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女儿李敏(右一)丶李讷(左一)丶侄子毛远新。(中红网红色图库)
神秘的毛泽东侄子、毛泽民儿子毛远新(右),出现在邵华将军告别仪式上。(中红网江山摄)
作者说明:
原文我始见于【强国网心声论坛2010-1-27。原文署名:ceshi123】
看来是某次朋友聚会后,好心者没有跟我商量核对,单凭个人记忆和理解整理出来文章,又未经我过目同意就在网上发表了。我读后感到虽然大体似乎是那么回事,但许多地方词不达意甚至错误,比如“清末民初”写成“明末清初”。由于当时聚会是随意聊天,东拉西扯,转化成文字就显得杂乱无章,甚至哪些是主席的话,哪些是我个人拙见,都混杂纠缠不清。对当时某些背景,也缺少必要交代。我是很不满意的。
中央文献有同志对此文涉及内容很感兴趣,托人捎信,建议我将其整理校对,重新加工一下。受人之托,我开始着手对网上这篇文章进行了修订。修订时,对于主席的原话,都用加粗字体表示。
2010年5月29日,家母去世,修订停顿。同年年底家母入葬后,又重新拾起。今年3月,修订稿初定,恰逢天安门前竖起了孔子铜像,我不知此举的背景,恐探讨历史学术之谈,变成了现实政治问题,又再次停手。
依据网上文章结构的基本脉络,修订后的文稿保存如下: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有人谈到中央电视台某人讲主席诗词讲的非常好,毛远新说,1973年主席写了一首赠郭沫若同志的诗,没有公开发表。后来有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诗词都公开了,但这首诗却不大讲。为什么呢?因为涉及批孔。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听说,批孔就是批周总理,所以都要回避。有一部讲主席诗词的专题片,叫《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这部专题片街上有卖的。是为纪念主席诞辰11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的。这是从主席诗詞的角度讲主席的一生,拍的水平高,解说詞写得也不错。《独领风骚》在中央一台播过,后来在中央四台也播过。大概因为前述原因,毛主席赠郭老的这首诗并没有收入这部专题片中。
当年主席曾给我讲过这首诗,还给我一篇柳宗元的文章《封建论》,章太炎的两篇文章《秦政记》和《秦献记》,都印成了大字单行本。主席要我回到沈阳召集辽宁省委常委和沈阳军区主要领导,给每人印发一套,还要我把黑龙江、吉林两个省的主要领导请到沈阳来,同时给他们每人都印发了这首诗及那三篇文章。
当时主席的要求,主要是回去认真贯彻落实周总理在党的“十大”作的政治报告【註】。按照惯例,在回沈阳之前,我把主席谈话的内容和工作布置,当面向总理作了汇报,而且请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主要领导来沈阳,那是要经总理批准并由总理通知他们的。
我们请毛远新同志把毛主席的诗写下来。
毛远新说:这首诗,原名好像是“读《封建论》赠郭老”,记不太准确了。随即用笔写下了诗的全文:
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粃糠。 百代都行秦王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远新解释说:诗中“十批”主要是指郭老写的一部书《十批判书》中的第十批,是专批秦始皇的。“唐人”指柳宗元,他写了一篇《封建论》,“子厚”是他的字。“文王”指周文王。
毛远新说,当时我问了两个问题,一是祖龙指什么?主席说就是秦始皇。二是“百代都行秦王政”一句中的“政”字,是嬴政的政还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姓嬴名政。主席说是政治的政。现在我在某些刊物上看到这句变成了“百代都行秦政法”,不知是因我的提问,主席自己作了修改,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这首诗大概是1973年夏写的。党的“十大”是1973年8月召开的,会议结束后,我去看主席,他亲自给我讲解的。
