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影视片上炮火连天的场面，似乎我已身在其中；每当听到乐队中铿锵震耳的军号声，尤如我又奔向那越壕冲锋的战场；每当走在平坦的公路上，好象有多少先烈的血肉将它凝聚铺平；每当登上那高山峻岭，又怎能不反映出战火中永生的英姿。种种回忆，种种思念，构成了一幅幅特定的历史画面，常使我激动不已。在这有生之年，总想将这些曲折的经历，老一代的奋斗精神，用文字体现出来，以予子孙多启迪。这乃我回顾人生经历之心衷。

    一、历艰辛 童年尝尽人间苦  闯乱世 少年出征当八路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已听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扶持伪满政权实施间接统治。不甘亡国受辱的中国人民心潮澎湃，欲血奋战，在全国迅速掀起了救亡运动。抗日浪潮此起彼伏，抗日烽火燃遍白山黑水之间，使侵略者不得安宁。然而这却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扩大侵华的借口，于1937年在北京“芦沟桥”一手制造了“七•七”事变，爆发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官兵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实行“安内必先攘内”的不抵抗政策，主动弃土后撤，使大部分国土沦陷。

    亡国即意味着老百姓的遭殃，当年我正处11岁童年，爷爷早逝，父母常年靠做苦工谋生。动荡的局势、黑暗的社会靠做苦工连自己都难维持，更甭别说能够照顾一家人了。生活所迫我的父亲总是这里帮工，那里找活，每天一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历尽了千辛万苦。天知道刻薄的收入加上苛捐杂税，终日辛苦，到头来还是一贫如洗，全家人几乎到了衣不遮体、饥难裹腹的地步。骨瘦如柴的我被人们雅称“小瘦”，整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哪有当今儿童背着书包上学堂的福份，孩提时期能上学在那时将是穷人们的天方夜谭，想也不敢想的事。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以独立混成第3旅团和第114师团各一部分共3700余人，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全面“扫荡”。进而占据了边缘区之隆平、柏乡、宁南、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塘等县城。这时在冀南地区的国民党冀察战区司令鹿钟麟在蒋匪当局的纵恿下卖国求荣，不但不求抗日，反而加紧与中共和八路军的摩擦。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129师，以全民族的彻底解放为重，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直接率领下，以太行山区为中心，开创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陈再道同志在党的统一部署下，则组织东进纵队到冀南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华北平原到处发出要求自卫、要求抗日的呼声，受尽欺凌的人民群众不甘做亡国奴，纷纷拿起武器，组织武装，抗日游击队象雨后春笋在各地争相组成，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我的父亲崔书堂在此影响下，秘密参加了党的组织，以村干部的名义（当时任村会计），积极为八路军筹备军粮、军鞋、运送伤员。有一次在秘密为八路军运送军粮中，被敌发现，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冒死突围，险些伤了性命。我二叔崔芝汉任宁南县抗日政府一区农会主任，三叔崔维中任三区区长，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给了日伪以狠狠的打击。

    边区游击战的深入开展，引起了敌伪的仇视，发誓要彻底消灭敌后游击队，摧毁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曾悬赏十万大洋捉拿崔维中、崔芝汉。一次，日伪组织两个大队对我村实施了突然包围，妄想捉拿游击队员，由于内线提前透露了消息，游击队员及时转移。狗急跳墙的日伪军，见没能抓到抗日游击队，就以共党嫌疑人的名义，将我父亲和县公安员杨文尧同志的父母抓到冯家台据点，要“杀鸡给猴看”。残酷的日本鬼子对我的父亲进行严刑烤打和非人的摧残，我父亲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什么也没透露。冯家台伪村长贾树芬（八路军地下情报员）极力采取保护措施，首先发动本村1000多名村民在敌岗楼前求饶，由于我父亲原在冯家台窖厂做工七、八年，群众基础较好，都去冒死力保，再加上我地下工作者在内部通融，日本鬼子终于放出了我的父亲。临进阎王殿的他死里逃生，总算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1940年8月，我村因遭水灾，粮食绝收，父母眼看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求生待哺，同时还须整天提防日伪军抓“共匪”亲属。父亲一咬牙就带着14岁的我到石家庄逃难。

    来到石家庄以后，这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哪有我们这些穷苦人的活路。为求生路整整奔波了两天，就连母亲给我们随身带的一点糠菜干粮也吃光了，而父亲还是没能找到活干。我们只好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于街头、桥边。就这样，我们苦熬了几天，父亲终于从一家富商那里租到一辆东洋车，以拉东洋车为业，这也总算有了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

