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刚刚记事不久的事情，那一年是羊年（农历癸未年），那时叫民国三十二年，就是1943年。我住的村庄叫东场村，据说，明代的永乐2年（即1404年）从洪洞县迁民来定居时叫金家圈。到了清代因为卫河漕运发达，划给邱县作为粮草储存的地方才改称为东场。我生于1935年3月7日（古历二月二日）是一个“龙抬头”的日子，却实实在在属猪。当时的馆陶县卫西乡东场村可算是人丁兴旺了，只有二百余口人的小庄，这一年竟然有“12只猪”降生——11个男孩，1个女孩。按出生月份和生日先后排列，他们依次是我、李展海、李回春、李庭海、徐震冬、张某某、曹七作、许书路、崔小梅、康定山、李小箩、张青丰。说到这让我想起，一群排列整齐的猪崽在一头躺卧长瘦的母猪旁，拥挤着吸吮母猪干瘪的奶头的情景。遗憾的是东拐胡同的张叔叔家添得男丁，还没有起名就病死了，只好叫张某某，他是12头猪里最早离去的。我的生日是这12个孩子之首。我们都是在土裤子里长大的，一直待到会说话才起来学走路。土裤子就像一个布袋装上一层炒过的细沙土，我们躺在里边只露出头和两只手。因为土炕烧得太烫了，母亲大意又不知为什么孩子光哭，徐震冬的屁股小时候被烫出了伤疤，几岁时屁股还疙瘩噜苏，不敢光腚让人看。我们刚会认人说话不久，就见到了“黄衣军”——日本兵和“皇协军”。我们这些娃一生都没有直接看见过国民党军队——民国政府机关从1937年年底撤离馆陶县之后，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再也没有回到过馆陶。我们这些娃儿的幼年和童年是在日军“统治”下的“敌占区”度过的。那时，我们无法上学。幼儿时代就在惊恐、饥饿、玩耍、做工、帮助家里作家务和劳动中度过的。

    我隐约记得日本兵刚来时，见到小孩还会发一颗糖吃，有时会指着小孩用生硬的汉语对村民说，我家里也有这样的小孩。慢慢的卫西乡东场村附近就变成碉堡成群了。出馆陶县城西门到卫河渡口不足二里地，渡口两岸各有一个碉堡，再往西北走，马头村东边大堤口又有一个大碉堡，说是中心碉堡，是附近碉堡的“头头”。马头村南、颜窝头村北有一个碉堡，东场村的东南二里处的刘圈村南、毛圈村北有一个碉堡，东场村东北的四里处的滩上村前、铺上村东的渡口处有一碉堡，东场村北二里的南榆林村东头有个碉堡，东场村西北6里处的周庄村西、魏僧寨南有一碉堡，东场村西南7里处的李路桥村南边有一个碉堡等等。碉堡一般是砖木结构的园型二、三层楼房，站在顶上可以瞭望四周，并可向四周射击。碉堡的下面有厨房、仓库、宿舍等，而且在碉堡四周有半径三四十米的障碍物——带有铁丝网的深宽各丈余的封锁沟，只有一个吊桥式的出入通道。碉堡一般设在交通要害处，过往的行人随时必须接受盘查，所以，“敌占区”的男人们随身携带着什么“良民证”之类的“证件”，而小孩子们相对比较自由，一般是不被检查的。经常见到的是乡长、保长、甲长以及其属下的吆五喝六地催粮、抓夫和索捐行动。碉堡里的伪军，更是随时下村来，随便出进民宅进行抢拿骚扰，我亲眼见到过，某乡长带着一帮子人到东场村，宣布要在马头村北、东场和西场村南的大路口处建碉堡。所以，没与任何人商议，就把小庙前边那棵一搂多粗的大杨树给锯掉了——连树枝都拉走了，村民只急忙抢摘了些树叶子回家充饥！有一天，刘圈碉堡下来的5个伪军进了我家（仅有的旧棉被早已藏在了柴草垛底下），搜寻了一阵子，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竟然将仅有的几个捆好的高梁秸扛走了，并顺手将外祖父留给母亲的小银烟袋（在屋门的门墩上放着）给装走了！那时，村庄里所有小孩子手臂粗以上的枣树全没有了“树头”——都被锯下来拉走充做了碉堡和外城壕的障碍物！

