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刘伯承一生指挥了多次战役战斗，屡建奇功。红军长征途中，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晚年，刘伯承身体一直不好，长期在医院住院治疗，但他心忧天下，壮心不已，深得全军上下的尊敬和爱戴。

    “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刘伯承同志有大智大勇，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贯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主动承担最困难、最危险的任务，临危不惧、临难不苟，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他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对手，驾驭战局的发展变化，夺取主动，战胜强敌。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身经百战，先后负伤九处之多。”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在为刘伯承致的悼词中这样评价。

    在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先后负伤9处，是十大元帅中受伤次数最多的一位。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陈毅亦诗称：“弹触一目眇，枪伤遍体瘢。”

    晚年，刘伯承曾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但从不讲战争的事，甚至不看战争片及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一想起战火纷飞的岁月，他就有种难言的感觉。而有件事却是他津津乐道的，那就是办学。

    1949年10月20日，在军委组成后的第一次会议上，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就在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中透露出重要信息：军委正在筹备陆军大学。时任西南局第二书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得知消息后给中央写信，提出：“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刘伯承早在1927年便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学院高才生。回国后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任过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治委员等，有丰富的治校育才经验。

    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同意了刘伯承的请求。

    1950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陆军大学筹备委员会，指定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为筹委会主任，当时主要工作是选择校址。9月，聂荣臻向毛泽东呈送关于陆大选址问题报告，毛泽东批复：“同意陆大设在南京。”11月16日晨，周恩来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要求首先要把军事学院办好。

    11月21日晚，刘伯承乘火车赴南京，随即投入紧张的建校和教学准备工作。11月30日，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1951年2月4日兼任政治委员）。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大院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亲笔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同年5月30日，军事学院空军系、海军系正式成立。至此，军事学院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培训陆军、海军、空军中高级指挥员的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1953年2月22日，毛泽东从安庆乘“洛阳”号军舰抵南京。次日，毛泽东让刘伯承和总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到他下榻的省委招待所，分别汇报院校情况。因刘伯承在上海治疗眼疾，改由陈伯钧、钟期光代为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意味深长地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

    建校之初，百废待兴，特别是缺乏统一适用的教材。毛泽东对此非常关心，要求：“军事学院把师以上的教材，总高级步校把团以下的教材分别负责搞出来，以供给全军使用。这是一件大事。现在部队、学校普遍就是因为没有教材，感到困难得很。”

    刘伯承从上海回到南京，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向全院作了传达，并召集学院领导和教授会同志，研究落实毛泽东亲自交给的编写教材任务。

    在全院大会上，刘伯承要求各级干部、教员以及工作人员，以南京比延安，以学院比“抗大”，以对党和军队事业高度负责精神，不图名利，一辈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最后“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从此，“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这句话，就成了军事学院干部、教职工的口头禅，成为他们献身于党和军队教育事业的座右铭。

    1955年三四月间，刘伯承趁在北京出席会议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由于军事学院学员系不断扩大，学员人数不断增加，教员队伍已出现严重缺额。在朝鲜停战和大军区改划之时，本应从全军选调，但未能如愿。因此，请求批准从军事学院毕业学员和其他院校毕业学员中选留一批作教员。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个办法很好，可是，你怎么不早喊呢？”回到南京，刘伯承立即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军事学院情况及提请补充教员的报告》，提出：“为了解决学院教员队伍严重缺额的情况，请军委授予我一个权力，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学员，只要学有专长，能胜任教学工作，我都可以选留作教员。”

    就这样，刘伯承胸怀宽广，不拘一格选人才。

    他派人到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访贤”和“招贤”。不久，10多个教授会和翻译室及俄文训练班成立了。2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请来了。一批年轻的文化教员也请来了。

    尽管如此，军事学院成立之初的教员配备还是比较缺乏。虽然从华东军政大学选留了一部分教员，后又从机关和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了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任教员，但仍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刘伯承以他独有的胆略和气魄，唯才是举，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中，先后筛选起用了600多名旧军官担任军事教员。这些人有的在原国民党国防部任过职，有的在国民党陆军大学执过教，有的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

    开始，一些学员对这些旧军官出身的教员很不服气，思想怎么也转不过弯来，有的干脆说：“手下败将来教打胜仗的，老子不听那一套。”为了做通这些学员的思想工作，刘伯承语重心长地说：“‘旧军官’是他们的过去。现在，他们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