    为了能够减轻父亲的一点负担，我则每日走街串巷，乞讨充饥。有一天，当我乞讨到正太铁路大石桥时，看到一伙同龄的穷孩子，帮拉东洋车上桥的车夫推车，每推到桥上时，还能从车夫或坐车人那里得到一分钱。看到后，我就放弃了乞讨生活，加入了这一行列。当日我挣到了7分钱，回到住处想让父亲高兴一下，可父亲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样高兴，只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看来你已经长大了，也能挣上几个小钱啦，只是以后要受更多的苦了。”

    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便宜钱哪有我们这些穷人挣的。在我开始推车挣钱的时候，就是这些穷孩子间也有欺生现象，因我个小力薄，有时在争活时，常常被那些稍大一点的孩子打的遍体磷伤，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天，好不容易挣得一、二角钱，还被那些地头蛇无情地抢了去。有的车夫也是非常刁钻，见你推车他就不使劲了，当努力为他推到桥上时，他们又以没让我们推车为由一分钱也不给。平时稍不注意还会受那些有钱人的冷眼、谩骂、污辱，甚至拳打脚踢。

    世道沧桑，我幼雅的心灵也同时受到了各种冲击。一想到我自己怎样象一个落难者似的，被抛在重重海洋之间，被弃在没有人烟的荒野里，没有出头之日，常常会忧心如焚。

    1940年10月，有一个非穷人打扮的汉子，头发梳的溜光，上身穿半新黑绸褂，下身穿黑裤子，脚穿尖口鞋白袜子，象个日本汉奸。他来到我们这伙流浪儿中间，正言说到：“我是这里的生意人，有几个盟友在铁路上供事，转告我铁路上招工，待遇很高，不但管吃管住，每天还能给四角钱，工作也轻闲自在，你们去不去？”我们一听很有吸引力，就跟着他来到了火车站。

    到火车站一看，被“招”来的不仅只是我们这些孩子，连同大人一共有好几百人，并且个个都被日本人给编了号。这时我想走但也走不成了，临近中午时分，我们每个人得到了一盒又黑又脏的大米饭，就被驱赶着上了一辆闷灌车。在路上听押车的讲，我们已被卖给了日本人，日本人要把我们运往太原修铁路、挖煤窖。

    这时后悔也已经晚了，我只是想着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可能会遭到的苦难。想起我那日夜艰辛、苦熬终日而又不知儿子去向的父亲，想起我那疾病缠身而又为我们操碎了心的母亲。我后悔遇事没能跟父亲商量，此时我的泪水不由地润湿了面颊。

    在火车快行至井陉县时，因山体滑坡铁路被堵，火车被迫停了下来，这时天色已黑，我们被日本人驱赶下车，强行搬石修路。因没有工具，我们只能靠手搬肩扛，搬运石块的时间一长，手上肩上都被磨破了，鲜血直流。由于是夜里劳动，天黑地暗，每个人的身上都被磕碰的青一块紫一块。稍不注意，还会遭到日本监工的鞭打枪击。

    由于山体不断的滑坡，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样我们在日本鬼子刺刀的逼迫下，连干了两天三夜，劳动中给我们吃的是半生半熟、一半是米一半是砂的又黑又脏的米饭，简直无法下咽。有些体弱多病的人，经不起这种残酷的折磨，竟过早地丧失了年轻的生命。

    在铁路快要修好的第三个夜晚，有一位新河县难友问我：“你想不想逃走？”我捉摸着不逃反正也没有多少活路，就答道：“想逃”。他说：“那好，我估计在被堵铁路的那边肯定也会有向石家庄方向待发的火车，我们可趁夜晚敌人不注意时，溜到那边，如果有车那就方便多了。”我们边干边寻找机会，大概到凌晨三点左右，受阻路段修通了，当时人员较乱，我俩趁人不备，顺着铁路沟向被堵路段的那一端摸去。走出去大约半里路，没听到后面有什么异常的动静，同时看到前面停了一列开往石家庄方向的敞盖货车。我俩见四下无人，就偷偷蹬上了其中一节车箱。辛好车内没装多少货物，我俩就躲到这节车箱的一个角落，用盖货物的布片遮盖住自己。没多久，由于疲倦劳累，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一声汽笛长鸣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火车也随即起动了。我把布悄悄地拉开一条缝，向外看了看，天刚朦朦亮。又是一声汽笛响过，火车速度加快，这时那位新河老乡轻轻触我一下说：“这下没事了，只是你敢不敢跳车。”这下我可傻眼了：“火车这么快，我们怎么跳呀。”他说：“不跳也得跳，我们不能等到火车进站，那样我们就等于送死。”接着说：“不过，我们可在火车进站前，车速慢下来的时候再跳。”随后他就把跳车的方法向我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且还给我做了个示范动作。

    在快到石家庄的时候，火车稍微慢了下来，与我同行的那位老乡最后向我嘱咐了一句：“不要怕，一定记住跳车的方法，不跳就没命啦！”说完他就很熟练地跃上车箱上的攀梯，面向车行的方向跳了下去。