    马年（农历壬午年）冬天的一天，日伪军“抓壮丁”去修建工事，因为“男爷们”少，小男孩也被拉去充数，我和小我8天的族侄展海一块被“拉”走。这次是在馆陶县城西关外修筑“护城壕”。 “护城壕”就是在城墙外的护城河的外面再挖一条深沟。新的“护城壕”是平地新挖的，深宽各有丈余，挖出的土都翻到壕沟内侧，这又如同在内侧筑起了一道巨大堤坝，在内侧堤坝上再放上密集枣树枝之类的障碍物。我们去挖这道防护壕时，壕沟似乎已基本上挖好了。所以，壕沟已很深了。在这些劳役的队伍里，小孩子也不少，但他们一般都是十二、三岁以上的年龄，最小的要数我们两位了，仅仅8岁。所以，一般也不被监工的“黄皮兵”所注意。但我们最害怕的是力量小，掘挖的新土抛不到壕沟沿上去，如果再掉回沟里，恰好被监工的人看见，他们会因为这种“帮倒忙”行为而训斥几句或抽你两鞭子。展海在向上扔土时，不小心裤腰带开了，裤子一下子落到脚脖子，他不知怎么提上的，大家都不敢笑。记得快要落太阳了，但还不到收工时候，“劳工们”都疲惫了，希望“放工”或休息。不知为什么，马头村的一位十三、四岁的男孩，因被说成“偷懒”而挨鞭子之后哭闹不止，顿时一阵混乱，我们两个小孩子趁机爬上壕沟跑回家了。还有一次被“拉夫”作劳役是去路桥村前修筑馆（陶）邱（县）公路。参加这次劳役的大部分是东场、西场两村的村民，小孩子有我们三个，加上展海和西胡同康大爷家的康定山。为了躲开监工视线并便于受到庇护，我一直是躲在西场村一位王姓“老者”的身体北侧——他一直劳作在东西向工地的北边，所以，他一直能够挡着我，而且一旦有机会逃跑，更方便向北跑后迅速跑入路桥村。大约干到正午时，监工的“黄皮兵”回碉堡内“休息”或吃午饭去了。工地上也处于相对松散的状态，我随身带的窝窝头已经吃完，四下一看，心想逃跑机会来了，于是扛起小铁锨，迅速跑向了不远处的路桥村里去了。好像我跑走不久，占海和康定山也跑了回来——工地上都是被“抓夫”抓去的乡邻们，谁也不会管小孩子们的“逃亡”。

