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华

    李冠华同志离开我们十周年了，2024 年 4月 15 日即将迎来她的百岁诞辰。在她为党的情报事业奋斗的七十多个春秋中，始终坚守在党的隐蔽战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是中国共产党情报保卫战线较早建立秘密电台和秘密预备电台的亲历者和直接参与者，为保卫党中央，捍卫党的红色政权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李冠华同志自加入革命队伍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尽心尽力。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国家战略重心的转变与调整，她与时俱进，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国家安全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李冠华同志生于 1924 年 4 月 15 日，山西省洪洞县古逻乡上寨村人。

    1938 年初到达延安，4 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五大队学习，同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 年底进入中央军委三局通讯学校第十三期无线电报务和机务培训班学习，1939 年升入高级班，1940 年初毕业。同年 3 月随周恩来同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担任机要电台报务员。

    1942 年夏，国共关系紧张升级，为防止不测，她疏散到川东特委机关莫止（原名李德椿）家，建立秘密电台预备台。

    1945 年 10 月返回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旧政协会议期间，参加了中共代表团的通讯电台小组工作。

    1946 年 5 月随同周副主席到达南京，参加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的电台联络工作。同年 6 月奉周副主席调遣到上海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吴克坚情报系统做情报工作，直至上海解放。

    1949 年上海解放后，任中央军委联络部上海联络局一处内勤科副科长、科长等职。

    1955 年随机构调整集体转入中共中央调查部二局工作。先后担任副处长，1976 年后任中调部美国工作处处长。1983 年离休，享受正厅（局）级待遇。2013 年 3 月 16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89 岁。

    李冠华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也是一个革命家庭。李冠华回忆：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县政府的书记员，因蒙冤入狱，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外祖父早年也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沈阳担任过学监。母亲刘玉璞（原名刘淑媛）1897 年生于山西，毕业于太原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深受外祖父影响，大革命时期加入了国民党，任国民党山西省妇女协会常委，创办了河津县女子高等小学，并任校长。

李母刘玉璞

    1936 年下半年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1937 年宣布脱离国民党，同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 年初，母亲率领全家奔赴延安，主动要求上抗日前线，后被党组织任命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山西省政协常委，1970 年病故。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家乡遭沦陷，13 岁的李冠华不愿做亡国奴，一心想抗日。她只身离开家乡，投奔阎锡山创办的“民族革命大学”（1937 年 1 月，阎锡山打着民族革命的旗帜，在山西临汾地区创办了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临汾设立本校和一分校，运城、曲沃设立二、三、四分校，学生达 5000 余人。办学方针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1938 年 2 月，随着日军侵略不断深入山西，阎锡山逐渐暴露反共嘴脸，尤其是 1939 年 12 月的晋西事变后，山西统一战线遭到极大破坏，民族革命大学彻底丧失革命性。），李冠华的母亲得知民族大学背叛统一战线后，引领女儿一同参加牺盟会，革命的洪流把母女俩卷进了同一个革命阵营。

    1938 年初，通过山西河津牺盟会和 120 师某支队的介绍，李冠华随母亲及哥哥嫂子步行到达延安。4 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五大队（在柳树店）学习军事、经济学。由于她有抗日救国的动机，因此学习态度端正、刻苦、以优异成绩于当年年底抗大毕业。紧接着又被选派（分配）到军委三局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和机务。1939年升入高级班学习，1940 年 1 月毕业。

    1940 年 3 月，因国统区急需电台机要干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紧急调派一批报务员、机要员到重庆、桂林、海南岛等地从事地下机要电台工作。就这样，挑选 6 位女同志、3 位男同志，年龄从 15-20岁不等，跟随周恩来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之后徐恢范、肖敏、魏佐坤 3 位女同志去了桂林，曾绍辉、林胜文、刘成义 3 位男同志被派到海南岛，李冠华、杨力平、吴梅容 3 人留在了重庆。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机要电台设在办事处三楼，萧贤发是台长。由于缺人手，李冠华和杨力平只实习了一个月就正式上岗工作了（常规应实习 3 个月）。当时的环境条件十分复杂且险恶，对电台机要员要求很严。三楼的人员一般不准下楼，每天吃饭、喝水都是由勤务员送上去。一二楼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不准上三楼。

