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读者来访， 习惯性地会带些“ 礼品”，希望报社能帮他们解决某个问题，他讲清道理，予以拒收。有的读者因他的采访而使冤屈得以昭雪，便以重金相谢，也不能让他动心。滇西某县县委办公室主任，被检察部门控以贪污罪，但是当法院审理以后拟判无罪时，检察院却立即撤诉，但又不撤案，意欲“补充侦察”后再起诉。王学沛从该案律师处获知此事后，于1991年初赴该地区、该县采访，写出长达9000字的通讯报道：《真格是天高皇帝远》。后来在上级检察部门干预之下，该同志的冤枉得以彻底解决，恢复了工作、工资，工资也照常晋级（因此该文未发表），于是他专程来昆明，以当地土特产和1500元重金相谢，执意要王学沛收下，王最后还是退还给了他。

■　走遍祖国山川

    1993年上半年，昆明突然冒出5所高价学校（老百姓称为“贵族学校”），有人写报道说：这是新生事物，圆了一些人的办学梦。王学沛不同意这么看，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写出了长篇通讯，用对比的写法表示了对高价学校的否定。题目是《锦上可以添花，雪里尤须送炭》，明确指出：与希望工程相对而言，高价学校的出现，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在教育战线的体现。十多天后，教委主委朱开轩谈高价学校等问题的文章出来了，说明他的观点并未出轨。

    1997年岁末，《晚清法国驻滇领事方苏雅历史照片展览》出现在昆明，参观者众，轰动一时，赞语如潮。王学沛对这种现象并不很在意。但是，众多的报纸、舆论界人士对方苏雅所拍的这些照片的大声喝彩、过分的赞扬，甚至说它是“一部活灵活现的昆明近代史”、“一个东方活化石”，而且惋惜地说它“迟到了一百年”等等，他就感到茫然了：这些照片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毕竟还不是历史本身，作为法国殖民主义者驻滇总代表，他拍下这些照片的动机，也不可能是真心好意地记录云南的历史。所以王学沛参观了这两百多幅照片后，除了慨叹以外，还有些隐痛：方苏雅的照片，不就是在其国家欺辱我们国家、掠夺云南资源财富的期间拍摄的吗？在1890年“昆明教案”事件中，这个法国名字叫“奥古斯特•费朗索瓦”的殖民主义者，不是露出了他的帝国主义者的本相吗？他拍下这些照片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针对上列几个问号，王学沛访问了几位历史学家、昆明市地方史专家以后，写了长达六千字的评述性文章《轰动过后的沉思》，共四个部分：关于对照片的评价、关于对照片的考订、关于照片的标题与说明、关于方苏雅的政治立场。文章全文刊登在《云南政协报》1998年2月25日第四版。王学沛并不完全否定这些照片对研究昆明近代史的参考价值，他只是认为：现在中国站起来了，没人敢欺负了，但是对于历史上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罪行以及所造成的人民苦难，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离休以后，王学沛对报纸的批评矛头主要是指向报纸的错误导向、内容的低俗化、崇洋媚外的炒作，提醒他们不要成为帝国主义者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帮手。

    2005年2月，当他获悉国内有几家报纸将自己的报纸名称申报为“著名商标”，而且被工商部门批准以后，他意识到这些报纸走上了歧路的病根，还在于报纸的商品化，把报纸当做摇钱树。

■　2006年9月，随同云南省老领导党向民同志（中）访问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合影，左六为王学沛

    于是他立即着手搜集资料、阅读有关书籍、文章、学习有关政治经济学知识，并开始撰写专题，全面批判报纸商品化的“理念”与实践。经过5年的忙碌与曲折，总算出了结果：《宣扬与批判——“报纸商品化”透视》一书，于2010年6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脱离了“政治家办报”（毛泽东主席指示）轨道的报纸，他不愿意袖手旁观；对于“大势所趋”的“报纸商品化”（某经济学者语），他不去随波逐流。

    王学沛的写作计划尚未完成，还将继续写下去，写到不能写为止。

    他觉得他这一生在新闻事业的岗位上，没有为名利所驱使，能耐得寂寞，耐得清贫，是鞠躬尽瘁、问心无愧的。他认为，任何一代青年都应当完成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任务，而要完成时代任务，就必须进行集体的理性思考。

    “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见《画说经济学》94页《囚徒困境》），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十分普遍。所以为了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青年人都应当具有“集体理性”的修养。而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最科学最正确的集体理性，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