    廖耀湘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例子。一天，刘伯承指名要把正在接受改造的廖耀湘请来讲课。刘伯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请你来当我们的老师，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讲讲你在缅甸抗日取得一定成绩的‘小部队战术’‘森林作战法’及‘城镇村落战斗’；二是讲讲你对辽沈战役的体会，实事求是，作战中，双方的优缺点都可以讲；三是讲讲你对我军建设的建议。”面对这位名震中外的常胜将军，廖耀湘有些诚惶诚恐地说：“刘院长，我恐怕讲不好啊。”刘伯承挥了一下手，说：“放心讲吧，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你能讲，我们只能当你的学生……”

    刘伯承在组建南京军事学院时，曾经聘请过一名苏联顾问。该顾问比较傲慢，经常指责中方学员不懂军事。有一次，刘伯承约他谈话，谈话中用俄语重点阐述了对俄国著名军事家苏伏洛夫十大军事原则的理解。该顾问听后对刘伯承的学识深感惊讶：“没想到中国还有人对苏联军事家研究如此深刻！”从此，他再也不品头论足了。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令人敬佩。

    “编外参谋”心系前线

    晚年，刘伯承常常忆及的另一件事，就是走边防。

    1958年的“教条主义风波”之后，刘伯承生活中笼罩着巨大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刘伯承并没有消沉。他深信党的事业、军队的事业，如同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一样，不可能完全平直顺畅。刘伯承没有怨言，没有牢骚，泰然处之。他深信党和人民是公正的。

    1959年1月19日，67岁的刘伯承携家眷由南京回到北京。9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副组长是徐向前。在一般人眼里，战略小组组长算是个虚职，可刘伯承不这样认为，他夙兴夜寐地为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工作操劳。

    刘伯承撑着残弱的病体，深入部队，深入边防，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亲自动手给中央军委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从世界战略形势到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准备，从一种武器的研制、一条铁路线的修筑，到每个战士负荷的减轻，他无不精心擘画和周密思考，并及时向中央军委和总参、总政、总后提出建议。

    他常常说，自己是一名“伤残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所提建议仅供军委和各总部决策时参考。他一再反对人们把他的话当作什么批示，但是，实际上，他的诸多深思熟虑、远见卓识的建议，总是受到军委和各总部的重视，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当“参谋”

    1962年6月，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入侵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在西段的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了侵略据点。10月20日，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犯。

    这天，自卫反击作战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展开。在东段，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迅速攻克了枪等、卡龙、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队密切配合，相继攻下沙则、仲昆桥，同时迂回到章多。至当天下午，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后来，我边防部队又分兵5路，乘胜追击，直取达旺。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向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的入侵印军实施反击。激战1小时，全歼入侵之敌，进而乘胜扩大战果，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印军侵略据点。

    刘伯承在北京看到第一阶段作战的捷报之后，十分高兴。他估计印军不会善罢甘休，而我们的反侵略作战还可能继续打下去。

    他打电话给总参，询问参战部队的休整情况，分析印军的动向，印军反扑可能使用的兵力，了解战区的交通状况，哪些河流能通航等等。

    刘伯承要求总参告诉前线部队：“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组织专人调查所控制地区内的地形、道路和居民点情况，部队到哪里，哪里的这些情况就要搞清楚、弄准确，重要地理问题不能忽视。这一点搞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作战指挥。”重视地形和道路问题，主要是为了保障运输畅通和后勤补给及时。因此，他再次关切地指出：“印军后缩，运输条件比以前好了，而我们运输补给要困难些，印军可能用空军封锁我们，应预先作好防护准备。”

    11月中旬，印军果然调集了更多的兵力、武器，准备继续向中国军队进攻，并置重点于中印边境东段。为了遏制中国军队的正面反攻，他们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一带作了前重后轻的分段部署，形成了外线较强、侧后较弱的配置。这个特点一下子被刘伯承抓住，他指出：“目前敌人的配置，东段敌人兵力重点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上，其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从西北向东南摆成一字长蛇阵对我组织防御。在西山口方向，敌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从这里开它，要比砍背容易些。”他要求部队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应对，并说：“分进合击是军事原则，是一个重要的战法。正面攻击和迂回的部队，远距离迂回和近距离包围迂回的部队，这个方向和那个方向的部队，步兵和炮兵等等，都要切实协调一致动作。”在指挥上，他特别关照部队指挥员：“一是道路须顺畅，要作专门调查，抓好这一点就抓住了关键；二是要统一时间、计划，还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其实施，对影响部队开进和运动的各种因素，事先都要作好仔细的考虑；三是各方向的部队要有独立作战能力。这几点搞好了，分进合击就有把握。”

    身在北京，心在前线，刘伯承几乎把作战部队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想到了，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对策。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1月14日至16日，印军再次发动进攻。

