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营于6月4日准备了12只木筏和7只帆船，船头上都扎好挡枪弹的湿被子，架好机枪，趁着夜色朦胧，乘木筏和帆船开始攻打西关。当我们划至西关据点附近时，这股由土匪转换成的伪军思想特别顽固，拼命反抗，机枪钢炮火力猛打乱炸，我水上接敌非常困难，其中有两只木筏被击沉，36名战士沉没于水中。划船人员前赴后继，倒下一个，船舱内再上去一个，继续向前猛划，船头上的机枪不停地压制敌人，八连副指导员头顶上被子弹扫了一个豁口，还拼命地怒吼着他手中的机枪。我勇敢的八路军战士很快就逼近到了敌据点底下，敌一看大势所趋，扔下枪支，全部投降。

    继而我营开始攻打永年县城，城内守敌占据有利地形和火力优势，将我封锁在西关北面水域内的一个大土包上，前进受阻。当时团指挥所也没下达任何指示，一直对峙到第二天夜晚，二营才把我们替换到水域外，结果城内的敌人也没能被消灭。

    后来，上级命令我团返赴巨鹿县城歼敌，我团于6月26日赶到巨鹿附近，准备在27日夜晚攻打巨鹿。卫生队长潘家勋因是本地人，地形熟悉，他带领我们卫生队抄近路，提前赶到城郊，很快得知敌已逃往隆尧县天口据点。随后，我团临时改变计划，调集兵力迅速追赶逃跑之敌。我军追到天口村后，未能停顿即于当晚对天口据点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经一夜激战，歼敌大部，但没能拿下据点。白天我们重新研究作战方法，调整作战部署，准备夜间继续攻打敌人。谁知天一黑，狡猾的残敌从围墙后门悄悄溜出，趟过滏阳河，向西逃窜。我军连续征战疲劳过度，没能抓住这一歼敌机会。

    待我正欲追穷寇中，纵队指示我团开赴河南省崔桥、柳园一带担任警戒，阻击日军，防敌北犯。

    1944年7月，在柳园警戒期间，经卫生班长候文江、副班长张庆东介绍，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我们三人党小组经常开展组织活动，在卫生队里处处起表率作用。

    1945年8月，警戒任务完成后，我团在纵队编成内，开往山东薄平。攻城中，我所在八连就驻守在薄平县北关一个饭店内，夜晚经过几次出击，敌已发现我兵力不大，早八点即纠集县城大批兵力对我展开围攻。此时营部通信班长黄海忠来到八连，传达了营长的命令：“坚守阵地，不得后退”。这样我随八连开始了艰苦的坚守战斗。

    日伪军发动了多次冲锋，均被我击退。后来，伪军在前推着旧式四脚车，车上装着点燃的洋油麦秸实施火攻，日军垫后以火力压制。我连守围的饭店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房屋被烧塌，指战员的头发、衣服全都烧焦了，烟雾迷漫整个阵地，熏得战士们透不过气来。在连长的带领下，全连冲出阵地与敌展开了肉搏战，伤亡也明显在加大。

    在这最紧急的时刻，团预备队及时从翼侧实施了反冲击，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当晚，团投入全部兵力，对北关之敌实施歼灭性打击，经两小时战斗，将北关之敌全部歼灭，共消灭敌人300余人。接着，我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守城日伪军仓皇逃跑，我团追杀到东长府，准备攻城时，侵华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三、拒缴械 铁杆汉奸搞摩擦  打顽匪 受降日军犯新罪

    日军投降后，伪军同蒋匪串通一气，拒不向人民缴械，反而更加疯狂地捕杀我抗日干部和广大群众。在党中央“保卫胜利果实，全面进行反击”的号召下，二纵立即行动，为打响上党战役做准备。

    1945年8月16日，我团奉命奔袭河北成安、临漳诸地，逼迫郭青统治的52个伪据点缴械投降。当时的部署是：一、二营负责围攻临漳伪据点，三营布设在据点以西担任地域警戒。

    当临漳据点将要拿下时，由南方沿平汉路向北回国的日本军车在路过磁县附近时，听到我们激战的枪声，战争狂的瘾性大发，他们从火车上开下来20辆坦克、100多辆军用汽车，约有一个师团的兵力向我三营阵地扑来。炮击数分钟后，把我营阵地及临近村庄炸成了一片焦土。

