，经常来探望孩子和我祖母，后来我祖母病了，实在无力照顾理华了，就和她说再给理华找个靠得住的人家保养吧。那时，理华已经不吃奶了，后来理华是在麻田村让王巧鱼照看了。期间，我祖父去看过两次。一次是和黄俊一起去的，黄俊一进门就说：“理华看谁来看你了”。理华一眼认出了我祖父，飞快地跑了过来抱住我祖父说：“是上口奶爹”。当看到我祖父手拿着的烧饼时，理华就对爸爸黄俊说：“我奶爹最跟我和我养姐亲了，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带的好吃的都是给我和养姐吃的，养姐一走就让我一人吃”。在理华接走后，黄俊的爱人还经常来给我祖母送药。1944年冬天，黄俊的爱人再次来我家送药时，正好遇上我奶奶去世出殡，她见此情就把药顺手一丢，便扶棺痛哭起来。这也许就是她与我祖母交情之深，冥冥之中就好像是上天的安排。黄俊爱人正好赶上送我祖母一程（我祖母去世于1944年冬天）。

    三   英勇的父亲

    （一）学习中战斗  战斗中学习

    我父亲董艾珠，农历1924年9月1日生于辽县麻田镇上口村。读小学时，曾担任儿童团长，带领同学们在路上站岗放哨，他们个个手拿红缨枪，莫看他们人小却志气高，各个路口都有儿童团员在站岗，盘查过路行人，问要路条，如没路条就押送村公所。1937年，他初小毕业，当时我祖父正好在桐峪三民学校当厨师，我父亲就到了三民学校读书。当校长黄明、皇甫束玉看到我父亲非常聪慧，就很是喜欢，决定让我父亲半工半读继续完成学业。后来皇甫束玉调走了，牛子谦接任该校校长。

    1939年冬天，我父亲由三民校考入晋东南路东干部学校（简称路东干校）。路东干校是太行区党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所培训革命抗日干部的学校。为了便于对敌斗争，那时晋东南分为路东、路西。路东为太行，路西为太岳。 路东干校由此得名。路东干校的地址是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泽城村。当时负责人是冯廷章（冯瑞如），在校讲课的有徐平、左今夫（李伟）等同志。

    学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全校设大队、中队。大队长姓王（是个老红军），下设中队。每晚全校学生集合，由大队长训话，通常都由中队长主持。军事生活相当紧张，我父亲帮助指导同学练枪法、投弹（手榴弹实弹投掷）。晚上睡觉后，经常进行紧急集合，做军事演习，以提高大家的革命警惕性和军事行动的快速性。学习的主要是政治时事，并以班为单位学习讨论。

    1940年初，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前身，以下简称冀太联办）成立后，就筹建太行抗战建国学院，吸收包括敌占区、蒋管区以及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参加。学院由王振华、张柏园两同志负责，杨秀峰同志任名誉院长。院址在泽城村。路东干校于1940年春移驻黎城县东崖底村。

    1940年春，路东干校已改名为太行中学。学校在黎城县东崖底村。当时的生活相当艰苦。由于经济困难，伙食主要是高粱米和黑豆瓣粥或干饭。吃高粱米大便干燥，吃黑豆瓣粥又拉稀。但大家都理解革命的艰苦，毫无怨言，愉快地过着艰苦紧张的军事生活。

    同年夏天，路东干校一分为二——抗战建国学院和太行中学。太行中学由冯廷章带领，迁移到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为时不久，又迁到黎城县东崖底村。后来，冯廷章同志调离学校，李棣华校长来校领导学校工作。再后来，冀西中学也合并过来了。

    到东崖底后，对学员进行测验、分班，按考试成绩和年龄分为速成班、正规班和预备班三种班级。正规班又分为两个班，我父亲是在正规班。分班后即进入正规的文化学习。课程主要有：语文、数学、历史、政治等。当时的教材都是由老师亲自编写，油印后发给大家。语文老师傅良、数学老师高亦平，他们讲课很有经验，深入浅出，讲解透彻，学生们获益匪浅。