    电台机要员的宿舍也在三楼，大一点儿的房间住 3 个人，小一点儿的房间住 2 个人。李冠华觉得住宿条件已经不错了，她说在延安时十几个人住一间小屋子。

    办事处的三楼是阁楼，无论朝南朝北，外面的风都吹不进来，夏天非常闷热，洗澡也不方便。厨房有几个木盆，同志们用竹子做成水管，引来山上的泉水洗澡。电台机要人员的作息时间与其他人不同，由于电台设备是 24 小时工作，大伙轮流值班，一人 8 小时。城里的国民党特务很多，同志们上街也有纪律规定，普通工作人员须二人同行，电台工作人员须三人同行，李冠华她们这些机要人员基本上不上街，在离开红岩嘴转入地下工作之前，她对重庆城区的主要道路都不认识。大约是在皖南事变前后，电台才从三楼搬到一楼。

    办事处的电台名义上对国民党是公开的、合法的，电台工作人员的名字、军衔等信息都是要向国民党报备的，但是具体到人是不能让他们看到的。红岩举办活动时，电台人员只参加内部组织的活动，一旦有外来人员就不参加了。外事活动一律不参加，连新华日报社也不许去。那时，逢救亡室（一楼集体活动室）放电影，因是国民党的放映队来放映，原则上不让去看。即使要去，也要等照明灯熄灭电影开始才进去，电影快结束照明灯还没开启前就得赶紧出来。后来，每两个月周恩来同志就把她们几个年轻人带出去看一场话剧，如《太平天国》、《棠棣之华》、《屈原》、《虎符》，以及俄罗斯的歌剧等。

    每过一段时间，周恩来和邓大姐就到三楼给电台人员开会，除了关心她们的工作、生活，也讲革命道理，甚至讲恋爱观，讲他和邓大姐是怎么恋爱的。周恩来说，他结婚之后非常忙，担任着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邓大姐一个人要忙工作，怀了孩子也没要。邓大姐说，周恩来忙我也忙啊，所以就把孩子打掉了。打掉了第一个孩子，伤了身体。第二个孩子难产，没能活下来，非常遗憾。邓大姐还说，她和周恩来是相互看上的，她看上周恩来的为人、才干，周恩来看上她的聪明、伶俐，两个人是志同道合。

    周恩来很关心青年人员的学习。组织学习苏联共产党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后，每个人要写心得，做成墙报。李冠华记得她写的是要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看后还表扬了她。

    周恩来对人非常亲切。平时他很忙，要写报告，要修改新华日报社论和要见报的其它重要文章，经常工作到凌晨四五点钟，甚至到早晨七八点钟才休息。天一亮，她们一伙小青年在三楼不好好走路，弄得楼板咚咚响，周恩来的警卫员就提醒她们要注意，不要影响周副主席休息，但周副主席从来没有责备过她们。

    那时电台有一台 1000 瓦的发电机，安装在一楼，每天晚上发电时，要用绳子使劲拽它几下才能发动起来，声音非常响。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二楼，他自然听得见，可从来没听说为这事儿提过意见。

    皖南事变后，1941 年 1 月 17 日，周恩来在二楼会议室作了重要讲话。大家听后都很气愤，也都很悲痛，不少同志都落了泪。李冠华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见过袁国平同志（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中牺牲了），与新四军军部一个机要员的关系也非常好，得知那么多同志牺牲被捕，她的心情非常难过。周副主席对同志们说，要准备好坐牢、准备好被砍头、准备好牺牲。如果有人来问支部的事情，你们就说不知道，让他来找我。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董必武、钱瑛等南方局领导同志，不定期地对大家进行形势、气节教育。孔原同志在上课时对大家讲，万一被捕后，应付敌人的办法，要坚定不移，决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要宁死不屈，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强调要保守党的秘密，严守党的纪律，做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他以四川某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事实为例，要同志们吸取教训，当组织遭到破坏时，应立即转移，不可稍存侥幸心理，以免引起更大的牵连和不幸。

    当时，国民党特务搞“自首”运动，甚至搞“突击自首”，抓到中共人员的一两个小时后放出来指认、抓人。或是放长线，跟踪盯梢，寻找我党地下组织和人员，企图大规模逮捕。重庆等地曾发生过这种事例，有的人被捕自首，叛变了；有的人“突击自首”后放出，设法摆脱跟踪的敌人，翻越后山跑回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坦白和汇报被捕自首经过。南方局领导指出，自首不对，但能设法返回主动向组织报告，没给组织造成破坏，总的来说是好的。考虑到这些同志的人身安全及组织的安全之后，就把他们送回延安了。