    敌坦克象输红了眼的赌徒，驾驶着铁甲横冲直撞，拱翻了一座座房屋，对我阵地和运动中的人员追着碾压，追不到我军战士就反复碾压遗体，其场面真是残不忍睹。

    我三营指战员不畏强暴，忽而从废墟中跳出几个人与敌展开肉搏，忽而有人抱着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占据坚固房屋的机枪手对敌猛扫，敌坦克引出了我火力点，后方敌炮兵即瞄准火力点狂轰，瞬间将我所占房屋夷为平地。

    我同卫生员张洪涛在战壕后面的小院内抢救伤员，一批批伤员不断送来，包扎都来不及。拼杀了约一个时辰，我营300余人仅剩下60人，迫不得已转移到了一户庄院内。

    当时我正集中精力急救伤员，忽然感到周围变得非常宁静，没有了枪声。一个刚下来的伤员说：“都在向北面大庄院内转移。”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就带着伤病员向北转移。当走到大院前，门闭着，怎么也进不去，房顶上的同志让我们从北面进。我们又转到北面，移开草堆伪装的暗口，进入院内才又见到了部队的同志们。

    不大一会儿，敌人又从四面包剿过来，开始向我们的庄院冲击，我地方军32团和一、二营及时赶来增援，经过激烈的拼搏，终于将敌击退。

    敌人撤走后，我营方安全地向东撤到一个村庄，正待休整，没略到贪婪的日寇没上火车，又悄悄向我三营驻地摸来，因哨兵及时发现，我们没与敌接触即刻撤离。三营撤到大名府以后，与大部队会合，安顿好伤病员后，于当日返回南宫县解放区。

    这次临漳之战，因日降军违犯了国际公约，不缴械还搞偷袭，使我三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全世界人民应共讨之，共罚之。

    后来部队在南宫县又进行了征兵补充，一次就征招了200多名新兵。根据上级安排，随团集中到河南省崔桥、柳园一带进行战地训练、新式整军，并根据新的作战任务，将东进纵队25团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二纵六旅十七团。

    四、灭蒋匪 连续作战晋冀鲁  救战友 山东菏泽陷囹圄

    抗战结束后，正当全国人民欢庆胜利，向往和平民主，向往安居乐业的时候，美蒋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企图篡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蓄谋发动内战。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争取民主和平，我二纵六旅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的同时，与进犯我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及伪匪杂顽武装，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十七团的全体官兵纷纷表决：“用鲜血捍卫胜利果实，用生命争取民主和平”。

    1945年8月中旬，阎锡山以三个师及两个挺进纵队共一万七千余人，在第19军军长史泽波的率领下，从临汾、浮山、翼城突然侵占我太行山的长治地区，企图控制晋东南。我军为保卫晋东南根据地，解除心腹之患，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冀南的三个纵队及地方武装一部，共三万一千余人，并动员五万民兵配合，发起了上党战役。

    9月10日，我军发起攻击，我团的任务是打长治东关。当天晚上，我营负责攻打东关的一个驻点，这一驻点是个四合院，工事非常坚固，屋内中央筑有碉堡，各厢房内到处都是枪眼，我们上去了一个排就被全部潦倒，七连几次冲击都被击退，九连大部分伤亡，战至黎明还是未能攻克。

    第二天，团部通信员马随银来到我营，从他那里获知阎部彭毓斌率八个师约两万余人，从太原出发，沿白晋路南下增援长治，已进至子洪镇以南地区，我军乃改用围城打援的战法。营里按照上级意图，立即收拢起本部随纵队北上，消灭援军。

    10月2日夜晚，我团进至屯留西北一线与敌遭遇，我们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将敌阻于老爷岭、磨盘垴地区，打得非常激烈。纵队主力迅速形成合围，有的穿插分割，有的拦腰截击，整个山区枪炮交织，震耳欲聋，打得敌人溃不成军。至6日，除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第2战区南区作战总指挥彭毓斌中将被击毙。

    困守长治的史泽波部解围无望，于10月7日夜，趁大雨浓雾弃城西窜，企图逃回临、浮地区。12日被我追击部队聚歼于沁河东岸的将军岭、桃川地区，15日19军军长史泽波被俘，至此上党战役结束。

