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马路上，从哨卡那边过来一个挑担子卖豆腐的汉子，我走到跟前看到筐子里除了豆腐外，还有几叶煎饼。我想，拿着这双鞋恐怕会引起哨兵的怀疑，如果丢掉又有些可惜，不如用它换几张煎饼吃。就上前打招呼说：“别走里，我给你一双鞋，给我换成煎饼吧。”他说：“只给两张，愿换就换。”我考虑还是过卡子要紧，就换了他两张煎饼。

    为了消除紧张心理，我就把煎饼卷起，放在嘴里边走边吃。吃着吃着就走到了岗哨跟前，看到两名国民党哨兵正在岗前下棋，一个背对着我。那位面向我的哨兵突然站起，拿着枪向我走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撞我的胸膛，厉声喝道：“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徐州城拉板车的，因这几天查的紧，俺要回家里去拿良民证。”这个哨兵想说什么，正待开口发愣时，背对我的那个哨兵可能是急于下棋，就高声喊叫：“没良民证也让他走！”看到眼前这位哨兵没有反应，我就向城外走去。走出去好远了，那个哨兵还站在那里，也没有追赶，我跑也似地向西北方向漫无目标地奔去。

    六、过白区 昼伏夜行寻部队  退现役 八方相助返故乡

    当时我只想往北走到根据地去，只有到根据地找到部队才有安全感。实际上行动起来很不方便，敌战区到处都是关卡，伪政府的警备队、保安队、维持会活动十分猖獗，盘查甚紧。

    我从早晨走到临近中午时，感到饥肠辘辘实在有点饿了，只见前面有个村子，我就向村里走去，走到一个大门前乞讨饭食，但没见有人出来。我又走到内宅二门继续讨要，这时从东厢房里窜出来一条大汉，喝问道：“干什么的？，怎么跑到内宅里来了？”我说是讨荒要饭的。他不相信：“你口音不对，不是本地人，我看你倒象个八路军的探细，跟我走一趟。”不由分说他就把我领到村东口一个住宅，原来那里是敌人的村公所。

    我被带到那里后，大汉向一个姓何的汇报说：“何区长，我抓到了一个象八路军的人，请你审问。”伪区长正在忙别的事，就把我交给了一个伙夫，让其在院里暂时看管，等会儿提审。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等待审问，只能是死路一条。我就向伙夫说，我要解大手，伙夫就让我到院内东南角的一个厕所去解手。走到厕所时，看到厕所南面的墙头不高，下面还有一个石墩，再瞧瞧伙夫也没有跟来。我就趁势翻墙而过，逃了出去。外面是村东的一片圹地，当时我考虑，如果向东向北跑都很容易被发现。我就顺着护林沟在芦苇荡的掩护下，一直绕村向西跑去。西边不远处有个小村庄，我摸进村里后，看到街道叉口处有很多秫秸杆堆放在那里，我四下看看没人就钻了进去。

    在里边一直躲到了傍晚，听听外面没有了什么动静，我就钻出了秫秸堆，沿着村西口一直向西北方向走去。饿了就在地里挖些红薯、萝卜、花生充饥。因有两次险些送命，所以白天再也不敢行走了，更不敢进村，只能躺在庄稼地里或草垛内隐藏起来，直等到天黑再走。就这样，连走带停，艰难地度过了七天七夜。

    一次，我正在一块棉花地头的草棚子里睡觉，忽然被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拽住，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怀疑我是来偷棉花的，我说我是个过路的，身上什么都没有，凭什么能说我是个偷花的呢？他看看我摇了摇头，就把我放走了，闹得我虚惊了一场。

    10月11日晚，我走到一个村附近，这时已是黎明时分，我看到一个起早下地干活的老农夫，上前问道：“咱这里是花中央票（国民党币）还是花八路票。” 老者答道：“咱这里有中央票，也有八路票，从这里往西七八里有个大村，明天就是集，什么钱也能花。”我又问：“咱这里有军队吗？他说：“没有，没有八路军，也没有地方军，没见过兵。”

    这样我就向西走，到了那个集上，找了一个饭滩坐了下来，拿地方票买了碗豆浆和一张饼就吃了起来。

    正吃着突然从西边过来几个便衣，看样子很可能是国民党顽匪，看了看我，就直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走道的。他说：“噪口音不对，跟我走一趟。”抓住我就往西走，走了一截，到路东一个门楼里，进院后，从北屋叫出一个人来，让把西屋门打开，说了一句：“先让他进去一会儿再说。”我就再次落入了敌人的魔爪，这一天是10月14日。

    我被他们押送到一个住户的西屋内，进屋后我看到被抓得还有三男一女，其中一个是穿八路军服装的小八路。后来才知道另外三人分别是农会主任、农会会员和其他村农会主任的母亲。

    我们5人在这里被押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经过几个村的转移，天黑时走到一个村庄，把我们关到了一个东屋内，一名便衣看守持枪守候，其他敌人都住在了北屋。因关我们的房子是土坯盖的，我们几个合计，用尿湿坯挖洞的办法逃出去，但是没有成功，

    当时，因我拉肚子，内裤上都粘了屎，就要求看守要解大便。看守不同意，被关的那位老大娘说：“他都们到裤子上了，就让他去吧。”我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行的话你和我一块去好了。”那个匪徒见真的是这样，就答应了。同时又出来两个解小便的人，匪徒只是盯着那两个人，也就没有跟我过来。

