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板横握出奇招

    毛泽东酷爱游泳，喜爱爬山、散步、跳舞，也爱好打乒乓球。

    1947年早春，转战陕北前夕，毛泽东身上肩负着千斤重担，但是他并未忘记身体锻炼。这段时间，打乒乓球成了他工作余暇的主要运动。

    后勤部的木匠师傅找来弹性较好的树木，做了两张既能打球又能开会的桌子。乒乓球是从缴获敌人仓库中偶尔获得的，也有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来的学生和海外华侨带来的。

    那是一个大雪后放晴的日子，在王家坪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士们清扫了积雪覆盖的院落，支起土球台，特意请伏案已久的毛泽东出来打打球，吸吸清新的空气，活动活动疲惫的身子和大脑。

    走出窑洞的毛泽东头戴棉帽，身着棉装，轻轻甩动几下胳膊，就笑呵呵地忙着与警卫战士开打了。球拍当然是自制的“光板”，毛泽东此时惯用直板握法，而且是中指和食指两个指头皆握在球拍前面。你来我往地发球，接球，扣球……最漂亮的，是毛泽东兴致盎然地反手击球！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毛泽东不仅自己注重锻炼身体，而且还热心地督促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体育锻炼。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你们一天到晚除了工作就是睡觉不行，要锻炼，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行啊？你们跟着我转，时间长了把身体拖垮了。必须坚持锻炼，有了好身体，将来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毛泽东还出钱，让工作人员买来单杠、双杠、哑铃、拉力器、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械，供大家锻炼身体。乒乓球台就放在菊香书屋西房江青原来的会客室里。从此，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锻炼热情高涨。每当毛泽东工作累了出来散步的时候，常常会双手反剪于身后，迈着稳健的步伐来瞧瞧大伙儿的锻炼情况。空闲时，毛泽东还会兴致勃勃地同大伙儿一起挥拍于乒乓球台前。

    毛泽东多为横握球拍，打出的球比较稳当，然而却变化多。有时他会故意虚张声势地望着对方的某桌子角，挥拍真打时却突然改变方向，把球打向另一边，经常搞得对方措手不及，摸不清方向。毛泽东不慌不忙，稳扎稳打，处处主动。如果对方中计了，毛泽东便开心地哈哈大笑，时不时还会得意地冒出一句：“声东击西，杀你个顾头不顾尾。”在这小小银球的你来我往之中，毛泽东不经意间把他的军事谋略应用得十分自如。

    1961年夏，毛泽东在上海驻地一连工作了好几天都没有休息。有一天，身边的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毛泽东的驻地有一个健身房，里边放置了一张乒乓球台，目的是让经常长时间伏案工作的毛泽东能抽空打会儿乒乓球，不要过于劳累。但是，毛泽东平常出来散步时并不习惯走这张门。

    这一天，摄影师吕厚民一方面考虑想让毛泽东锻炼一下身体，另一方面也真想给毛泽东拍一张打乒乓球的生动照片。他陪毛泽东出来散步后，就同毛泽东的秘书和保健医生商量好，在散步回来后，不走原来的门，而走通往健身房的那张门。

    毛泽东从那张门进去之后，看到了乒乓球台。吕厚民趁机不露声色地建议说：“主席，打打乒乓球吧。”

    毛泽东欣然同意了，高兴地说：“好哇！”说完，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近乒乓球台，握起了球拍。

    站在球台另一端的保健医生看见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准备，便把球发了过去。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微弓着身子，盯着对方发球的走向。说时迟，那时快，毛泽东瞅准方向接到了球，而且迅速“啪”地一回扣，把球打了回去，动作非常有力，身手也较敏捷。

    于是，一张经过吕厚民“精心策划和暗自导演”的毛泽东打乒乓球的照片，在毛泽东浑然不知的情况下诞生了。这张照片发表后，曾经在体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也成为镌刻在人们记忆中的历史瞬间。

    1962年，毛泽东到武汉视察。在风景宜人的东湖湖畔毛泽东居住的寓所，工作之余的毛泽东又抓起了球拍，高兴地过把乒乓球瘾。

    身着标准四个大兜的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刚刚放下批阅的文件和书籍，路过走廊上摆放的墨绿色、标准国产红双喜球台旁，在服务人员的热情邀请之下，兴致勃勃地拿起了著名的红双喜双面海绵加正胶的球拍。

    这次，毛泽东一改延安时期的直握法而成横握法了。他左推右挡地击球。当左边来球又低又快时，他还低下身子去侧身救球。那股认真劲儿，让人忍俊不禁。当来球高时，他还猛地抽杀一番。当他打着球时，两旁观战的工作人员会鼓掌欢呼。而当他打不着时，毛泽东也会笑着摇摇头。

    对中国乒乓球队关爱切切

    1961年，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乒乓球队获得了男子团体和男、女单打冠军，大壮国威，举世瞩目。庄则栋、丘钟慧等因此名扬世界。这一可喜的成绩，令全国人民为之一振。一时间，神州大地乒乓升温。

    乒乓健儿们回国后，贺龙随即安排他们到避暑胜地北戴河进行调整训练。碰巧，这时毛泽东也正在北戴河办公，听说乒乓健儿们到北戴河的消息后，他特地把健儿们请到了他的住处。

    毛泽东神态安祥，面带微笑，缓步于队列前，与带队者荣高棠以及教练员、运动员一一热情地握手。期间，毛泽东不时地回头问荣高棠：他们都是哪里人？是不是学生？还念书吗？……毛泽东关切的询问和简短的聊天顿时消除了大家的拘谨。最后，毛泽东言辞中肯地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勇攀世界体育运动高峰。

