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12日86岁的郭沫若在北京医院病逝。在他病逝的当天，中共中央组成了以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人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同时还委派乌兰夫前往北京医院向因病住院的郭沫若夫人于立群表示慰问。当乌兰夫询问对于治丧有无具体要求时，于立群郑重地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在中央为郭老写的悼词中一定要确认郭沫若真正的入党时间。

    郭沫若生前一直是以党内学者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在郭老病逝后，于立群忽然向中央提出明确郭老的党龄问题呢?事情要从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的一条报道说起。

    “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增添新力量，三百余名优秀分子光荣入党——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等同志开始过党的生活。”这条消息让许多不了解郭沫若革命经历的人以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郭沫若现在才入党。的确，在此之前郭沫若一直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例如，在抗战期间，郭沫若作为民主人士的代表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专门负责战时宣传工作。在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使其成为了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在陪都重庆，郭沫若以特殊的身份为进步文艺工作者撑起了一小片自由的天空，所以大家都把那里称为“重庆的小延安”或“国统区里的解放区”。

    又如，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经常与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交往会谈，郭沫若就是常客之一。毛泽东有一块手表，他非常珍惜，一直戴到逝世。那是他在重庆期间有一次与郭沫若等民主人士聚会，郭沫若发现毛泽东只有一块旧怀表，便取下自己的手表送给了毛泽东。

    再如，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到达北平，当日下午16时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接见民主人士并在西苑机场阅兵。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颐和园宴请民主人士后才乘车入驻香山双清别墅。在这天有关民主人士的活动中郭沫若的位置非常突出。此后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时，他的代表证上注明也是“无党派民主人士”。

    这样一个著名的人士1958年入党了，自然成为那个时代的新闻，而对于了解郭老早年投身革命的人来说，见到这条报道之后容易产出其他想法，比如他去日本那么长时间有什么说法呢？是否一度存在脱党的情况呢？种种疑问到了文革期间被人利用，一度给郭沫若带来极大的压力。

    1966年秋，有人集结在郭沫若住宅门前，扬言要揪出这位“反动文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保护下郭沫若夫妇避居逾月，之后不久郭沫若写的《水调歌头》中就有“诬我前曾叛党”这样的内容，由此可见其愤懑之情。1970年夏秋间，郭沫若成为酝酿中的四届人大代表时又生责难，这年8月9日，周恩来接见部分部委的代表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南昌起义之后郭老并不在朱德那里，而是与贺龙、叶挺南下汕头。汕头军事失利后，郭老辗转到上海，党批准他到日本的。

    有关赴日的背景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的资料中到佐证。1936年5月郭沫若出版了《离沪之前》一书，该书收录的是1928年正月十五至二月廿三的日记，其中就有郭沫若在病愈出院后经由周恩来安排流亡日本的记载。1941年11月在庆祝郭沫若五十生辰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

    作为和郭沫若一同走过几十年坎坷人生的于立群知道郭老的特殊经历很容易让后人产生误解，因此她郑重地说：“郭老生前只有这件事成为他人生的最后遗憾。可是，他生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现在他已经过世了，我应该向党报告，并请党中央考虑确认郭老的入党时间问题。”

    乌兰夫马上将于立群的意见反映给中央和郭沫若治丧委员会。由于此事关系到对一位为中国革命奉献了毕生精力的老战士的最后评价，因此中央对于立群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视。

    在查阅郭沫若的档案资料时，找到了他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在起义部队南下的途中加入党组织的证明。那么郭沫若是怎么参加的南昌起义并在随后入党的呢？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之前就与共产党接触的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同年10月，郭沫若被蒋介石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前往南昌主持政治部在总司令部行营和江西方面的工作。由于蒋介石欣赏郭沫若的才干，因此希望他可以成为自己信赖、倚重的幕僚，然而郭沫若在政治上却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他较早看清了蒋介石的庐山真面目。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写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要知道这可是蒋介石发动“四·—二”政变之前的十几天，郭沫若公开与蒋决裂犹如一颗政治炸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应该说，郭沫若是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蒋的文人。

    面对蒋介石通电严拿归案，郭沫若不仅没被吓到，反而向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士靠拢，当周恩来等发动南昌起义时，郭沫若被委任为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随后在起义部队南下至瑞金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与贺龙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部队失利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一直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一度还遭受关押，自然无法正常与组织联系，但是仍与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左联东京分盟的同志们保持接触，热情支持他们的革命文化活动。

    那么，郭沫若之后又是如何回国的呢？他的组织关系恢复没有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郭沫若忧心如焚。1937年5月18日，长期为郭沫若回国一事奔走的郁达夫一日之内给郭沫若连发两信，信中写道：“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原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改善和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国民党内开明人士不断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允许郭沫若回国为抗日贡献力量，最终蒋介石答应了。1937年7月25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十几天，郭沫若忍痛抛下心爱的日本妻子安娜和五个孩子，离开日本回国参加抗战。郭沫若的这段心路历程后来表现在他创作的名剧《蔡文姬》之中。

    从这时起到1958年郭沫若公开入党，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郭沫若与组织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由于年深日久，特别是直接领导他的周恩来已经去世，查证起来较为困难。所幸的是，仍有一些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健在，他们对郭沫若回国后的那段经历提供了可靠的旁证。

    据阳翰笙、冯乃超等人回忆，筹组三厅时郭沫若曾参加中共长江局召开的会议。这说明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刚来武汉不久，名义上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但已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不过，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更好地发挥郭沫若的影响，周恩来让他继续保持秘密党员的特殊身份，直到全国解放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