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彩霞,河南郑州人,1944年6月出生。1966年夏“文革”开始时,读大学三年级。1993年冬,提前退休后,开始红色收藏之旅。后来把存放藏品的书房取名“润之书屋”。1999年秋,著名作家魏巍为“润之书屋”题字。至今红色藏品丰富,有“文革”小报、“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各种证件、票据、老照片、文艺作品、课本、传单、资料等。2010年春,她结集出版了《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繁体版改为《不再沉默——一个““文革””者的回顾与思考》)一书,将她的红色收藏提高到更高更深的层面。
红色收藏之路
1966年夏“文革”开始时,武彩霞正在读大学三年级。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祖祖辈辈的第一代大学生,她对毛主席始终心存感激和敬仰。“文革”中,她毅然带上了红卫兵袖章,经历了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合;经历了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斗私批修、教育革命……这“激情燃烧的岁月”,成了她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1993年冬,她提前退休。一天,她从杂物室的角落里发现一个木箱子,原来是存放二十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诗词、红卫兵证件、日记等,还有一个装满毛主席像章的精美小盒子。像神奇的鼠标点击到保存在内心深处的存储文档,记忆一下子被激活。于是,她和老伴商量,决定要为“文革”这段历史做点什么。她开始光顾古旧书市场,发现几乎每个摊位上都摆放有毛主席语录、诗词、像章、宣传画,甚至还有“文革”小报、传单、书籍等“文革”物品。她情不自禁地加入到收藏“文革”文物的行列中。十几年来,每到星期六,她就带上挎包去旧书市场“淘
金”。除了逛旧书摊外,同志、朋友的馈赠也是她藏品的主要来源。旧书摊位的“老板”跟她十分熟悉,有新东西就与她联系。
连续多年,她节衣缩食,把红色收藏当成唯一乐趣,藏品足以办个“家庭“文革”文物博物馆”。她把存放藏品的书房取名“润之书屋”。1999年秋,著名作家魏巍为“润之书屋”题字。
她的主要藏品
(一)“文革”小报3000余种,涉及包括西藏在内的29个省市自治区,有铅印、油印、誊印等。例如:清华大学《井冈山》报、河南《二七公社报》等。“ 文革”小报的名称,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如《血战到底》、《文攻武卫》、《杀派报》等, 还有《狂人》、《反复辟战报》等。版面, 多为8开4版,也有少数对开4版。油印品有500余种。
(二)“红宝书”100多种。其中有袖珍本英、法、德、意大利、日、越南文、藏文、朝鲜文等。“红宝书”的大小有16开、32开、64开、128开、256开。其中盲文版《毛主席语录》,由于特殊文字特殊纸张,大小为长30厘米,宽28厘米的大八开语录,由于发行量少,弥足珍贵。
(三)存放了40余年的毛主席像章千余枚。品种有铝制、竹制、塑料等,形状各异。
(四)“文革”中的各种证件。“红卫兵证”、“毕业证”、“平反证”、“工作证” 、“ 会议代表证” 、“ 上山下乡光荣证”、“持枪证”、“出入证”、“结婚证”等。时代印记直观、鲜明,每一种证件都折射一种社会现象,隐藏一段故事。
(五)“文革”期间的信封、信盏、邮票、粮票、布票、各种摆放品和各种票据。其中反映红卫兵大串联和徒步长征时的票据、借据,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看似混乱,实则有序” 的社会秩序。
(六)“文革”老照片。其中新闻照片3 0 0余幅(包括领袖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照片),还有部分个人存放的老照片。照片中显现出来的“文革”时代人们的装束以及精神风貌,无遮无掩,真实可信。
(七)“文革”中的文艺作品。其中样板戏,有剧本、剧照和部分唱片;美术作品有宣传画、漫画、文艺刊物等;老唱片有胶木和薄膜两种,内容有“文革”歌曲、毛主席语录歌、老三篇朗读片、配乐诗朗诵、相声,更多地是歌唱红太阳歌曲;歌本有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有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还有精美的手刻油印本。
(八)“文革”中的中小学课本。从1967年8月到1971年6月,为了“复课闹革命”的需要,全国不少省市自行编写过渡性的临时课本。1968年至1970年,河南省在小学一年级和中学教材中增加了《毛泽东思想课》。
(九)“文革”传单1500余份。其中8开传单1000余份,4开、对开传单300余份,32开、16开传单100余份。多数传单是群众组织印发的,有铅印和油印两种。
(十)“文革”资料。在武彩霞的红色收藏中,数量较多的是“文革”资料。其中不乏具有研究价值的某地区或单位比较系统的资料。1998年,她开始对“文革”资料按地区或单位、种类、专题进行数字化整理。整理资料过程中,写出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文章。如:《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四十周年话“文革”》等。2005年底,她根据收藏的“文物”资料,写出了《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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