    我的心顿时紧张了起来，火车有些减速，我估计火车快要进站了，在“不跳就没命啦”的警告下，我就学着他的样子，跳了下去。在跳下的同时，我双手抱住头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连跑带滚，等停下来后，竟然没有摔伤。我随即站起来，瞧了瞧那位同行伙伴的下落，已是不见踪影，估摸着已在二三里之外了，看来他也不会再来找我了，还是先各自逃命吧，就这样快到中午时，我赶回到了石家庄。

    回到石家庄后，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发动了所有认识的人四处找我，眼见我平安地回来了，看得出他是又急又气又是高兴。听了我的遭遇后，他那红肿的双眼再次浸满了泪水。为了避免再次上当受骗，我就没有另找其它活干，重又回到了大石桥下面，继续帮助别人推车挣小钱，以维持当日生活，这样一直干到了年底才回老家。

    1941年初春，青黄不接，家中又无积粮，在家待着眼看就要到了贫困潦倒的地步。正无出路之机，经我外祖母介绍到一富户家扛长活，说好一年的工钱是给30斤小米、120斤红高粮。这样我就到了那里开始了长工生活。

    回想起这段经历，真使我泪欲穿心。当年才刚步入15岁，人长得又矮又瘦，吃得是难以挂齿的汤糊糊，穿得是补钉摞补钉的破单衣，干得全是大人的活计。诸如：挑水、磨面、耕作、喂牲口，承受了童年难以承受的苦难，辛辛苦苦熬了一年，我想须向雇主结账了。

    谁知我找到雇主老婆，还没容我多说，即遭到他的一派违言，什么今年麦季蝗虫成灾，颗粒无收啦，什么秋苗都被蝗虫吃尽啦，使尽各种伎俩就是不肯结账。一个富裕的家庭，耍尽无赖，欺负我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真是欲可忍孰不可忍。在我举目无亲的他乡陌土，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又有谁能为我一个外乡的穷孩子做主呢。此时我很想念我的母亲，她在这灾荒之年，由于操劳过度，食不裹腹，衣不御寒，致使积劳成疾，伤寒病重而亡。我满希望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全家人挣得一点饭食，以为父亲分担一些忧愁，哪曾想这最后一点希望也变成了泡影。不给也罢，反正再给多少钱粮也救不醒我那善良的母亲了，气愤之极，趁夜晚我抱着被子回到了老家。

    春节将要到了，虽在那种民不聊生的岁月里，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也能找出一点天真的快乐，然而我连这仅有几天的快乐也享受不到。当时我的家境是清冷而凄凉，母亲过早的去逝给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失去母爱的弟弟年刚12岁就随着乞丐们到处讨要，妹妹5岁在父亲身边也尝尽了人间痛苦，亡国与天灾人祸于今方知它是个什么滋味。

    1943年1月，我八路军129师为对付敌在我冀南根据地“扫荡”和蚕食，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袭击和夺取日伪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以配合正面的反蚕食斗争。那时冀南军区第25团正住在我村，我就找到部队首长，坚决要求参军。

    部队领导见我年龄尚小，怕我经不起部队东奔西跑、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不管我怎么缠磨总是不同意。后经我村民兵连长杨殿林极力推荐，并对我本人及家庭状况详细进行了介绍，从而感动了部队首长，同意我参加了八路军，从此我就迈向了人生难忘的浴血奋战路程。

    二、打日本 敌后游击拔据点  求解放 东奔西杀斗日顽

    参军后，团首长把我分配到了团卫生队，卫生队长潘家勋待人亲和，技术高超，在队里威信很高。报到后他就优先派我到卫生培训班里去学习，以提高专业技能。

    那时的学习，并不是固定在一所学校里，而是象游击队一样，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在那个店，穿插于敌缝隙之间边走边学。

    一次敌人倾巢出动“扫荡”根据地，我卫生队却游到了敌碉堡林立的耿庄桥镇，宁南边区区长张子固同志把我们安排到一户大地主家，说：“这里最安全，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住在维持会长家里，即便敌人来了，这里通往杨家台方向的墙壁全打通了，随时都能安全转移。你们只管好好学习，我保证你们出不了任何问题。”在这一地点我们停留的时间最长，稳稳当当地学习了三天，又随部队转移到了他乡。

    在卫生培训班学习期间，除学习文化课和必修的专业知识外，还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到我们穷人受苦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欺压造成的，只有跟着共产党，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起新中国，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些新颖的革命道理，开阔了我的视野，坚定了我革命到底的信念。所以在学习中能够刻苦钻研，拼力攻读。