    接着，二纵的两个旅集结于邯郸以南地区，我三营驻扎在邯郸市东侧二华里以外的一个村庄，为迎击北犯蒋军准备战场。

    10月14日，蒋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武率三个正规军和一个纵队，约四万五千人沿平汉铁路向我华北解放区进犯，企图侵占邯郸，打通平汉路，进抵石家庄。

    为阻止敌人北犯，我军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有名的邯郸战役（平汉战役）。

    平汉战役自1945年10月23日起，至11月2日结束，历时10昼夜。参战部队为冀南、太行、冀鲁豫三个军区的主力，共六万人；另有民兵十万，配合正规军作战和担任战场勤务工作。作战部署是以一部兵力诱敌深入，主力则隐蔽于邯郸以南平汉路两侧待机歼敌，我所在十七团集结于马头镇北部的一片圹野里。

    就在战前的短暂时刻，军区首长为鼓舞士气，亲临前线进行了战场视察。记得那是10月23日上午7时左右，太阳还没有升起，连长突然发出命令，让我们原地不要动，保持原有的姿势，首长要来视察我们了。

    不多时在我军阵前200米左右的地方走过5个骑马的将领。当时我正蹲在那里，也不敢站起。在马背上有位首长扭头时从脸上反射出两片白光，我认定那是位戴眼镜的首长。后来才知道，那位戴眼镜的首长就是刘伯承同志，其他还有邓小平政委等几名高级首长。首长的这次视察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全体指战员的士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10月24日，敌先头部队三个军进入邯郸以南马头镇地区，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将其包围。我团是28日黄昏时分进入预设阵地的，我冀南临时纵队五个团的兵力刚刚展开，即与敌30军前进纵队的一个师接上火，双方进行了猛烈的激战，战至28日，将该敌全歼于阎家浅附近。

    在我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下，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起义。

    接着，军区部队又用围三缺一的战法，诱敌40军马法五部向南突围，并将主力预伏于漳河以北地区。

    我们三营全都隐蔽在阵地后面的堑壕里，突然有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在我右侧不远的地方，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眼看着我身傍的战友被炸飞上天，趴在我左边的那位战友右屁股上被炸飞一块肉，万幸的是炮弹仅在我左大腿上咬了一口，负了轻伤。

    8连在密集的火力封锁下主动出击，直插敌40军旗杆樟指挥部，该军失去指挥，大乱溃逃。经一昼夜多路出击，全歼该敌。

    战后，我被抬到了团卫生队治疗，伤愈后，及时回到了老连队，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打退了国民党对华北解放区的初次大规模进犯，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反内战斗争，声援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民主运动。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协商后下达了停战命令，全国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局面。

    然而，蒋介石对于停战协议并无一点诚意，只是在所谓和平的掩护下，变本加力地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

    蒋介石在完成了发动内战的准备以后，即于6月26日背信弃义，公开撕毁协议，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把空前规模的内战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全国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对全区军事力量作了全盘部署，确定集中野战纵队机动歼敌，重点是彻底消灭蒋军的嫡系和骨干部队。

    1946年7月底，进攻边区的蒋军，沿陇海、平汉、同蒲三条铁路齐头并进。其徐州和商丘北犯之敌，陆空配合，猛扑冀鲁豫区，企图一举夺取济宁、菏泽等城市，控制鲁西南平原，迅速打通津蒲路。

    深入冀鲁豫区的蒋军，不计地方保安队，即达22个旅和一个暂编纵队。其第一线8个整编师15个旅，约10万人，依托陇海铁路分两路进扑定陶、曹县地区。这些蒋军挟其人员与武器装备的优势，猛攻猛打，气焰甚高。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和敌强我弱的形势，党中央及时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二纵为对付豫北地区的敌人，保证主力部队翼侧之安全，奉命星夜奔驰南下，于8月20日进至山东菏泽东明集地区，同蒋匪新5军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

    当时我配属在17团3营营部，营长梁光荣率部驻扎在曹州府沙土集一带，8连住在沙土集村营部，7连和9连驻扎在沙土集西边的一个村庄。敌整编第3师被诱至定陶以西之大杨湖、大黄集预定战场时，被我军全歼，该师师长赵锡田被俘。

