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中华民族受外敌侵略和奴役的历史。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得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支援，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的历史告诫我们：国家必须富强，落后就要挨打，而国家富强的出路在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各民族的大团结；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向上的基石，坚持人民战争思想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关键词：二战胜利  反法西斯战争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日，我国将举行首次抗战胜利纪念日阅兵。这将是新中国历史上展现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第十五次大阅兵。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使人民军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也为人民军队提供了发展良机。在错综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坚持和加强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积累了军队建设的新鲜经验，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粉碎国民党控制和吞并人民军队的企图，确保了人民军队本色

    在红军实行改编后，如何坚持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这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军队建设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也是关系到人民军队性质改变与否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不懈努力，粉碎国民党控制和吞并人民军队的企图，确保人民军队本色。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分歧，蒋介石从未忘记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及其红军实力。因此，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过程中，国民党借口统一，提出不设总司令部，改政治部为政治训练处，并由国民党当局派人担任政训处主任，向各师派出参谋长，师以下也要派人任职，企图借改编之机控制和吞并人民军队，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针对国民党的险恶用心，中国共产党作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据理力争，坚持原则，拒绝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使其无法在谈判桌上达到阴谋控制红军的企图。同时，在党内军内反复强调坚持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强化各级干部对于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的认识。1937年7月22日，彭德怀在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中，强调了改编后的红军必须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重要性。8月1口，总政治部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要求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8月25日，中央军委签发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命令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持执行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9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在原有红军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正是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出发，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坚决拒绝了国民党向红军派员担任要职和不允许设立独立指挥部的无理要求，从而阻止了国民党企图通过改编控制、吞并红军的图谋。

    二、建立健全党对军队的领导机构，从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通过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机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来实现的。在军队中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是坚持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也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关键。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特别重视军队中党的领导机构的建立、健全和完善。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9人组成，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37年12月决定设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任命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也受中央军委统辖。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改组为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任书记。在领导体制上，八路军、新四军除接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分会的领导之外，还就近接受所在地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领导和指导，主力军接受所在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全党全军的集中统一。根据1937年5月中共中央苏区代表大会的决定和《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八路军、新四军还在师以及独立行动的部队中设立不公开的军政委员会，作为党在该部队的最高军政领导机构。八路军115师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萧华组成，林彪任书记；120师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王震组成，贺龙任书记；129师军政委员会由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组成，刘伯承任书记。1941年2月7日，中央军委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决定在八路军主力军团以上、地方军分区以上部队中一律成立公开的军政委员会，作为各部队党的领导机关，集体讨论决定重大军政问题。各级军政委员会通常由该部队军政主官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组成，主席一般由政治委员担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并将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同年4月，各师都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在党委制中断的情况下，军政委员会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尤其是加强军队内部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克服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

    全国抗战初期，党内出现了一种盲目依赖国民党错误思想，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右倾错误情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就是这种右倾错误的主要代表。1937年11月，他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在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错误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抹煞国共两党的阶级区别和原则分歧，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在1938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还进一步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主张八路军、新四军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受蒋指挥”。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错误主张未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形成决议，但王明总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来宣传和推行错误主张，因此在党内还是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并给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为纠正这种右倾错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陆续发表文章或讲话，有力地批驳了王明的错误主张。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由于党坚决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因而把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克服。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王明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的右倾错误从组织上得到纠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到肯定。这个问题的及时解决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力量

    抗日战争历史实践证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开辟和坚持的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随着战争的进程，愈到后期愈显出其重要性。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友军英勇抗击着侵华日军的大部，在抗战的全局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只发挥了战役和战略上的配合作用，但它极大地牵制和消耗了日伪军，与正面战场一道形成了对敌人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加速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在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主力回师确保占领区，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人民抗日武装以独当一面的战略姿态屹立于敌后，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英勇抗击着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导致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在局部反攻和战略反攻阶段，我军的攻势作战和战略反攻，极大地消耗和削弱了日伪军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战役，进而促成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并捍卫了自己应得的胜利果实。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抗日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敌后抗战无时无刻不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产生着重大影响。中国抗日战争对促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如遏制日军北进，策应苏联卫国战争，延缓日军南进，支援美英军太平洋对日作战等等，敌后战场均在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此，国际人士不乏公正的评论，一些直接进人敌后战场采访或亲历敌后抗战的国际友人，更不乏客观真实的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之所以能够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忠实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在敌后大力宣传、动员、组织与武装人民群众，展开了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外交斗争在内的全面对敌斗争，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建成了一支来自群众、依靠群众的人民军队，它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贯彻军政、军民、官兵一致的原则，从而使敌后战场形成团结抗战的整体。这对于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开展广泛而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人民军队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的主要作战形式。持久而广泛的游击战争，不仅保存与发展了自己，而且牵制和消耗了敌人，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壮举。敌后游击战争具有人类以往游击战争所不具备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它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在战略上承担着独当一面的任务；它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它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它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斗争相配合的；它不仅由正规军承担的，而是有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正是这种广泛的群众性酿造了丰富多彩的游击战术；它不是永远停留在游击战状态，而是随着战争的进程，逐步向正规战发展，使之成为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因此，这种游击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人民抗日武装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在长期的、残酷的并且脱离大后方的游击战争中，如果没有根据地作依托，人民抗日武装就无法生存发展和坚持长期抗战；而有了根据地，就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就能保存与发展自己，消灭驱逐敌人，争取抗战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人民军队执行的游击战争同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游击战争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人民抗日武装在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自身也取得巨大发展，正规军由出师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27万余人，民兵达268万余人，并拥有根据地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2亿多。这支雄厚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五、加强政治工作，坚持政治工作的独立性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党实现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途径之一。在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为了保证人民军队的建设方向，使之成为实现党的抗战路线，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有力工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其重视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1937年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红军改编后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一切为着积蓄和加强抗战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保证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红军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中，1940年5月6日总政治部在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中，都提出政治工作即是党的工作，从而阐明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体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党性原则。1940年8月13日，毛泽东等对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中，提出了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注意事项。这一切，都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使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这两个报告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军队的经验，全面概括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加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保证在政治思想上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排除阻力，成立和恢复了各级政治工作机关。为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并使之制度化、正规化，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颁布了《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目的是加强和规范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同时也是为了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提供一部总结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文件，供全国所有抗日军队参考和借鉴。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又批准颁发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939年3月6日，八路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通知》，指出：自上而下的建立报告制度，应该成为各级政治机关和每个政治工作者本身任务之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强调，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因为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指挥关系而改变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国共合作新形势下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这对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乃至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