    东崖底的生活，依然十分艰苦，仍然吃高粱米、黑豆瓣。一次吃谷子磨的面糊糊时，由于糠皮太粗，不少同学拉不出屎来，憋得实在是难受，若不多吃又饿得慌。小麦收了之后，才能吃到白面，但定量标准低，只能喝点稀溜溜的汤面，不耐饿啊。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学校就暂时休课，全体同学组织起来，分头去做宣传工作，广泛宣传百团大战的战绩和意义。深秋季节，日寇进行报复性扫荡。教导员江冬同志和我父亲董艾珠带领同学们转战在黎城、辽县一带。那时正是秋雨连绵，山路泥泞，夜行军只能前后手拉手摸索着前进，宿营时钻在麦秸垛里休息，就这样坚持了半个多月的紧张的战斗生活。反扫荡结束后，即转移到涉县偏城村、杨家庄村一带，分别驻在杨家庄村、木口村、东峧村、西峧村。

    （二）在三次反“扫荡”中
   
    1.第一次反扫荡

    1941年，日寇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腹心区的年关大扫荡。太行一中当时在偏城县（原为黎城县的一部分，当时单独设县，现属河北省涉县）西部的杨家庄村。当日寇向我腹地进逼之时，学校决定：全校以班为单位分散转移，并尽可能转至敌人包围圈外，以保证同学们的安全。我父亲这个班是年龄最低的年级，约有数10人，年龄大多为十三四岁。在美术老师田嘉琳与我父亲的带领下，由杨家庄村出发，向南经索堡镇、涉县城、故县镇，再向西南进入山西省平顺县境内，涉水渡过了冰冷的浊漳河。渡河时，由于河水水深水急，年龄较大的男同学就往返渡河数次。先运送行李背包，再护送女同学过河。接着向平顺县东部的大山中继续前进，在苤兰岩、虹梯关等村庄住了下来。在这里还进行了一段课程，利用转移的间隙进行学习。在一小山村，大家还借用了老乡的炊具，围在一起包饺子，度过了1942年元旦。
 
    元旦过后，根据地中心地带正遭遇敌人的合击，而学生们所在地区则相对平静，但严寒的冬季也使大家吃了不少苦。多数人还身穿单衣，当地群众生活困难，学生只能在群众让出的房子里铺些地草席就地而卧。后来到达平顺县城，反扫荡斗争已取得了胜利，敌军已分头撤退，学生立即起程，由原路返回驻地杨家庄村。

   2.第二次反扫荡

    1942年5月，第二次反扫荡。因我父亲战斗经验丰富，常与老师带队将同学们转移至安全地带。遇上严重危险的情况，我父亲不仅要帮江冬老师先将学生带领至安全地带，还要再设法找到田嘉林老师和他一块带领的学生们一同转移。常常在同一次反扫荡中往返多次，寻找掉队同学并将其领到安全地带与其他学生会合。他机智过人，人小目标不大，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这一优势使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2年4月底，太行一中的同学们，正在筹备纪念五四青年节和五五学习节（5月5日为马克思诞辰日）。一天上午两节课后，学生们准备写稿件出墙报，突然接到紧急通知，紧急集合说：日寇已兵分几路向我根据地中心区合围而来，距学校驻地已不远，要求立刻出发，进行反扫荡。这个班级，因年龄最小，所以由李棣华校长与我父亲董艾珠直接带领向东出发，途径偏城县，再向东刚进入一个小山沟，此刻敌机已在上空盘旋，并向附近投弹、扫射，学生们则就地隐蔽。到下午四五点，敌机飞去后学生们才继续向东转移。在这之后的几天里，学生们在偏城县的东部、北部，在敌机和地面的合围下，昼夜行军，仍未能突出敌人的合击圈，只能在山岭上、沟谷中利用其特有的地形与敌人周旋。那时，由我父亲与几名有战斗经验的同学多次侦察敌情，以确定转移方向。每遇侦察人员不幸未归时或情况突变时，大队就紧急转移。正是这样，有些担负侦察工作的学生就与大队失去了联系。因父亲可胜任各种突发情况，故每次侦察我父亲都是不可或缺的人员之一。就这样，这支学生小队中的小同学和女同学的比例就日益增大，由部队调来学习的有战斗经验的同学就越来越少了。加之过度疲劳和饥饿，李棣华校长担心小同学和女同学掉队，常由我父亲来收尾，由班主任和向导走在最前头领队。

