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

    ——迈向第二个百年的思想武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形象辩证逻辑思维作为融合具象感知与辩证法则的科学方法，不仅延续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更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背景下，彰显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与实践指导力。面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一思维方法对我们提出三重核心要求，而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思维遗产，恰为我们提供了穿越迷雾的思想罗盘。

    （一）认识论：在“具象”与“抽象”的统一中把握时代本质

    迈向新征程，认识论的首要任务是破除认知误区——既要避免经验主义的“刻舟求剑”（将过往经验绝对化），也要警惕教条主义的“纸上谈兵”（将理论框架教条化）。形象辩证逻辑思维要求我们：以具体实践为认知起点，从鲜活的时代现象中提炼本质规律。

    当前，人类正经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深度演进，其核心特征与影响本身就是“具象与抽象统一”的生动教材。从技术形态看，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突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交叉融合”的鲜明特点——AI与物联网结合催生智慧城市，基因编辑与大数据碰撞推动精准医疗，这些具象的技术图景背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抽象规律在数字时代的演绎。从全球格局看，中美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欧洲在绿色能源转型中的探索，既是具体的国家行为，也折射出“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科技竞争是全球共性，但各国技术路径（如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与美国的“市场驱动”）因国情差异而各具特色。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强调“认识开始于经验”，但“经验的东西不等于理性的东西”。这一论述启示我们：面对科技革命的复杂变局，既需深入观察具体技术应用（如AI在制造业的落地场景），更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技术革命的本质是生产力的跃升，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适应性调整。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被碎片化信息迷惑，在“变”与“不变”中锚定发展方向。

    （二）方法论：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中破解实践难题

    方法论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传承”与“突破”的关系。形象辩证逻辑思维要求：既坚守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原则，又要根据时代条件创新路径方法。这一点，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深刻——他既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立场，又在不同历史阶段灵活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等策略，展现出“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语境下，“守正”意味着锚定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科技发展必须服务于人民福祉，而非资本的无限扩张。例如，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中，既要借鉴全球技术标准，更要坚守“以人为本”的底线（如防止算法歧视、保障数据安全），这正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传承。“创新”则要求打破路径依赖，在关键领域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传统，面对芯片产业的“卡脖子”困境，不能照搬西方完全市场化模式，而需探索“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新路径——通过“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关核心技术，同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集中与分散”“自主与开放”的辩证统一。

    从历史经验看，每次科技革命都伴随生产方式的重构。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工厂制度，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垄断组织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全球化进程。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正推动“智能化生产”“数字经济”成为主流形态，这要求我们在方法论上实现双重突破：一方面，传承“统筹兼顾”的系统思维（如毛泽东同志“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协调好科技、经济、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创新“跨界融合”的治理模式（如建立科技、产业、金融协同机制），让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同频共振。

    （三）实践论：在“战略坚定”与“策略灵活”的统一中赢得发展主动

    实践论的核心，是把握“长远目标”与“阶段任务”的辩证关系。形象辩证逻辑思维要求：既保持战略定力，锚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动摇；又要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策略，在动态平衡中推进事业。

    从战略维度看，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长远影响已清晰可见：预计到2035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突破20万亿美元，技术创新将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变量。这要求我们始终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都不能动摇这一根本方向——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抓住主要矛盾”思想的当代应用：在发展全局中，科技自主可控是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关键矛盾，其他工作都应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从策略维度看，需根据不同阶段的具体矛盾灵活施策。例如，在技术攻关初期，针对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应加大财政投入、完善评价体系（如“破四唯”）；当技术进入应用阶段，则需侧重市场培育、标准制定（如推动5G准备6 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这种“阶段论”思维，与毛泽东同志分析抗日战争“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的方法论一脉相承——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在“战略坚定”中体现“策略灵活”。

    （四）毛泽东辩证思维遗产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同志的辩证逻辑思想，为我们运用形象辩证思维提供了根本遵循。其核心可概括为三点：

    对立统一是根本法则：在《矛盾论》中，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这一思想启示我们：看待科技革命中的“竞争与合作”，不能持非此即彼的态度——中美在气候科技领域的合作与芯片领域的竞争，本质是“对立中有统一、统一中有对立”，应在斗争中寻求共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强调“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面对科技革命中的“共性问题”（如技术伦理）与“个性问题”（如我国基础研究短板），需分类施策：前者可借鉴国际经验，后者则需立足国情，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破解。

    抓住主要矛盾：在复杂局面中，“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前，我国在科技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创新能力不足与高质量发展需求的矛盾”，因此，“科技自立自强”成为贯穿新发展阶段的主线，其他工作（如产业升级、人才培养）都需服务于这一主线。

    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本质上是一场在科技革命浪潮中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形象辩证逻辑思维，既是对毛泽东辩证思维遗产的继承，也是应对新时代挑战的思想武器。它要求我们：在认识论上“见微知著”，从技术变革的具象中把握历史规律；在方法论上“守正创新”，让传统智慧与时代需求同频共振；在实践论上“谋定后动”，以战略定力应对变局、开创新局。唯有如此，才能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与挑战中，牢牢把握历史主动，让民族复兴的航船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