    周副主席特别细心，他在讲课时提醒大家：“万一你们被捕受刑，不要过分压抑自己，要叫出声来，那样比较容易熬过去。”

    1941 年初，国共合作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参政会也不开了，周恩来也不出门了，他一般没有政治活动在办事处内部就穿长袍。邓大姐得闲就给周副主席补袜子或做些其他针线活。董老觉得大家没什么事情做，就带几个青年人去爬山，透透气。“三八”妇女节那天早晨，董老带着她们从防空洞那边往山上爬，红岩村是个农场，在那个春光明媚的季节，山上的桃花、李子花等很多花都开了。大家说说笑笑，心情都很放松，特别是她们这些整天都关在楼上的机要人员，难得来到空旷的野外，自由地呼吸新鲜的空气，心里感到十分高兴。下山后，董老兴致来了，就吩咐生活秘书小曹把墨汁研磨好，然后他提笔就写了一首诗：“翠条丛中一枝花，娇娆秀出莫能遮。含苞欲放摘不得，愁煞佳人李冠华”。大家都感到这事很有趣。

    在同志们心目中，董老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他的爱人何莲芝对人也非常好，她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读书不多，但很明事理，也会操持家务。在延安，董老有一段时间坚持天天学英语，何莲芝自己带三个孩子，也不请保姆。何大姐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从不让警卫员帮她做家务，家里的活都是她一人承担。

    在红岩村还有一件事让李冠华印象非常深刻。那是 1941 年底，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同志牺牲了。为了纪念他，周副主席在红岩开了一个追悼会。他在会上讲，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要意志坚定不移。讲到大家要学习何功伟同志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节时，还充满感情地朗读了何功伟同志写给爱人许云的诗。她当时心想，如果自己做地下工作，就一定要以何功伟同志为榜样，保持革命气节。那时许云怀着孩子，和大家同住在电台三楼，周副主席特地安排人员照顾她。

牛立志参观董老手迹展

    2021 年 9 月初，董必武手迹展在北京举办。9 月 2 日董老当年的俄文秘书，90岁高龄的牛立志同志前来参观（她也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第八任、第九任院长，中共第十四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的夫人）。进入展厅后，牛立志便被一幅幅展品所吸引，她在每一幅董必武的作品前都驻足，重新品读曾经熟悉的诗书作品的内涵。并不时地向现场观众和工作人员分享部分诗书的来历与其背后的故事。

    当她看到董老创作于 1941 年的《三八节日红岩嘴桃、李花盛开携办事处同仁登山即景戏题五绝句》中写道：“翠条丛中一枝花，娇娆秀出莫能遮。含苞欲放摘不得，愁煞佳人李冠华。”这幅作品时，她向本次展览的主办人，董必武之孙董绍新和孙媳黄琼珍及现场工作人员揭晓诗词中李冠华是谁的答案。告诉他们“佳人”李冠华是“当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秘密电台的发报员之一，当时的革命形势使得她们平时只能待在办事处的房间里不能出去，董老在三八节的时候带几个年轻人出去散心时，作的这首诗。”

牛立志参观董老手迹展

    1942 年春夏之交，当时的形势更为严峻，国民党不断挤压我党的活动空间。6 月李克农同志已经决定撤销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带领相关人员转移回延安。遵照周副主席和董老的指示，李冠华离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设立一个预备电台。预备电台就是秘密的备用电台，一旦八路军办事处的电台被破坏了，为了跟党中央保持联系，就启用预备电台联络。（皖南事变后，国共武装冲突尖锐，南方局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对办事处进行突然袭击，确保在特殊情况下不中断与党中央的联系，便将办事处电台部分人员疏散到成都、重庆市区和郊区设立秘密电台，以备急需。）

    最初组织准备调她去成都，谁知国民党检查时，成都的电台出了问题。钱瑛同志说，那你就留在重庆吧。紧接着孔原同志又找她谈话，主要讲怎样做好秘密工作，组织原则是什么，如果被捕了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然后，他就开始布置任务：“派你到莫止（原名李德椿，又名江涛，江苏吴江人，1922 年 1 月出生于丝绸商家庭，10 岁丧父，与母亲石恬如、弟弟李德宏相依为命。1938 年入党，曾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成都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副局长，1956 年因出国执行任务，飞机在瑞士上空失事而牺牲。）同志家隐蔽和工作，他是个能力很强，思想敏锐的好同志，善于总结经验，汇报工作十分有条理，工作总结报告写的很出色。莫止同志记忆力很强，他上山听了周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或指示，全靠脑子记住，回去能向同志们作比较完整的口头传达。”