    16日，中国边防部队坚决还击，自卫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在东段西山口方向，根据刘伯承“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指示，西藏边防部队采取钳制正面，夹击两翼和迂回腹背的战术，一举形成对入侵印军的合击态势。18日发起总攻，先后攻占了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同日晚，在东段的另一方向瓦弄地区，我边防部队主力直插印军纵深，全部拔除设立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侵略据点。21日，我边防部队逼近了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山南、林芝边防分队顺势进攻，很快到达了预定地区。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拔除了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残存的6个侵略据点，并将印军赶回到传统习惯边界线印方一侧。

    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并自12月1日开始主动回撤至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中国边防部队还奉命将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及其他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被俘人员。

    考察日本关东军地下工事群，寻找苏日之战背后的战场秘密

    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之后，刘伯承不顾年老多病，又带人前往东北边防勘察。

    1964年7月4日，刘伯承带领几名参谋人员先到沈阳，然后经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北上，到达牡丹江市，接见了黑龙江省委和公安纵队负责人，乘船巡视了镜泊湖周围的地形，参观了一个军工厂。

    7月16日，刘伯承由嫩江赴哈尔滨。在哈尔滨，他听取了黑龙江省军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详细观看了省军区的农、林、渔场分布形势图。

    回到住地，刘伯承结合边防情况进行了分析，然后向随行参谋提出：“你们研究一下，若是像新疆那样在这里也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按照黑龙江边境地区现有农场数目，在实际需要上够不够，哪些地区是战略要点，如何建设生产兵团，让沈阳军区考虑请他们最近提出意见来。”

    20日，刘伯承继续北上，途经齐齐哈尔市，视察了两个军工厂。在观看试制的火炮、炮弹图样和实物样品时，他说：现代战争机动性很重要，我们既要生产大口径的火炮，同时也要研究和生产轻便的、便于机动的、多种用途的火炮和炮弹，适用于山地、丛林作战，拆卸灵便，能打空中飞机、海上的轻型舰艇、陆地上的坦克和碉堡。

    几天后，刘伯承到达了他东北之行的最后一站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在市郊北山，他认真察看了当年日本关东军修筑的地下工事群。他先是结合周围地形，详细研究了工事外部的结构和体系，然后下到工事里边，对其内部结构，包括进出口通道、射界范围、离地高度、抗击能力，以及容量、厚度、生活卫生设施等，都一一作了细致的观察。由于天气酷热，坑道内潮湿、霉烂、臭味扑鼻，加之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休息，钻出工事时，随行人员都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可他却始终兴致盎然。一出工事，他就对海拉尔军分区负责人说：

    “听说苏军在这里进攻时，日本人死了不少，许多人是死在洞里的，苏军是怎样打下来的，日军是怎样被歼灭的？听说苏军最后是用了水淹法才解决问题的，把实际情况弄清楚，调查研究后向军委写个报告。”

    他还对随行的参谋说：“我看了地下工事，又研究了日本军队当时总体布局。日本在满洲里、海拉尔这个方向上，可能是个师团，以满洲里为前线阵地，布置有一个大队或者一个联队，海拉尔附近地域内基本阵地，布置有一个联队，预备队为一个联队。在海拉尔北山构筑了地下和地面相结合的碉堡工事，东面可能是弹药库，西面是指挥部，方向对着满洲里，这样的部署，可以研究参考。”

    29日，刘伯承返回哈尔滨。在25天的行程中，刘伯承和当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进行磋商，就边防建设、战备工作、军事训练、武器制造、工事构筑等问题提出了切合实际的非常明确的意见，为中共中央军委、总部制定战略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不幸的是，在结束这次视察活动后，他的眼疾加重，眼压又高达70多度，最后被确诊为青光眼急性发作，不得不专车返京，住进医院治疗。

    从下雪考虑到国防和人民生活

    晚年，刘伯承病魔缠身，备受折磨。这一切，自然为他的许许多多的老战友、老部下所牵挂。

    1965年春节，原八路军129师的几位参谋———王乐天、李炳辉、王南、卫垒、廖开芬和机要秘书廖家眠等，在钟泽民的邀集下，到刘伯承家拜年。两间房大小的客厅，摆着两套带补丁的浅蓝色布套的旧沙发和几把椅子，房角放着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客人们等在客厅里，刘伯承被一名战士搀扶着走出来。他的视力衰退更严重了，大家心里不禁为之一怔，发出“廉颇老矣”的感叹！

    汪荣华好像宽慰大家似的笑着说：“斗大的字还可以认出来，衣服的颜色还可以分辨。”