    9月7日，西路之敌一个师开始溃退，就在溃退之敌退至我营阵地时，这一刻终于到了，全营以强有力的火力予以阻击。

    当天晚上，敌人连续向我反扑了三次，穷凶极恶的敌人为夺得一条生路，对我阵地拼死冲杀，集中火力对我猛攻猛打。这次战斗真是炮火连天，地动山摇，硝烟滚滚，血肉横飞。打得即激烈又艰苦，是我参军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村子几乎被炸平，围墙大部被炸烂。8连连长和指导员均已牺牲，卫生队教员候文江被炸的粉身碎骨，一条大腿就落在了我的身旁，全营指战员死伤也有一半以上（战后我们卫生队的战友张洪涛谈起，这次战斗3营最后仅剩下36人），敌人进而占领了西面围墙。

    我所在的位置是南墙从西数第三个壕洞，副连长杨四辈带着通信员在西南角上指挥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通信员中弹牺牲。力量的悬殊，更滋长了蒋匪兵的狂妄。阵地炸成了焦土，战友们体无完肤，杨四辈指挥我们撤退，他带部分人向北撤，一个副班长和我领着伤员向东撤，当撤至东门还未冲出去时，副班长腿部中弹，我立即赶到为其包扎，正在包扎伤口时，蒋匪军突然临境而被俘。

    五、遭磨难 生死线上苦挣扎  抓机遇 逃离虎口脱险境

    1946年9月8日，蒋匪军将我们被俘人员用汽车押送到商邱火车站，当时被俘人员有我3营31人、127师约200多人，一同用火车押往江苏徐州市。

    到徐州后，我们被关押在一个烟厂外的废弃仓库里，该仓库为一破旧的二层楼，上下共有38间，楼下堆满废品货物，我被关押在二楼。此处被押俘兵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共计300余名，敌人先对我们逐个问讯登记，并欺骗说：“谁是共产党员就赶快如实登记，承认是共产党员的就留在徐州受训，不是共产党员的就要送到外国做苦役。”在那种环境，谁承认了是共产党员还不是自投罗网，猜想也是凶多吉少，我们谁也没有承认是共产党员，只有暗自下决心设法逃出去方能找条生路。

    一周后我以看病为由秘密联络了五名党员，经一块商量准备组织越狱行动。次日晚我们将绑腿带解下合成绳索，系在后窗上，到凌晨一点左右趁哨兵不注意时开始行动。当时因系带断裂只跑出去4名，因怕敌人察觉没敢继续行动，我也没能逃出去。

    次日清晨，敌人点名时，发现从后窗逃走4人，便开始严厉盘查，在残酷的烤问下，我被俘人员不畏强暴，没有一个人透露实情。敌人没有问出什么结果，只好把后窗钉死，堵住了我们逃跑的出口。

    过了几天，即9月30日下午5点多，正当都被集中到院里吃饭时，我看到看守仓库的老头被一似他亲戚的人叫去，想这是个机会，就急步跨进了老头的住所，进去一看屋后墙上有一通往外面的窗子。这真是天不灭我，我就毫不犹豫地跳出了窗子翻到了墙外。墙外是一小胡同，我顺胡同向南跑出去约100米，一看是个死胡同，正好旁边有一大烟囱，我顺烟囱上的铁棍梯快速上爬。在右方离烟囱半米高的地方有一墙头，我跃上墙头，就沿墙头走到两间平房上，又从房顶顺墙滑到一小房上。向下一看是一住户的伙房，我就顺势跳到了小房上。

    正巧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大娘正想往那里做饭，突然看见下来一个人，并且还穿着八路军的服装，吓了一跳。这时我已从小房上滑到了地上，她快速走到近前小声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隔壁就是国民党营地，如果让他们追来，不但你跑不了，我们全家也得送命。”

    当时我也怕连累了大娘，就说：“大娘先别急，我马上就走。”说着我就把军装外套脱了下来，保留了不太显眼的紫色粗布便衣，并叮嘱大娘替我把军装藏好或烧掉。说完就要走，这时好心的大娘把我拦住说：“等一下，外面到处都是国民党（兵），你对这里不熟，让我送你出去。”说着就放下我脱下的军装（也没来得及藏匿），就领着我出了后门，绕过几个小巷来到了一条大街上，告诉我：“一直向北走不要拐弯，如果遇到国民党兵也不要紧，你就说是在城里打工的，出城是不要良民证的。”