早在文革前,1965年夏,主席就叫我读过《十批判书》。当时主席主要是给我讲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郭老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主席说他是科学家,我不理解,我印象中他是历史学家,文学家,剧作家。主席说他是研究甲骨文,研究历史的专家。文字学、历史学都是一门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类思维的科学。当时主席对我说,可以读读郭老的《十批判书》,还有《青铜时代》。当时主席称赞郭老在《十批判书》中的第一批,说他先批判了自己。郭老在书中说,过去他研究先秦古代史,多是根据东周以来儒家文人的著述,后来经过对出土的青铜器、甲骨文字的考证,发现自己对先秦历史的许多结论是不当的甚至是错误的。
主席说:“研究先秦古代史,就应该学学郭老,要从考古入手,从乌龟壳,牛骨头,青铜器入手,不要只停留在古人的故纸堆中。”
郭老《十批判书》认为,殷纣王并不像古书上写的那样荒淫无道,失去民心,恐怕还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物。由于殷与东南夷连年战争,被周人从后面乘虚而入。殷纣王用的是东南夷的俘虏兵,作战时倒戈投降而失败。其实当时殷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周先进得多。主席说:“周取代了商,要证明自己更合天意,顺民心,就极力丑化殷纣王。后世儒家都是以周公(姬旦)为楷模,所以又给纣王编造了许多罪名,包括《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郭老是根据地下出土的乌龟壳、牛骨头和青铜器上的文字得出的结论,我看比较可信。同样,汉取代秦,唐取代隋,也都极力丑化秦始皇,丑化隋炀帝,可惜郭老没有注意到这点,对秦始皇的评价很不公正呢。”主席根据郭老书中的研究结论,随口还归纳了四句话:“三皇五帝属子虚,夏禹有无尚可疑。青铜甲骨来(可?)作证,……”最后一句我忘记了,大意是说殷商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
毛远新说,这次主席还把柳宗元的《封建论》及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大字单行本递给我,我简单翻了一下,唐人的古文略加注释并不难读,但章太炎的文章我根本读不下去,许多字见都没见过。我问这是啥字,有的主席给我讲了,有的他也说不晓得,要我去查注解。我说怎么清末民初的文章比唐朝的文章还难读。主席开玩笑说,大概是唐朝知识分子还没有那么多思想问题,写的诗和文章比较接近群众。后来一些知识分子,似乎用字越生僻古怪,越是别人认不得,看不懂,越能显得自己有学问吧。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反对分封世袭制,肯定秦始皇郡县制的。主席说,这里所说“封建”二字,叫封土建侯,按郭老的说法是指“封诸侯,建藩卫”,这是“封建”二字的原意,和我们现在说的“封建”不是一个概念。主席指着文中一段唸道:“‘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认为,公天下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主席指了指这段话前后的文字要我唸。我一边唸主席一边解释,主席说:“这里说的‘公’与我们现在说的‘公’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他(指秦始皇)是以皇帝个人之私来公天下,他自己还是为私的,是‘私一已之威,私尽臣蓄于我’。柳宗元说,秦之所以二世而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说得好,封侯世袭制度,只能造成国家分裂。”
毛远新说,秦统一后要不要分封?李斯与许多人的意见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主张郡县制,由中央直接任命郡长、县长,反对把一个个诸侯王分到各地去,成为当地世袭的统治者。主席说:“秦始皇力排众议,采纳了李斯主张,功劳很大。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进步。”