    羊年（农历癸未年）春节刚过，我们一群小孩子正在村中间的胡同口闹藏某（捉迷藏）。这时，我们十个“男小猪”都有了外号。我呢因为个子矮偏胖叫小胖墩，他们因为自己的特点各有外号，李展海叫细高个、李回春叫小虎牙、李庭海叫大眼睛、徐震冬叫罗圈腿、曹七作叫机灵鬼、许书路叫许老闷、康定山叫结巴子、李小箩叫一阵风、。这次藏某是我们“男小猪”最全的一次聚会（张青丰叫喳喳闹，去串亲戚了；崔小梅因为她娘让她缠脚，没有出门，我们也很久没有见过她啦）。加上几个大一点，小一点的孩子，我们十几个人以大坑沿立着的石磙为某，四散藏好，等着守某的睁开眼睛一离开石磙找人，我们便飞也似的从四处跑回来找某·。还有不少大人站在我们旁边看热闹，村子里出现了少有的笑声···。忽然，北边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我们撒腿就向北跑。不！是村北的赵关寨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们的耳边还不断听到“嗡儿--，嗡儿--”的子弹飞过。我们极不情愿的止住脚步，踮起脚尖使劲扬起脖颈向北瞭望发生了什么。这时，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从天空压下来，一只巨大的绿色“蝗虫”（我们当地叫蚂蚱）飞了过来，在赵关寨村上空转圈盘旋，扫射机枪抛射炮弹，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望飞机，还隐隐约约看到飞机上的那个红点。百姓们惊恐万状，我们小孩子却依然向前挪了挪。村庄里许多年轻人和小孩子们，躲在“安全处”直勾勾盯着着赵关寨村的硝烟弥漫。我当时有些胆量，所以，正月十三日上午就一直站在村西北角，遥望着赵关寨村的战火纷飞。过了中午，飞机飞走了，枪声也停止下来。有人高声吆喊说：“仗打完了，鬼子兵撤走了！”；“快去看看去啊！”。我也迅速向赵关寨村奔跑过去。眼看着东场、西场、榆林等村的众多乡亲们也往赵关寨村奔跑。大多数都是在赵关寨村有亲戚关系。我很快就跑到了家住村西南角的外祖父家。在他家大门里还看到了日本人刚做熟但没有来得及吃的带肉的大米干饭，还冒着热气，用手摸去还有点烫手呢。因当地人不习惯、也无有心情去吃，故一般都是倒给猪、狗、鸡去吃了。听大人们断断续续说，这场战斗是冀南和鲁西北的临西、邱县、威县、馆陶等四县的日伪军，疯狂地追击我抗日卫河支队。我卫河支队一部，从曲周的侯村到临西的下寺堡，又辗转突击四天四夜，仍不能摆脱强敌，被迫于正月十二日晚间据守在赵关寨村李姓居民楼上，面对千余围攻敌人英勇抵抗，坚守了一天多，最终因弹尽粮绝，62名战士全部牺牲。正月十三这一天，该村的平民百姓也死了不少。两个人因为不为日军抱柴草烧楼，被日军当面刺死。有一家人藏在地瓜窑里，被日军用火烧死在里面。外祖父家因两个舅父在外村扛活，不在家，家中只有外祖父、外祖母两位老人，故没有人员伤亡，但住在村里的三姥娘（外祖父的寡妇弟媳）却因有病而被“吓死”了！赶来赵关寨村串亲戚的张青丰被炸死在亲戚的院子里体无完肤，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一天到晚的喳喳闹声了···。正月十三日这一天，成了许多家庭为亲人追忆的忌日。傍晚，西天满是血色，红彤彤的，让我看着干哕。赵关寨的百姓在霞光里，抬着沉重的遗体将62名英烈集中安葬在了村南空旷的黄土地上…。

    自从见了那个巨大的绿色“蝗虫”，我的耳边常常听到“嗡嗡声”，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出日本飞机的模样。过了正月十五，我的家里已经没米下锅，吃饭已十分困难，东场村许多人开始外出讨饭，母亲也开始了她的一生中第一次外出讨饭。她抱着妹妹、领着弟弟和我。我们串了两个村庄，走了60多户却没有一点收获。因为多数人家也因为困难无法施舍，少数富有的大户又有恶狗把门，我们不敢近前。一路走来，我们又累又饿，母亲最后带着我们走到赵关寨村的外祖父家吃了些糠菜，又拿了几把棉花桃子皮，回到了东场村。母亲边走边痛哭着说：“回家吧，以后饿死也不出来要饭了！”…。过了不久，我5岁的弟弟（乳名“小卫”）在院里蹲着大便时突然向前一爬就死了。为此，母亲和婶母等还痛哭了一场。随后堂哥克信将他埋在西坑南沿那块南北地里（我家代种的登山爷家的坟地）。此后不久，李庭海徐震冬也先后饿死了，他们也被埋在西坑南沿那块南北地里。我没有出门去看，一直猫在家里听着村里的哭声。大眼睛和罗圈腿的死让我痛苦了好一阵子。

    老天爷已经有半年没有下一滴雨啦。天气越来越热，太阳就像锅底门的火烤着烧火做饭的我，满脸生疼。光着脚丫，走在大路的曝土上也被烫的不敢久留。村里好像没有了鸡鸣狗叫一样肃静，就好像我们曾经玩耍过的坟地一样没有声响。我的耳边又听到了“嗡嗡声”。仿佛全村人也都听到了“嗡嗡声”。大家有气无力的从屋里走到院子里观看。只见西北部的天上全被黑云压住，飞快的向我们这儿压来，不一会儿太阳被遮住了，天空阴下来，暗下来。偶有一只绿色蚂蚱从天上掉下来，又有一只绿色蚂蚱从天上掉下来。我脑海里立即出现了那个巨大的绿色“蝗虫” 模样的日本飞机，不仅不寒而栗，浑身哆嗦起来。几十只蚂蚱从天上掉下来，几百只蚂蚱从天上掉下来，地上满满一层蚂蚱搅动着，趴着的，飞着的，展翅的，啃着的···。天上，空中，地上，墙上，房上，树上，到处都是晃动跳跃的蚂蚱，满世界都被这讨厌的小东西占据着。直到这时，大人们才知道旱灾之后又闹蝗灾了。这样的黑云蝗风足足刮了四五天。待它们过后，凡是草尖、棒子苗、树叶这些绿色的东西都被它们吃的精光精光，仅剩下根茎和枝杈。一支1米长的树枝上会落满几十只蚂蚱，把树枝压的弯弯的，直到把丫叶吃光，又会飞来几十只蚂蚱，在弯弯的树枝下继续啃咬。起初，人们还害怕，但是饥饿让人们胆子大起来。人们利用各种办法逮住蚂蚱烤着吃起来。用簸檱一撮就是一堆，用布袋顺着风口张开一会儿就是半布袋，拿起鞋子拍打一会儿也有不少收获。蝗风过后那些掉队的零星的蚂蚱当然也成了那个年月许多天的“美味”。整个村庄许多天都飘荡着烤焦蚂蚱的焦糊味道。后来，我闻着这味就想吐。