    那时候莫止同志常来办事处汇报工作，李冠华见过他，只是不知道名字和工作情况。1940 年，莫止家住南岸莲花山，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与莫止母亲合资盖了三间茅草屋，莫母和儿子住一间，廖志高夫妇住一间，中间的一间为堂屋。这里是莫母掩护地下党员的家，南方局的领导孔原、林蒙、荣高棠等同志都曾先后在此住过。这一时期，组织上把莫止同志抽出来设立预备电台，她负责电台业务，对外称莫止的表妹，先后由廖志高、荣高棠领导。

    李冠华离开办事处前，周恩来同志特意找她谈话，嘱咐她带一本马列主义书籍，坚持学习，不要忘记革命的理论。他亲切地对她讲：“虽然你做地下工作不能藏很多东西，但是藏一本书还是可以的，我相信你能藏好（指密码本）。”

    一天深夜，在荣高棠同志的护送下，她带着一个箱子，里面藏着一部 15 瓦的小电台，乘坐周恩来的专车离开了办事处。车把她们送到南岸，然后改坐滑竿。荣高棠一直把她送到莫止家里。

夫妻合影

    莫止是江苏人，李冠华是山西人，两人口音不同，生活在一起，怎么应对国民党的检查和周围邻居呢？这件事全靠莫母编“口供”打掩护，她是个有爱国思想的妇女。淞沪抗战时，为前方战士缝制寒衣。两个儿子参加革命后，在儿子的影响下，她同情革命，掩护川东特委机关，照顾同志。她没文化，但很聪明，儿子教她识字，渐渐地就能看懂报纸了，后来就为我党传递情报。

    李冠华在莲花山住了一个月，因屋里没有交流电，电台无法工作，便决定搬家。那时找房子很困难，好不容易在头塘张家湾一个富农家租到几间房。张家湾也是个村子，同样没有交流电，电台同样无法工作，她就使用干电池抄收新闻，学习整风文件，写心得体会，然后再烧掉。在这里住了一年，她目睹了莫止的勤奋。两人一起阅读苏联名著，如《铁流》、《母亲》，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的作品，以及斯诺的《西行漫记》，巴金、萧军的作品，学习《评（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资本论》等书籍。他逐字逐段的学习、记笔记、写心得。

    1942 年 10 月，经组织同意，李冠华和莫止同志结婚了。他们始终牢记自己的任务，一直在寻找能提供交流电的房子，但谈何容易！他们建的是秘密电台，只能在郊区，那时候郊区很少有电。

    1943 年 10 月，他们搬到黄沙溪，租了两间仍然没有电的房子。这时，办事处已经建立了秘密电台，这部预备电台作为应急的作用也就不大了，但她仍然坚持抄写新闻，等待上级领导的指示。

    1945 年 10 月 10 日，她和莫止同志回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她没有继续参加秘密电台的工作，组织上安排她先学习国际国内形势，然后再回地下。在办事处学习期间，她婆婆独自在郊区，很担心他们，因为那时候他们几乎没有生活费了。太平洋战争之前，莫止一家依靠在上海租界做绸缎生意的叔叔接济。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了租界，莫止的叔叔无力再接济他们，家里的生活来源，靠她婆婆微薄的积蓄。1943 年至 1944 年，莫止在牛奶公司、直属税务局等单位任小职员作掩护，挣点薪水补贴家用。如今，她和莫止“上山（红岩村）”学习，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了，她婆婆有些着急，找人写信到办事处找他们， 信封上写的是莫止在住地所报户口的名字李家康，地址则是黄沙溪。

婆婆石恬如

    这事儿让周副主席知道了，他看了来信后说：“你们不能在地下了。这封信公开写到办事处，国民党马上就能查到你们在地下的具体住址，回去后肯定会被捕，你们不回去，但也不能把母亲丢了，还要保护老母亲不受迫害。”随后，周副主席安排两个警卫员把她婆婆接到了办事处，亲切地称她为革命的老太太。

    1945 年底，突然有一天组织上找李冠华谈话，说你的身份既然公开了，那就参加中共代表团吧。1946 年 1 月初，她被派到代表团，负责通信电台小组的工作。莫止同志留在南方局当秘书，整理地下党的材料。