毛远新说,至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不要说两千多年前,到了二十世纪,如果全国各省都学阎锡山在山西的办法,铁轨宽度各不相同,那是什么后果?如果各地再按自己地方的方言制定文字,恐怕早就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不是说秦始皇没有错误,而是说他的功劳远大于他的错误,所以,“劝君少骂秦始皇”。
一提秦始皇,有人就想到“焚书坑儒”,林彪就是如此。在1971年“913事件”后,主席针对林立果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曾经说过,焚书不是个好办法,我也不赞成。大概当时为了对付六国贵族、文人复辟的危险,巩固国家统一,秦始皇的无奈之举。当时主席还要我去重读《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坑儒”的直接原因,是一群方士术士,利用秦始皇想长生不老,想见见神仙的迷信,骗取了国家大量资金,或是打着研制新药的旗号却总也拿不出长生不老的配方;或是去建豪华楼堂馆所,以备接待天上的神仙,却始终未见有神仙光临;或是建造大批船只,拐骗数千童男童女,扬帆东去求仙,却一去不返。国家的钱财骗去不少,可拿不出任何“成果”,还聚在一起辱骂嘲笑国家领导人,然后逃亡不知所踪。面对利用国家领导人的错误,坑蒙拐骗、耗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还辱骂嘲笑国家领导人的事件,不要说秦始皇,任何一朝皇帝或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恐怕都会火冒三丈,下令通缉,捉拿法办,说不定还会求助于国际刑警组织。
小时候,主席给我讲过不少《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上中学后他要我自己去看书,还顺便提到,除了蒲松龄,还有个叫袁枚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子不语》。主席问我,你知道书名为什么叫《子不语》吗?我摇摇头。主席说,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而这位袁先生说,孔夫子不讲怪、力、乱、神,我偏要讲。并把他写的小说集子起名《子不语》。
我很怀疑秦始皇坑的那帮人是否真的都是儒家弟子,司马迁也没明说过坑的都是“儒”。说他们是儒生的根据是太子扶苏说过一句“諸生皆誦法孔子”。也许是这帮人对孔子只“诵”而不“法”,说一套做一套。因为他们弄鬼弄神,骗钱骗人,居然骗到国家领导人头上,这绝不像是孔子弟子所为,孔子是从不讲鬼弄神的。如果孔子还像他当年在鲁国当公安部长兼代总理位置上,对这帮人也会斩立决的。他在鲁国上任才七天,就以聚众结社、邪说惑众、淆乱是非的罪名,毫不犹豫诛杀了少正卯。何况少正卯还没有弄鬼弄神,骗钱骗人骗到君王头上,只是另立门派招生办学而已。
在秦王朝“严打”逼、供、信之下,大概这些读书人又互相乱咬,牵连无辜,导致了“肃反”扩大化,坑杀了一些真正“诵法孔子”的读书人,他们有些只不过是议论批评朝政,有些主张分封,反对郡县制,也有的主张为六国复国,如此而已。对比蒙古人南侵时的大屠杀,对比满清入关“留发不留头”的法令,恐怕被杀的有点骨气的知识分子,远比被秦始皇错坑的读书人多得多。所以说“焚坑事业要商量”。
孔子说“吾从周”。周公(姬旦)是他心目中最崇拜的人,他认为周公是制定西周礼教制度的人。但据郭老考证,周朝的礼教制度大部分是西周三百年间逐渐积累形成的,许多还是从殷纣王那里直接抄来的,并不像孔子所说,都是周公制定的。郭老说,所谓周公制礼乐的说法,大都是东周时期儒家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打周公的旗号编造出来的。主席说,郭老的说法比较可信,因为郭老是根据出土的牛骨头和青铜器上的文字得出的结论。
孔子当年那些理论并没有多少市场,他周游列国,到处不受欢迎。原因在哪里?孔子的语录看起来都是些好话,但面对春秋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主席说,郭老批评秦始皇不许儒家弟子去秦国讲学。而战国七雄,为什么那些允许儒家讲学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许儒家入境讲学的秦国,却能统一中国?