    经过一年的学习，我基本上掌握了战地抢救、急症处理、常见病防治及100多种苏联药物识别等医科知识。在文化课方面也学到了不少知识，脱离了“文盲”队伍。

    我们在游击区里学习，实战结合很紧密，什么日常日语对话、医用俄文翻译、游击区专用“瞎子语”（地下活动暗语），学习的是非常流利。实习中的对象伤病员处处都有，随时都有实践机会，处于枪林弹雨中的环境比和平环境更能锻炼人，我们卫生培训班的学员全都圆满地完成了学业。

    1944年1月9日，我被配属到了三营八连担任卫生员，负责战时连队的医务工作。当时，敌后战场的形势出现了明显的转折。日军已经无力对根据地实行全区性的“扫荡”，为了迎接全国大反攻，我冀鲁豫部队，抓住敌人兵力调整、守备力量薄弱的时机，接连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在这一时期中，三营参加了多次进攻战斗，各连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和考验。

    1944年1月10日，也就是我刚下连的第二天，三营营长梁光荣带领全营利用风雪迷漫的夜晚，急行军20公里将河北巨鹿县的日军据点台头炮楼包围。我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日军一个小队彻底消灭，俘虏伪军36人，我连轻伤4人，重伤1人。这批伤病员经我及时包扎抢救和精心护理，均脱离了危险。

    通过这次战斗，不但锻炼了我的意志，而且使我所学的卫生专业知识得到了巩固和提高，更使我高兴的是亲眼目睹了昔日张牙舞爪的日伪军，今日却变成了一副副脓包相，从中也使我深切地理解到，胜利对于人民来说是多么高尚。

    战后我团迅速西撤，在周家庄经短暂休整，立即投入对辛庄据点的进攻准备。据侦察此据点不但人多装备精良，而且三座炮楼互成犄角，如果强攻硬拼，我军势必会受到侧击，造成不必要的伤亡。经团首长分析研究，决心采取挖掘地道炸毁敌碉堡的战术，彻底消灭这股顽军。

    2月2日，我25团在团长李建山的率领下，将辛庄伪据点团团包围。根据作战部署，一营负责打援，二营负责包围，三营组织全部力量挖掘地道，实施主要攻击。

    这样我三营经过两个昼夜的坑道作业，地道直挖到敌人的炮楼底下，然后填装好炸药。总攻信号一发起后，只听一声巨响，敌三座炮楼瞬时被炸成一片废墟。我七连、八连从翼侧迅速发起冲击，一举解决了战斗。此次战斗，毙敌34人、伤敌44人、俘虏36人，缴获长短枪31支，歪把机枪4挺。我仅伤4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

    为了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反动顽军，团派出我三营对新河外围敌警备队、保安队、维持会实施歼灭性打击。

    3月15日深夜，我三营在营长梁光荣的带领下，秘密接近敌驻地，并派出八连一排警戒打援。三个连从不同的方向登梯翻墙过去，以快速闪击战术，将敌人从被窝里挖出，一举俘获敌伪320人，缴获手枪21支、长枪230支、机枪7挺，彻底摧毁了敌警备队、保安队和维持会。

    此时，天已朦朦亮，顾及城内驻扎有1000多名日军和伪大队增援，我营立即撤退，并派一通信员通知一排撤出警戒。不略，通信员的行动被敌碉堡内日军发现，乱枪击倒壮烈牺牲。一排在没有接到后撤命令的情况下，突然被日军层层包围。他们在即无退路，又无外援的危机关头，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战斗，最后被逼到一个村的死胡同内，终因寡不敌众，地形不利，一排32人除一人脱险全部壮烈牺牲。日军对我八路军英勇作战的精神也受到极大感染，对我烈士们给予了集体掩埋。

    战后，我军迅速撤到新河县王府村，准备临时整军，就在这时，通过情报得知：新河日军怕我对他采取行动，准备向艾辛庄方向撤退。我25团为抓住战机，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进一步巩固扩大根据地，迅速从王府村机动至新河县荆庄刘公堤伏击敌人。

    下午2时左右，黄乎乎的一队日寇果然向这里奔来。我摆在刘公堤一线的三个营待敌人靠近，只听一声令下，机枪手榴弹声响成一片，给了日军一顿迎头痛击，日军丢下80多具尸体，踏着庄稼地边打边向北溃逃，我们追杀了一段，回头开始打扫战场，俘虏了日军11人，缴获炮车53辆。

    部队略作战事休整，即来到掩埋烈士的坑前，将31名烈士全部挖出，每名烈士一具棺材。全团壮严地召开了追悼大会，护送遗体至新河南关，进行了精心的安葬，1944年5月，在纵队的统一部署下，我团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开始了猛烈的反攻。

    第一目标是打邯郸之敌。5月底，我团被调到邯郸永年一带，准备攻打在永年县城驻扎的土匪顽军。可是当时永年县城被城外近二华里的水域包围，无法靠近。团决定用木筏渡河，先攻占县城西关的一个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