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以及党中央曾经工作、战斗和生活、驻扎过的许多地方都形成了一种地域精神。譬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内容和闪光的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么，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以及一二九师司令部曾经在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赤岸村工作、战斗和生活、驻扎过5年时间，是否也存在一种地域精神，即是“赤岸精神”呢？ 一二九师司令部于1940年12月04日到达赤岸村，1945年12月底离开，共计5年整时间（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457页，第516页）。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以及一二九师司令部其他首长等等就曾经一直在这里工作、战斗和生活、驻扎5年整时间。这期间虽然邓小平同志36岁-41岁，正是年富力强，但是距离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形成还有30多年时间，这时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期。那么，有没有一种“赤岸精神”呢？我认为应该是有的。她主要应该是，邓小平及其一二九师司令部首长们在邯郸周边形成的一种地域精神。毛泽东同志1919年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27年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成“井冈山精神”；1935年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实质最高领导者；1945年形成毛泽东思想。党经过24年的努力，于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井冈山精神”在毛泽东思想成熟之前，这样说来在邓小平理论之前也应该有一个“赤岸精神”。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等师首长的率领下，东渡黄河，挺进太行，进驻涉县。可以说，129师在8年抗战中，最艰苦的时期是在涉县度过的。涉县是晋冀鲁豫边区的腹心地、首府县，地处华北抗战前哨，是华北抗战的战略要地，而赤岸村就是根据地的心脏。刘、邓等首长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大小战役、战斗3000多次，抗击歼灭了40多万日伪军，收复了198个县城。在这里创建了全国面积最大、最巩固的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从这里出发，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大决战的序幕。部队从挺进太行时的9000多人发展壮大到30万正规军、40万地方部队，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从这块红色土地上走出一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2位元帅、364位将军。建国后，先后有近百名129师老领导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成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中坚力量，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纪元，这块红色热土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摇篮”。笔者认为“赤岸精神”精神的实质和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精神；邓小平同志在赤岸期间，没有担任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职务，可以说“赤岸精神”还只是指导一二九师的具体工作。但是，邓小平同志在一二九师坚决的贯彻了党中央的文件、指示和精神。所以说，“赤岸精神”的第一条应该是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精神。1939年0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中共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不犯人”。邓小平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精神，提出三大任务：一是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开展反对投降的斗争，争取最后的胜利；二是中国共产党要加强自身建设，随时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事变；三是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仍是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战（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450页）。1941年由于日军的扫荡、封锁和蚕食，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出现退缩局面。中共中央号召进行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反“蚕食”斗争，邓小平04月28日发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山的严重局面》文章（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462页）。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防止内战爆发，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党中央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此时蒋介石加紧战备，命令阎锡山集中2万余人，在日军十四旅团掩护下，向我上党地区进攻，打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反共内战第一炮。 为了坚决揭穿国民党的内战阴谋，配合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的谈判，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进行上党战役。1945年9月7日，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在司令部驻地涉县赤岸村发出了上党战役第一号作战基本命令，随即率指挥部离开赤岸村亲赴上党前线。9月10日凌晨2时，上党战役打响了，战斗至10月12日结束，历时1个多月，先后经过夺城打援、围城打援和追歼逃敌三个阶段，共歼灭国民党军13个师35万余人。 此役给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部队来了个“一锅端”，给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的谈判以很大的支持，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主张，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贯穿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不曾改变。

    二、实事求是，敢试敢闯的精神；应该说，邓小平同志在赤岸期间党中央许多指示和精神还都是宏观的、原则的，这一定意义上也为邓小平同志在一二九师坚决贯彻党中央的精神提供了高度的发挥空间，要把党中央的精神和一二九师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赤岸精神”的又一内涵，也即实事求是，敢试敢闯的精神。这一精神直到延续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理论的成熟。1941年为了适应敌我斗争日趋深入和环境愈加艰苦困难的形势，充分发挥各阶层人士的抗日积极性，加强政权建设，推进根据地各项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议，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于1941年7月7日在太行辽县桐峪开幕。在这次会议上，鲁西33个县划入晋冀豫区，临时参议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选举共产党参议员申伯纯为议长，国民党参议员宋维周、邢肇棠为副议长。这个按照“三三制”原则经过选举产生的临时参议会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组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选举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子和为副主席。制定了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及各种基本法令。从此，晋冀鲁豫区有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1942年01月，一二九师颁发1942年军事工作实施纲要，按照中央精神，全面开展“精兵简政”。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共进行了三次大的精简，由于刘邓的重视，基层得到充实，战斗力增强，人民负担减轻，工作效率提高（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467页）。毛泽东同志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说：“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0页）。对于精兵简政工作，乃至于对于建国以后的精简问题，邓小平同志一贯非常重视。在工作中，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和推动精简工作。直到1992年05月，邓小平退休了，还十分关注国务院体制改革中的精简问题。他说：“精简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问题。”（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468页）。

    三、团结一致，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精神；在赤岸期间以邓小平、刘伯承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战的艰苦岁月，抗击日顽、军民团结与大自然搏斗；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形成了良好的党群、干群、军民关系。在1942年～1943年间，为了战胜自然灾害，改善生活条件，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中共太行分局、一二九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领导机关，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当时的条件，召集涉县抗日政府、河南店区政府以及王堡、赤岸、河南店等8村干部，共议如何利用清漳河为民造福的良策。会上，一二九师、边区政府等领导机关决定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兴修漳南大渠。漳南大渠工程于1943年2月24日正式开工，于1944年4月5日全部竣工，顺利通水。大渠全长近15千米，受益村8个，2000多户的3500多亩旱地变为水浇田。在整个修渠的过程中，一二九师、边区政府、太行区党委等机关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不仅每人每天节约2两小米救济灾民，还利用空闲时间到工地上干活。《刘伯承回忆录》中写道，有一次邓政委感冒了，天又下着小雨，可他仍坚持和民工一起抬石头。由于大渠位于漳河的南边，故命名为“漳南大渠”。当时群众还编了一首顺口溜：“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至今仍广为流传，深深地表达了涉县人民对党和八路军的感激之情。上党战役中，涉县、偏城县参战的民兵自卫队达3000多人。当时，整个部队和干部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但军机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482页）。?部队从挺进太行时的9000多人发展壮大到30万正规军、40万地方部队，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