郭老既要承认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贡献,又要把秦始皇说得一无是处。在《十批判书》的第十批中,拿吕不韦的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这部书做文章。结论是:秦国能强大,是吕不韦当总理治国有方的结果。秦灭六国之战主要是王翦父子打的,统一国家之功在王翦父子。郭老认为吕不韦实际是儒家弟子,只可惜他牺牲在暴君秦始皇手下。总之,好事都是吕不韦做的,坏事都是秦始皇干的,甚至考证出秦始皇是什么鸡胸、马鞍鼻、气管炎等,诊断秦始皇是软骨综合症,从生下来就是个生理心理都不健全的残疾人。而史书上记载“吕不韦名下那些污秽事迹”,例如,把已有身孕的赵姬送给秦始皇的爹,把大阴人嫪毐送给秦始皇的娘,郭老认为都“不是真正的史实”。所以说“十批不是好文章”
毛远新说,秦始皇死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打败项羽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历朝历代皇帝似乎都在骂秦始皇,但是做起事来又都要学秦始皇。郡县制非学不可,谁要是不学,一分土封王封候,就出内乱,甚至打内战。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要学,修驿道、修长城、修宫殿,甚至修陵墓也不都在学吗。家天下,我为始皇,子孙一代代传下去,直至万世,不也是历代皇帝所渴望的吗?甚至连“皇帝”二字和自称为“朕”都是从秦始皇那里直接抄袭来的。对危及自己统治的人和文字,镇压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据说连“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两句诗,就能制造出文字狱来。只是不一定用“焚”用“坑”这种古老粗暴方式而已。这不是“百代都行秦王政”吗?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坐了天下的皇帝,往往都要把孔夫子请出来,一面咒骂秦始皇,一面吹捧孔夫子。最看不起儒生的刘邦,见了儒生把人家帽子拿下来当尿壶,但他却打败了项羽,重新统一中国。到他重孙刘徹,却抬出孔子,独尊儒术。为什么呢?地位变了,由造反者、革命者变成统治者、执政者了。
史书记载,隋炀帝杨广曾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他称孔子为“先师尼父”,既是老师又是老爸。他下令各级政府在全国寻找孔子第n代子孙,上报中央,封为“绍圣候”,大概可享受省部级待遇。但为什么只见后世儒生只责骂杨广是暴君,却没见有人说他是尊孔的呢?
人们盛赞李世民“贞观之治”如何符合儒家理论,那又怎么解释玄武门事变呢?到唐开元年间,其后辈李隆基成为第一个给孔子封王的皇帝,尽管送上一顶“文宣王”的高帽,自己却还是落得“六军不发无奈何”的境地。据传,大宋开国总理赵普,半部《论语》就能治理天下,但未见他能用整部《论语》解释清楚发生在陈桥的军事政变。
成吉思汗读过《论语》吗?他的铁骑弯刀杀遍欧亚大陆,杀人如麻,简直要把所有的农田都变成牧区、草场。可是到了他的后辈,元朝皇帝又要到曲阜去祭孔。相比于历代皇帝赠给孔子的高帽,好像他那顶最高最长,字数最多。
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残酷暴行,哪一条符合孔学理论?但其后人一旦坐了天下,又抬出孔子,到曲阜去祭孔。人们至今不是还在称颂“康乾盛世”如何符合儒家治国思想,还在高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吗?
主席说:“农民起来造反,外族入侵,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朝换代,他们起兵夺权的时候,骨子里都是批孔的。按照孔孟之道的说法,臣是不能反君的,民是不能反官的,下是不能犯上的。你要造反,你要革命,就必须要批孔,否则师出无名,造反无理,革命有罪。
国共两党早期领导人,革命初期都是批孔的,‘五四运动’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如果不批孔,大家也只能跪倒在太后老佛爷和袁世凯的脚下俯首称臣。但是,等蒋委员长上台以后,国民党又去大修孔庙,尊孔、祭孔。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鲁迅说过,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捧起来的一个器具,是想做官的读书人的一块‘敲门砖’。器具也罢,砖头也罢,既可捧过头顶,也可丢进茅厕,那要看当时的实际需要喽。”
毛远新说,我后来查过,主席引用鲁迅的那段话,出自《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集》),写于1935年4月29日。
这一时期前后,蒋委员长置日本侵占我东三省不顾,一只手忙着指挥数十万大军围剿红军,另一只手却在山东曲阜修复孔庙,在全国各地新建孔庙,他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要“读经尊孔”讲“礼义亷恥”。孔夫子不是说“和为貴”吗?为什么对日本人可以讲“和”,而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一定要斩尽杀绝,怎么不讲“和”呢?你说蒋委员长是真的“诵法孔子”,还是仅仅把孔子当成个器具使用呢?