    这一时期，让她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叶挺、廖承志的出狱。中共代表团驻地在重庆中山三路，为迎接他们，开了一个小型欢迎会，并请叶挺同志讲话。叶挺还穿着入狱时的棉衣，衣服很破，胳膊肘上的棉花都漏出来了。

    不久，发生了“四八”事件（1946 年 4 月 8 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乘坐美式运输机返回延安，飞机在山西黑峰山撞山，机上 17 人全部遇难）。得知消息后，同志们都哭了。4 月 21 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礼堂举行公开追悼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前来参加，一些国民党人士也送来挽联，但八办电台人员都没让参加追悼会。

    5月初，童小鹏带着机要电台人员乘坐一架美国运输机到了南京。之前马歇尔给了办事处一台 4500 千瓦的发电机和一部军用电台，难得有这么好的设备，也一同从重庆运到南京继续使用。

    周副主席吸取教训，让大家分期分批走。他带领一批人，董必武带领一批人，于 5 月 7 日前全部人员抵达南京。李冠华就是这次随同周副主席来到南京，参加中共谈判代表团通讯电台小组工作的。

    1938 年，武汉被日军占领后，八路军在重庆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都曾在此生活、工作，历时八年，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9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重庆组建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凯丰、吴克坚等为常委，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因为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是秘密的，设在公开机关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内。最初在机房街 70 号，1939 年 5 月，因日本飞机轰炸被炸毁，董必武、博古等率领南方局的同志和办事处大部分同志迁往红岩，散住在农场工人宿舍和堆放杂物的茅草屋里，同年秋天，由办事处同志自己设计并修建的办公住宿大楼竣工。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全部迁入办公。从此，红岩村这块红色的土地就成为革命的象征而享誉海内外。

    李冠华从 1940 年 3 月随同周恩来同志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担任机要电台报务员，到 1946 年 5 月随同周副主席离开重庆前往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在重庆工作六年多。见证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走过的历程，也在这条隐蔽战线亲身经历了重庆-延安（党中央）、重庆-南京、重庆-武汉、重庆-桂林等历史性重大事件的秘密联络过程，为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李冠华接着回忆道：南方局在领导和指挥隐蔽战争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并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工作方针。这一时期隐蔽战线的各项工作，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六项：情报和保卫工作、特殊军事活动、特殊政治活动（统战性质的）、特殊经济活动、特殊文化活动、秘密社会活动。这些方针、措施在当时收到很好的效果，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1946 年 6 月底，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国共和谈彻底破裂。邓颖超大姐亲自找她谈话，问她是否愿意驻机关？她回答不愿意。邓颖超说那不行啊，现在还得让你去上海。莫止的叔叔在上海开绸缎庄，这是比较有利的条件，可以做掩护。

    她和莫止到了上海，进入吴克坚领导的情报系统。她负责建电台和机要工作，莫止担任吴克坚的内勤助手，领导四部电台，整理上报情报。她婆婆担任吴克坚与莫止的联络员，负责收转资料。莫止的弟弟李德宏在银行工作，为吴克坚情报系统提供大量工作经费。莫止同志很善于利用公开报刊搜集情报，他从《时代》（苏联驻华使馆出版的期刊）杂志了解国共战场的战况，直到这本刊物停刊。

    吴克坚是 1946 年 1 月携全家随同董必武一行到达上海的。

    启程前，周恩来、王若飞、李克农分别与吴克坚谈话，详细交代了派他到上海的目的和任务。李克农讲：这次派你去上海，一、基本上没有现成的情报关系可利用，要靠白手起家；二、配给电台和人员；三、到上海社会部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处领取活动经费。当时李克农风趣地对他说：“老兄，我管的这个摊子，货架上空空洞洞的，全靠你们到蒋光头那里弄点东西来，否则我是难向中央交差的。”吴克坚轻松而又坚定地回答道：“行，我就白手起家，那你们就看我的吧。”他们在上海先后建立了 4 部秘密电台，台号分别是岭台、崎台、昆台、岚台。

    岭台是工作时间最长、收发报量最大的一部电台，设立于北四川路江湾路一幢三层楼房内。1946 年底建台，一直工作到 1949 年上海解放。（李冠华任译电员、梁汉莲任报务员工作配合最多的台）崎台先是安装在狄思威路（溧阳路）天潼路茂园里 46 号，后来搬到了荣市路 313 弄。此台先后轮换了三组电台人员，电报量仅次于岭台。1946 年 7 月建台时，属于刘少文情报系统。同年 11 月移交给李冠华（吴克坚情报系统）。该台与中央情报部直接联络，直到 1949年 5 月上海解放。