    接见后，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观看了乒乓冠军们的表演。面对这些健壮可爱而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毛泽东由衷地流露出慈爱的神情。

    时隔两年后，在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国又一举夺得了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3项冠军。回国后，荣高棠把奖杯送到了中南海，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接见了荣高棠。毛泽东对这几个精美的奖杯看得很仔细，不时前倾着身子，微微眯起眼睛，辨识着杯子上篆刻的花纹和文字。他极有兴致地边看边问：“这几个杯子叫什么名字？”

    “这个是男子团体冠军杯，叫斯韦思林杯;那个是男子单打冠军杯，叫圣·勃莱德杯;另外一个是男子双打冠军杯，叫伊朗杯。”

    毛泽东好奇地问：“为什么叫这些名字？”

    “这些奖杯都是以个人名义捐赠的，并且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这些奖杯的捐赠者都是国际乒坛的知名人士。”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这是不是就归我们了？”

    荣高棠解释说：“奖杯是流动的，只是放在我们这儿保存，到下一届的时候还要送回去，还得重新去夺。”

    毛泽东听了，若有所思地说：“这就是说，还得从头再来。”

    毛泽东短短的一句话，却掷地有声，意蕴深刻，说得荣高棠心头沉甸甸的。

    令人振奋的是，在第28届世乒赛上，中国队再接再厉，不负众望，又一举夺得了5项冠军。喜讯传来，举国欢腾。毛泽东更是喜不自禁。他从中国乒乓健儿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腾飞的光明前景。

    在操劳国事繁忙之余，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再次零距离地仔细观赏了金灿灿的5个奖杯。

    1964年，当毛泽东看到国家体委报到贺龙元帅处的徐寅生所写《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一文后，眼睛一亮。随即有感而发，指出：“多年没有看过这样好的文章了，全文充满了辩证法，处处反对唯心主义。”于是，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的新高潮。

    打造“乒乓外交”千古佳话

    毛泽东把国际体育交往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以重视和灵活应用。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眼观五洲风云，高瞻远瞩，通过国际体育活动这个极佳的桥梁，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建立和发展友谊。

    在这方面，我国的“乒乓外交”堪称范例。1971年春，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时，中国与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经绝缘了6个年头，外界要求中国乒乓球队重返世界乒坛的呼声日高，甚至认为没有高水平的中国队参赛，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比赛。这次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参加的首次重大的国际比赛。正是这次参赛，在外交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这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国际形势仍很严峻。中苏对峙，苏联大兵压境;美国虽然开始与中国接触，但尼克松和美国政界人士仍频频表示“不放弃对中华民国的义务”;中日尚无外交关系，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国民党特务在日活动猖獗。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不参加第31届世乒赛。

    大赛前夕的1月29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同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谈话，对会谈纪要文本草案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于2月1日在北京签字。随后，组成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向第31届世乒赛组委会报名参赛。3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各项参赛工作准备完毕。3月14日晚，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关于中国队赴日参赛问题的汇报。

    当时，体委内部又出现了去与不去两种不同的意见，而且不赞成去的还占了多数，理由是得知国外有几股敌对势力想破坏中国队的参赛，去了危险性很大。

    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接着，他耐心地解释派队参赛的理由，果断地说：“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31届世乒赛。”他边说边拿起笔来当场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此次出国比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写完后，马上要秘书将报告发出。3月15日一早，毛泽东的批示传到体委：“照办”，“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3月28日至4月7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一举荣获4项冠军，大大震动了世界乒坛。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与世界体育界隔绝多年的中国运动员遵照毛泽东倡导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泛开展“乒乓外交”。中国运动员的高超球艺和友好态度广泛影响了各国运动员、日本各界人士和各国记者。其中，庄则栋等与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而且，在日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美国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认为目前时机不成熟。4月4日，周恩来将加注了意见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将这份报告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压到不能再等的6日，可见毛泽东是多么慎重，经过反复的考虑，才将大致同意周恩来意见的批复退给外交部。这天下午4时30分，中国代表团接到了外交部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运动员接触的消息已在当地传播开来，并且引起了西方新闻媒介的普遍关注，甚至连正在莫斯科召开苏共二十四大的新闻都不如这条消息引人注目。

    深夜，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正在阅读新华社摘编的反映世界各国动向的“大参考”，他也被西方新闻媒介连篇累牍的报道所吸引。当他看到不久前庄则栋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的简报后，就提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同国内的电话联系由每天2次增加到4次，以便及时掌握动态。

    当时，在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的节骨眼上，对于是否马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问题，毛泽东必然要深思熟虑，慎之又慎。

    西方通讯社的报道使毛泽东重新考虑起原先的决定来。他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来，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此时让就在家门口的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是否有利？现在第31届世乒赛已近尾声，如果不马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他们就将打道回府了。

    4月6日与7日相交的午夜前，毛泽东本来吃了安眠药想早睡，却似睡非睡。其实他的脑子里还在转动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与否的大问题。突然，毛泽东在似睡着的状态中低沉含糊地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打电话给王海容，邀请美国队访华。”吴旭君想到这跟白天批复的意思相反，又想起平时毛泽东的交代“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感到进退两难。这可不是儿戏，她想法子再小心证实一下他的真实想法——只有让毛泽东主动讲话。

    这时，毛泽东坐在床上，头枕两手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吴旭君坐在他的对面。吴旭君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毛泽东到底清醒与否。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抬起头，使劲睁开眼睛，说：“小吴，你还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毛泽东平时都称呼她“护士长”，只有在特别严肃的时候才叫她“小吴”。

    吴旭君故意大声说：“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