    来到厕所以后，看到墙头不高，趁匪徒不注意时，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箭步就跃到了墙外，在黑暗中拼命地向村外秋地里跑去，这时后面出现了吵闹声，随后又响起了枪声。

    我跑了一段路后，听到枪声渐渐地远了，才辨别了一下方向，一直向北走去。一气走出去了20来里，天就要亮了，我才趟在庄稼地里休息。一倒下来，腹痛与长满全身的疥疮疼痛难忍，再加上又饥又饿，又冷又怕，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我清楚地察觉到如果就这样倒下去，会再也爬不起来的。我咬着牙又艰难地向北走了整整一夜。根据所学到的野战生存知识，在地里挖了一些治拉肚子的草药，诸如马齿菜、马鞭草等，吃后止住了腹痛、拉肚。

    我还是继续北行，10月20日凌晨，终于走到了黄河边上。看着那涛涛向东奔流不息的黄河水，想起我这些天的艰难遭遇，情不自禁地流下了难以控制的泪水。想象着越过黄河真的能见到那期盼已久的亲人吗？真的能投入到我那失而复得的部队吗？无论如何，有一线希望我也要向前进。

    常言说：“黄河无底海无边”，听起来黄河是很吓人的，不过此时我看到的黄河并不象我想象中的那样可怕。这里的黄河水面只有四十来米宽，再说我的一线希望很可能就在黄河对岸了。

    受尽魔难的我没再想那么多，只是远离开敌人的码头和关卡，先游过黄河在说。

    我脱下那单薄的衣服，一股冷风袭来，使我打了个寒蝉。我把衣服放到岸上，因平时会游泳，就想先下水试一下深水区有多宽，游过去后，得知深水区也就十五六米宽。我又返回南岸，把衣服绑到头上，又重新向黄河北岸游动，到了北岸后，也没顾上“品尝”一下寒冷的滋味，就又踏上了北上的路程。

    我此时的心情是高涨的，希望我的部队就在眼前。走了一夜，露水湿透了我的衣裳，东方渐渐发亮，我看到前边有个村庄，这次我再也不敢冒然进村了，我伏在村外附近的一块秋地里，倾听村里的动静，不多时听到村里的高音喇叭在喊话：“磨盘班里的队员，马上到村公所开会。”我知道当时的磨盘班也就是现在村里的民兵连，我激动的几乎要跳了起来。

    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悄悄地进了村先是要饭，要了两户，见到一个老农我问：“你们这里的磨盘班是共产党领导还是国民党领导？”老农大声说：“这里哪有什么国民党呀，这可是咱们共产党的天下呀！”我简直兴奋极了，就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个八路军，你听说过曹州府那次大仗吗？”他说：“知道呀，听说那次仗死人不少。”我说：“我说是在那次打仗中被敌人给抓住了，才从徐州监狱里逃出来的，你能领我去见一下八路军吗？”当时他露出一种极为友善的语气说：“要是那样的话，你可就是一个大功臣啦，怎么能让你要饭吃呢。我把你领到村公所去吧，到那里他们会把你引见给八路军。”
随后他把我领到了村公所，村支书问明情况后，就派人用马车把我送到了区公所。区长派了饭，吃过饭，又专派了一匹大马，我骑着马来到了寿张县政府。在县政府的接待站里，见到了部队首长，经问询方知正好是我们二纵的后勤部，太巧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毫不费功夫。

    首长听到我的遭遇后，又见我浑身是伤，全身溃烂，非常激动，同时又出现了一丝忧虑。他是在担心那些未逃出战士的遭遇未必比我幸运，也为那些壮烈牺牲的战士而悲伤。随后，首长派人把我送到后勤处换上了棉衣，安排吃住和疗伤。

    过了三天，首长派人来跟我谈话，说是接到上级的命令，部队要南下。并征求意见说：“根据你的身体状况看，归队已是无法适应大踏步的运动战生活，还是先回地方政府到地方养伤吧，等伤好了愿回部队再回来，你看这样行吗？”我尽管对部队恋恋不舍，尽管没能亲自对蒋匪报仇血恨，还是同意了组织的决定。

    二纵后勤部政治处给我开了张证明信，处领导告诉我：“你带上这封信，在回地方的路上走到哪里，哪个村里都会凭此信照顾你的吃住，并且还可以凭此信到地方安排工作。”

    我手持证明信尤如拿着一张特别护身符，沿路各县都派人护送。当时的交通工具虽是骑毛驴、坐牛车，作为奔波多年的我可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了。各地政府见信如见接力棒，不辞辛苦，逐段护送，从山东寿张一直护送到了宁晋我的老家，全程约有500余里。

    走到我村的村东口，本村的赵保甲、崔计刚看到了，就跟我说话，护送人见我们说的很热情，就说：“我们已经把你送到了，你们就一块回家吧，我们也就此回转了。”

    我带着证明材料到民政局报了到，经在老家调养了10个月，恢复健康后，于1947年10月给安排到宁南县耿庄桥镇县办公益站工作。主要任务是收购公粮、土布（军鞋）等，以支援前线部队作战。至此我又步入了一个新的环境，逐步走向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轨道。

    我的过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广大群众求生存的片断，是人民军队自我奋斗求解放的真实写照，是百万勇士解甲归田建家园的一个缩影。年轻的一代们切莫忘记：祖国的和平统一来之不易，社会主义的建设来之不易，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更是来之不易。请珍惜她、爱护她、捍卫她吧！

    崔景禄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