    就这样我连一句感谢大娘的话都没来提及说，更没问那位大娘的姓名，就匆匆地离开了，走向那漫长的昏夜。走出了好远，一回头，只见这位大娘还站立在城边目送。是的，她的目光是在送一位不相识的子弟兵，她的神情又是多么盼望解放军的到来，从这里可以看到敌占区人民的渴望。此时我又有些担心，担心如果那套军装没有藏好，大娘若受到了连累，那将是我终身的遗憾（解放后我有一机会来到徐州，并且还见到了那位可敬的大娘）。

    离开大娘后，我向北走了一段路程，天已渐渐黑了下来，隐约可以看到前面出城的那道关卡。我正考虑如何躲过这道关口时，同方向过来两个推独轮车的壮年，车上带了两半袋小米。因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就向前说：“二位大叔，因天冷我穿的单薄，想替你们推会儿车暖和暖和。”他们听后也没说什么，就把车让给了我推，这样我就很顺利地混过了那道关卡。

    过了关卡，那位壮年接过车，边走边说：“虽然你说是怕冷替我们推车，其实我们早就看出你是干什么的了。好了前面还有一道关卡，比这一道松些，我们就在前面砖窑里做工，一拐弯就到了，不能送你了。”他思索了一会儿又说：“我看天已黑了，你这个时候过卡子恐怕会引起他们怀疑，不如先到那里躲一夜”，说着他向西南有灯明的地方指了一下，“那里住得是在外逃难的善良老百姓，去吧”。此后两位好心的大叔离我而去，我也就离开公路直向那有灯光的地方奔去。

    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道河堤，在堤坝坡上挖了许多地槽，地槽上蓬的是些柴草，有的已经蹋了。原来那些逃难者就是住在这样临时搭起的地窖里。

    我走到有灯明的那户人家，从地窖里出来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身穿补丁摞补丁的黑色粗布夹衣，高高的个子，脸色黝黑，浓眉大眼，络腮胡，上前问我：“从哪里来，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在城里拉车的，因混不下去想回家，路过这里，关卡查的紧想劳驾在这里临时过一夜，中年男子就把我让进“屋”里。

    里面还有一中年妇女和一个小孩，一个小土炕占满了地窖，地面小得连站立都感到难受。炕上除了一床又脏又破的被子和几块破毡片，另有一堆破衣物，墙角放了几件炊具，其他什么也没有。中年男子拿出一块薰红薯，问我：“饿不饿？”，然后坐到土炕上，我说：“不饿。”他说：“我这里也没什么别的，就将就着吃点吧。”我也没客气就吃了起来，吃完后，他给我找了个破毡片说：“你就凑合着在地上蹲一夜吧。”

    我哪能睡得着呀，好不容易熬到了天快亮时，我就想走。中年男子说：“你哪能就这么走，再说天还有些太早，你又不是一般的人，走后一定要多加小心。这里往东不远就是国民党兵营，在这动乱年代也少不了有黑了心的人，要防备有人出卖你啊。”他还说：“我就是在那个兵营里担水混饭吃的人，你这样走很容易暴露。”我说“那就帮人帮到底，你能不能帮我找两件破一点的衣服换上。”

    这种家庭就是找件衣服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好心的男子不厌其烦地给我找出了两件刚能遮体的破单衣。因上衣没有扣子，我就找了一条麻绳拦腰扎住。可军鞋与身份还是不符，他找了半天也没能找到，最后拿出一双已不能穿、有底无帮的“鞋”，我说：“不要紧，我有办法。”然后我就把那双鞋用破布条绑在了脚上。我又让他给我找出一块破布裹在头上遮风。

    我把换下来的一套对门紫花衣裳和羊肚毛巾留给了他们，在我换衣服时，那位好心的中年妇女给我做了碗圪塔汤，我吃着这碗饭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吃完饭，那男子又把我的那双半新鞋递到我的手里说：“路远，拿着备用吧。”又教给我说：“你到关卡后，就说是在城里拉车做工的，因这几天查的紧，要回家去拿良民证，你可千万要记住那个村的名字哟。”然后才把我打发上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