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29日，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诞辰125周年纪念日。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后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传播马克思主义，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论文，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1920年他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全面工作。1927年4月被捕后遭杀害，年仅38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成为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未曾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

侯且岸(来源：《北京日报》)

    作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精神领袖，李大钊为何很少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更未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

　　李大钊作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在他短暂的有生之年(1889-1927)为何很少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为何没有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似乎与他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很不相称。近期，我在北京的一家专业刊物上，发现有研究者对李大钊未参加中共二大，也没有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存疑，并提出了在二大后不久召开的“西湖会议”上李大钊曾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准确地说，应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新见”。我觉得实有必要对此做一番历史的、理性的解析。

　　在李大钊牺牲之前，中国共产党共举行过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大于武汉召开的第二天，即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而他确实仅仅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在党的三大、四大上，李大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四大开幕前，1924年12月，曾经陈独秀提议，组建中共北方局，由李大钊担任书记。但在一个月后，四大召开期间(1925年1月)，北方局又被取消了。由此可见，李大钊确实是很少出席党的代表大会，甚至于在党的一大、二大上未能进入中央局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党的三大、四大上也没有进入中央局、政治局(1924年11月设立)。对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后人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它是否真的是与历史当事人的身份不相符呢？我认为：理解如此特殊的历史问题，必须抱有客观认知的态度，不能在思想上搀杂任何情感因素、功利目的和主观臆断，而是要回归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真正尊重历史事实。

　　首先需要转变的是我们业已定型的“会议观”。那时候党的会议并不可能像今天这般有组织的程式化，具体的过程亦不会顺当，更谈不上有任何规格上的考虑。有些党员没有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原因有多方面，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一个被人忽略的事实就很有意思。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当年也没有能参加中共二大，个中原因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更何况，像李大钊这样的人物，当时他并不是职业革命家。他的主业是做北京大学教授。从1920年到1924年，这是李大钊在北大乃至北京最繁忙的时期。在担任教授的三个月后，李大钊被选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评议会是该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评议员只能由教授担任，并且由教授互选产生，每年改选一次。从1920年至1923年，李大钊连续四年当选)。而从1922年12月起，他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当时，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各类学校只设校长一人。在根本没有“副校长”的情况下，此秘书对北大的校政负有专责。因此，可以想见，李大钊在繁忙的教育工作和社会交往中，对是否或能否出席某些政治性会议、担任政党的领导职务的确是要有所取舍的，也必须取舍。而这种取舍今人往往难以置信。

　　我从《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看到了李大钊在1920年的忙碌，甚至于整个假期，也全部被各种活动占用了。我又从几位历史见证人(刘仁静、张国焘、罗章龙)的回忆和《新支那》、《晨报》的报道中，发现了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真实原由。其实，也是和假期有关。利用暑假，他作为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主席，留京全力领导已持续了几个月的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同时，身为评议员，他也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会议。从《张国焘回忆录》，我知道了李大钊原本是准备出席中共二大的，但因临时有事不能与会，故由他的学生高君宇代表(后高君宇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五成员之一)。二大后的“西湖会议”，主要是为国共合作做准备，事关全局，责任重大，李大钊还是利用暑期间隙赶去参会，又于会后代表中共抵沪，与孙中山先生会面，最终商定合作大计。我又从《北京大学日刊》登载的注册部布告了解到，为了参与改组国民党，出席国民党一大，李大钊不得不临时停掉了正在给史学系开设的“史学思想史”和在政治学、经济学两系讲授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会后，他又及时通知学生复课。

　　中共在建党之初，虽规模不大，活动范围有限，但受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深刻洗礼，党内充满民主与平等气息。党员把党内的职位首先视为工作岗位，并没有当成“荣誉与资本”，更不会看作诸如当今的“级别和待遇”。我试以中共二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例，来具体说明李大钊没有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真实背景。按照当时共产党人的想法，既然党员不多，中央领导机构的规模也就不宜过大。因此，中共一大选出由陈独秀(书记)、张国焘和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中共二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仅由五人组成，即陈独秀(委员长)、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其中，陈独秀和张国焘是上届中央局成员，蔡和森刚从法国归来，一方面代表旅欧党组织，另一方面他要代替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并主编党刊《向导》。邓中夏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已经接替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主要组织工人运动。而高君宇则在1922年5月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二大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显然是要让他侧重于组织青年运动。况且，他又是代表李大钊出席二大的。还有必要特别说明：张国焘、邓中夏和高君宇都是北京大学学生，他们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树立起自己的信仰，也同样是在老师的提携之下，他们分别担任了中共的领导职务。

　　当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层的组织构成，也有他们的设想。在他们看来，中共最急需的是要在工人中间发展自己的组织，以推动工人运动的尽快发展。而他们派到中国的代表所抱怨的问题大多集中于此，据有代表反映，早期的中共组织“脱离群众”，“试图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组织范围之内”，且“积极活动能力较差”，等等。有鉴于此，自中共一大以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张国焘和邓中夏这两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前后任主任一起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