    进入七月，老天爷忽然变了脸，连续七天七夜下起了大雨。阴沉沉灰蒙蒙的天和哗哗流下的雨水以及满地的泥水仿佛连在一起似的，找不到人和村庄的位置。到了第三天地里的水已经沟满壕平。几乎每一家的房屋都开始漏雨。屋外哗啦哗啦，无法出门行走；屋里滴滴答答，几无立锥之地。人们已经找不到生火做饭的干柴。于是，在屋子里顶着破雨伞、破油布、被单，甚至在炕角起围着破被子卷曲着。饿了接点雨水咕咚咕咚喝一气，再就是抓一把麸皮糠就着雨水喝下去。有几家的土房倒塌了（曹七作的父亲几个月前出门不知干什么去啦，家里剩下孤儿寡母，他们住在最北的边低洼地里，曹七作和他的母亲被砸死了。直到二十几天后，村民发现时，尸体已经臭了，面目全非，村民就地把倒塌的土向里培了培完事）。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有的人发现不对劲。雨下的小了，可是地里的水面却一直往上涨，一个时辰涨了有3寸多。忽然，有人喊：“上河水啦，赶快往大堤上跑---，南馆陶的大堤开口啦---”。于是，惊慌万恐的人们纷纷从屋里跑出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扶着的拉着的抱着的背着的，踏着泥泞黏脚的路影，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大堤上。村民就这样，在雨中的大堤上站了一夜，个别坚持不住的就瘫在了泥窝里睡着了。好在，第二天雨停了，太阳出来了。人们一看村里已有一米深的黄水汤，三分之一的房子又坍塌了。中午，村民望着满漕湍急北去的河水，看着河对面馆陶县城的炊烟，饥饿难耐。几个大胆的回村找了一些糠菜什么吃的分给大家。大家饥肠辘辘的在大堤上度过了第一个夜晚。谁也没有想到，当我们再次睁开眼时，我们面前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八个半袋的红薯干（地瓜干），这成了我们村救命的粮食···

    二十多天后河水退去了，村民陆续回到村里修缮房屋，拾掇锅灶，整治家什，开始过日子。不想一种怪病在附近村庄流行开来。一些人上吐下泻、抽风抽筋、腿脚烂疼。吓得人们不敢饮用井水。后来，人们说是霍乱。从1943年夏秋开始，各个村庄都有因霍乱病而致人迅速死亡的事例，加上因其他因素病饿而死亡的，几乎各村各户都有人员死亡，有的村庄一度因死亡的人员过多、活着的人员体质太弱而无法使死亡的人及时埋葬，暴露于道路旁、荒野中、家院里。我的伯父家死亡两口，我的大雨叔家死3口，我家死亡2口。隔壁胡同属猪的小虎牙回春和许老闷许书路两位兄弟也害霍乱死亡了。此时，如果，到了哪里听不到哭声，也许不正常了？但是，人们的眼泪几乎已经哭干，嗓子几乎已经哭哑，饿得已经奄奄一息，几近死亡，还怎么去哭呢？还怎么能听到哭声呢？后来，隐隐晦晦的听说，是南馆陶炮楼的日本兵在社里堡村炸毁了大堤，才上河水的，沿河很多县死了多少万人，有两个日本兵在炮楼里自杀了···。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