   夜间行军，为了不使人员掉队，每个人的背包上都栓着一条白毛巾，给随后的人员指引目标，每个人都望着前面的白毛巾，一个跟一个以免掉队。有一次，前面向导在岔路口辨别方向时，队伍停了一会，大家就地站着不由自主的睡着了。当队伍继续前进了一段路程后，发现后一半队伍没跟上来，便又派人返回寻找，才发现那半同学还在原地站着进入了梦乡。站着睡觉这是确确实实的，抗日战争时期每个人都曾亲身经历过，甚至在行进中，边走边睡也是常有的。

    有一天下午，师生们到达偏城县北部与山西省辽县交界的地方。那里战斗异常激烈，整整一下午，枪炮声不绝，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师生们不能前进就地隐蔽。傍晚时，枪声渐稀，师生又向北移动，不久便与八路军总部的队伍（当时称为干部团）迎头相遇，师生们则在路边停下来，让干部团的队伍先行通过。看着他们高唱战歌，宣传队的啦啦队前呼后应，歌声此起彼伏，战士们战情高昂，队伍浩浩荡荡而去。师生们，这一群没有战斗经验的队伍，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行军走路都怕因响声太大引来不测，而干部团的战士们是那样的乐观，士气是那么的高，表现出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这对师生们是一种很大的鼓舞，使师生们更增加了战胜日寇取得反扫荡胜利的信心。师生们继续北去，在午夜时分，到达一个山岭上。在明亮的月光下，清楚的看到牺牲了的战士遗体，还有战马的尸体，树丛中烈火还在熊熊燃烧，同学们无不悲愤，一个个默默的从牺牲战友的身边走过，向他们的遗体告别，脚步之轻像是怕惊醒睡梦中的襁褓。我父亲向大家介绍，先前所经过的这个山岭就是干部团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地方，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的地方——十字岭。

    有一次夜间行军途中，队伍停在了一棵野杏树下，开始未发觉，后来有人闻到一股野果的香味，便把树枝扯下来摸，才发现满树的野青杏，于是正在饥渴难耐的师生们，便摘下野杏，狼吞虎咽了一顿。

    师生们又到达了偏城县东部靠近武安县的一个叫黑龙洞的地方。在那里遇到了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队伍，日寇正向他们和附近一些其他单位的队伍进行合击围剿，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师生们一面派人和他们联系，同时就地隐蔽。待天黑后，师生们继续向南转移。夜间行军途中，在沿一条小河前进时，突然发现前面有情况，误以为与敌人遭遇了，走在前面带枪的同学立刻子弹上膛，喊出了口令：“哪一部分？”，对方回答说“道清部的”，这才发现是自己人，而且是太行一中的另一个班的学生。当时太行一中以太行区南部的一条铁路——道清铁路为自己的代号，故名道清部。一中两个班级的同学就地互相握手问候，并交换了敌情和转移方向等后又各自分开。第二天上到一座较高山峰的山腰，俯视山下有了村庄叫郭庄村，此时敌人正盘踞村中，白天搜山抢掠，夜晚龟缩村里，村外燃起大火，以防我军民的袭击。师生们白天在山中分散隐蔽，各人自找隐身点，只要有可能就集中起来上课，一有紧急情况，立刻分头隐蔽；夜晚派学生三五人下山到小村中借粮，天亮前抬到山上，每人分一小碗小米饭。有时情况紧急，不能下山或下山的人未能找到粮食，则大家只能挨饿。泉水是师生们的天然饮料，但也要乘夜摸下沟中去提水，每人每天可分到1-2杯水。在这里一直坚持到反扫荡胜利结束。在师生们隐身的这座山的南簏，是由郭庄村通往鹿头镇的一条大路，在山上曾目睹了日军由此路逃窜的情景。在这条大路的北侧，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寺庙——龙泉寺，师生们以进驻龙泉寺来迎接反扫荡的胜利。进寺后，所有的神堂大殿都作为学生的集体宿舍，并在四周搭起了大棚，自己动手修建教室，以石头为桌凳，立即开始了上课。不久，太行一中的其它几个班级，也先后由杨家庄村迁来龙泉寺。在龙泉寺举行了全校反扫荡胜利会师大会，大会上群情激愤，高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歌声响彻山谷、寺庙、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