    1946 年 9、10 月间，由于刘少文的两个秘书叛变，他的情报系统遭到很大破坏，并受追捕。刘少文的情报组织和吴克坚的情报组织有工作联系，他的那两个秘书李冠华也认识，为此，吴克坚要求他们赶紧搬家到杭州。那段时间，他们搬了三次家，常处于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中。

    昆台是他们设立的最安全的一部电台，位于塘沽路 62 号一幢双开间店面二层楼房。1947 年 7 月正式启用，与中央情报部直接联络，工作到 1949 年 6 月低。

    岚台是她建立的一部预备秘密电台。该台于 1947 年设立，1948年启用，主要和华东局社会部联络。1949 年 1 月，淮海战役打响后，为了配合解放军南下，岚台改成和三野总部联络，直到 1949 年 5 月27 日上海解放。

    除了上海的四部主力电台外，吴克坚情报系统还在南京、长沙、福州、南昌等地先后建立了五部秘密电台，范围涉及广，情报输送多，可谓中共情报史上的奇迹。仅上海的四部秘密电台，从 1947 年 1 月至 1949 年 6 月共发出密电 977 份之多。其中就包括沈安娜、华明之夫妇获取的多份重要情报。

    1948 年 11 月，直接向中情部发出从国民党国防部获取的《国防部对淮海战役估计》和《徐蚌会战的国军部署》等重要军事情报。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全歼黄维兵团十万余人，兵团司令黄维被生俘，蒋介石的徐蚌会战宣告失败。

    1949 年 1 月，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被解放军围困在永城东北地区，粮草断绝、饥寒交加、军心动摇。杜聿明就给南京国民党政府发了一份告急电，要求立即空投 20 万只防毒面具，妄图率残兵败将放毒气突围，做垂死挣扎。

    这份急电落在了华东局社会部打入国民党军联勤总部的内线情报人员手里，尽量拖延缓办。

    1949 年 1 月 10 日，杜聿明还未见到空投的防毒面具，就已全军覆没，束手被俘了。

    至此，淮海战役全部胜利结束。我军以 60 万装备很差的部队，战胜了国民党 80 万装备精良部队。

    总之，吴克坚情报系统在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上海等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更难能可贵的是，“吴克坚系统”在上海三年的地下斗争中，无一人被捕，无一部电台被侦破，确保了红色电波与党中央的畅通，创造了我党情报史上的神话。

    1949 年 5 月 1 日，中央情报部在给吴克坚系统的嘉奖电中写到：“克坚并转全体工作同志：几年来你们在克坚同志领导下，不避艰险、任劳任怨、坚守岗位，获得敌人各种重要情报，保证了同中央的联络，直接配合了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胜利，你们的密台工作是有成绩的，特电嘉奖。”

    1949 年 4 月，李冠华得到消息：“我军将于 4 月 20 日零点渡江南下，敌人已溃不成军”。5 月 27 日，上海中央公园附近终于打响了解放上海的枪声，上海终于获得了解放。

    1955 年调入中央调查部二局工作后，与周恩来总理见面并聆听他教诲的机会又多了。1969 年的一天，周总理有事要去张自忠路 3号（旧铁狮子胡同 1 号<号称，铁 1 号>），因大门形状相似，司机驾车误入了铁狮子招待所（国务院八所）。

    那天外交部有个专题业务学习班在这里举办，中调部的相关局、处级领导干部参加，总理的车进院时正赶上工间休息，大家都在院子里活动。突然看到周总理来了，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因工作关系不少同志都与周总理比较熟悉，总理一下见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而且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默默为党工作的隐蔽战线的老同志也很高兴，他没有让司机立即掉头离开，而是下车一边和大家打招呼，一边给大家解释他的车子进错了门。当总理的目光从人群中移向李冠华时，她心领神会，立马迎上前去，总理只和李冠华亲切握手后就上车了。同志们与周总理依依惜别，目送周总理的车渐渐远去。

    李冠华同志在经营美国方向的工作期间，先后接待了来华讲学、观光、旅游、访问的杨振宁、李正道博士、韩素音女士、斯诺先生等知名人士，还接待了许多定居美国，绕道欧洲、香港回大陆探亲访友的原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中美两国建交和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也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