    刘伯承元帅还是那么朴素、热情、平易近人。他戴一顶旧毛线帽，身穿一套旧棉军衣，面容清癯，但精神很好。他非常兴奋、愉快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认真聆听每一个人的声音，还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指出谁是哪一个科的参谋，当时的科长是谁。

    当时，钟泽民带上了在北海舰队当航空兵回北京探视的大儿子，刘伯承拍着他的肩头，分外感慨地说：“当时你们参加革命时，也才十几岁，也是这么高的青年。现在，你们的娃娃都这么大了，我们怎么能不老啊！”他让夫人汪荣华赶快把别人送给他的浙江温州蜜橘弄一大盘来招待大家。

    在与大家闲谈中，话题转到最近下的几场大雪，他转过身来问钟泽民：“你是从四川来的，这几场大雪下得好，瑞雪兆丰年嘛！但西藏同四川不同，那里是大雪山，交通困难。那里的人民是拾牛粪当柴烧的，这样大的雪，拾牛粪就困难了。你是否知道西藏近几年搞出煤了没有？万一国家有事，军队要保卫边防，是不能只靠牛粪烧饭的，没有煤炭怎么行？”

    钟泽民不大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考虑一下说：“胥光义同志过去负责过进藏支前工作，现在在地质部工作，可能了解这个问题，我回去后立即向他转达。”刘伯承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到老元帅能从下雪考虑到国防和人民生活两件大事，在场的人既深受教育，又感慨不已。然而，此时备受病痛折磨的刘伯承，还遭遇着已经降临的政治风暴的无情摧残。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撤销，战略小组也徒有虚名。

    从此，刘伯承不再有实质性的工作可做，完全处于赋闲状态。但是，他依然把国防建设，部队的战备训练，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他以残弱多病的身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和支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的工作，忠心耿耿，一如既往。

    安慰逆境中的聂荣臻

    1966年秋，刘伯承不堪忍受城里住所周围造反声浪的干扰，搬到京郊西山住下。不久，叶剑英和聂荣臻也搬到这里。陈毅、徐向前经常来看他们。于是，5位元帅在西山时有会晤，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商讨保持军队稳定的办法。

    这年12月12日，传来了吴玉章逝世的消息。刘伯承听后万分悲痛。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也是刘伯承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两人是师生加战友的双重关系。吴玉章的去世，对体弱多病的刘伯承又是沉重的一击。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阴谋策划与指挥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一时间，“一月革命”引发的夺权风暴在全国各地骤然刮起。

    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和刘伯承又聚在一起谈到深夜。他们一致认为：军队决不能被夺权。军队必须保持稳定。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应明确规定不能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不准成立所谓的战斗组织等。

    2月中旬，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李先念等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许多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与江青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江青等蓄意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将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批斗与围攻。

    不久，聂荣臻病倒了，住进了301医院。正在301医院治眼疾的刘伯承闻讯，不顾左眼已近失明，摸索着来到聂荣臻的病房。他紧紧地握住聂荣臻的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刘伯承和聂荣臻同是四川人，早年同在上海，后转到中央苏区，又共同参加长征。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两人情同手足。想到这些，刘伯承不禁感慨万千。良久，他才说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

    这在平常情况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话，可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它的意义和力量却显得那么不平常。

    事过多年，聂荣臻回忆这一情景时还满怀感激地说：“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啊！”

    一封长信

    不久，由于眼疾加重，经周恩来批准，刘伯承离开了政治热浪袭人的北京，前往济南治疗。

    后来济南社会秩序混乱，住地很不安宁，刘伯承又先后转赴南京、上海治疗。治疗期间，刘伯承常常对前来看望的部队领导干部说，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一定要防止过火行动，内部要团结，不要出乱子。他还用历史上内忧外患的事例反复强调：内忧与外患总是联系着的，没有内忧，必无外患；如有内忧，终有外患。最要紧的是内部要团结一致，时刻警惕敌人钻空子，在混乱中搞垮我们。

    1969年10月18日，刘伯承被通知疏散到武汉。10月20日，他处理了文件资料后始去武汉，后又转赴上海。在上海，他继续治疗视力极其微弱的左眼。

    1970年5月，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址设在高等军事学院。
   
    得知这个消息后，刘伯承决定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册军事理论图书，送给军政大学图书馆。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刘伯承对前去探望他的军政大学校长萧克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些教材和图书留给你们，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撤销了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1972年2月，刘伯承给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很少回过话。现在我是个老弱病残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你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你们一份，供研究参考。”

    刘伯承呈送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材料，包括他对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对海空边防建设、国防战备工事构筑，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些深谋远虑的战略判断和经验之谈，是刘伯承几十年军事生涯的结晶，也是他向党、向人民所作出的最后一次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