也在同一时期,日本人一只手在我东三省残酷镇压抗日群众,另一只手却在日本东京等地修建孔庙,还说,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的,就是为了帮中国人“恢复孔子之教”。如此说来,抗日战争,岂不变成武力抗拒恢复孔子之教了?湖南军阀何鍵,昨天还在湘江前线指挥湘军血腥屠杀中央红军,今天又给日本国赠送一幅自己珍藏多年的孔子画像,以庆贺大日本帝国孔夫子庙的落成。
鲁迅的目光是敏锐的,一针见血指出,在他们心中,孔子不过是件可以随意摆弄的器具而已。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当你是革命党起来造反的时候,就要批孔、反孔,把孔子丢进茅厕。等你上了台,成了统治者,成了执政者时,为了维护自己特权地位,不许人民再反对你,不许人民再革命时,就要尊孔、祭孔,把孔子捧过头顶,要百姓好好修身养性,服服帖帖接受我的统治。
郭老在《青铜时代》一书中,驳斥过胡适文章中所说“孔子的地位,就完全和耶稣基督一样”。姑且不论地位是否完全一样,据说耶稣当年也和孔子一样,是个私生子。他创立了基督教,也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到处传教,吃了不少苦,虽然他被钉上了十字架,经过他信徒约四百年的不懈努力,基督教终于被钦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孔子虽比耶稣早生了几百年,也是经历过“丧家犬”之苦,经他的信徒四百多年的不懈努力,儒家学说终于被汉武帝钦定独尊,逐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统思想。
在中国,没有法定的国教,老百姓对宗教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病了,不能生孩子了,就去烧香拜菩萨。病好了,孩子生了,又把菩萨忘了。但千百年来,孩子从出生就受孔孟之道熏陶,没上小学就读依此道为主编写的启蒙教材;刚识几个汉字,就得读 “四书”“五经”;上中学考秀才,主要考孔子;上高中考举人,主要考孔子;上大学考进士,主要还是考孔子。就算考研究生当博士考状元,皇上出题目,依旧主要围绕孔子。就連一些带兵打仗的将军,也以有“儒将”之称而自得。就这一条,恐怕耶稣也会自叹不如。为了这块敲门砖,中国读书人的“耐性”,大概世界上无人可比。在欧洲,统治者利用宗教控制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中世纪,基督教已经成为封建专制工具。在中国,封建统治者就试图利用儒家理论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孔孟之道也逐步演变成为封建专制的思想工具。看看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从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把矛头对准了教会,批判神权,解放思想。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矛头首先就对准了孔子,批判孔孟之道,解放思想。
主席说:“我们现在说的批孔,用鲁迅的话说,是批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梳妆打扮过的孔子,并不是专指老夫子本人。孔子本人,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老子、庄子、荀子、孟子、韩非子等人一样,都对中华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都同样值得我们尊重纪念和学习研究。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孔子的政治主张是要倒退回到西周奴隶社会的。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的,他在世时就脱离实际。他的许多话,都是些好话,就是拿到现在来看,许多话也都是好话。但是,面对现实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它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些空话,废话,屁话。你回避承认和解决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过分强调个人修身养性,又有多大用呢?所以他周遊列国,到处不受欢迎,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如丧家之犬。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夫子梳妆打扮,把儒家孔孟之道逐渐变成统治人们思想的工具,这并不是老夫子本人的过错。孔子说过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你就要妇女缠足,这就好养了?这是对人身肉体的残害嘛!什么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妻纲,贞节牌坊,女人死了丈夫就得守寡,男人老婆活着就可以娶几房姨太太。把这些责任统统扣到老夫子头上,我看真有点冤枉。就像欧洲中世纪教会的所作所为,统统推到耶稣身上也确实冤枉。但是,这些东西又都是在儒家孔孟之道旗号下强加给人民的。妇女要解放,就要批孔。人民要解放,起来造反闹革命,就必须要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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